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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对象

沈华

2017年04月17日 12:00

林木西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

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1998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文科专业进行调整,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项下第一个二级学科。①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的学科。主要进行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宏观经济运行模型、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及微观规制等方面的研究。它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②
   
      一、国民经济学的建立与最初发展
   
      1.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并认为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
   
      谈到国民经济学不能不谈到卡尔·马克思,不能不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作为一个德国人,像其他德国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交替使用“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如马克思曾对恩格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过详细的摘要,并给予高度的评价,题目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家”的提法,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④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并加以评论:“国民经济学能够把这整个发展只作为某种事实,作为偶然需要的产物来把握。……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二者之间独有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⑤仅在这里,他曾先后12次提到“国民经济学”、4次提到“国民经济学家”、4次提到“现代国民经济学”。而在评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⑥在这里,马克思甚至把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并用,称之为“国民政治经济学”,⑧同时还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⑧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将“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诚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所说,“所谓的‘国民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种称谓”。⑦
   
      2.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学派认为“国民经济学”源于重商主义时代,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北欧学派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更古老的学科。按照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塞尔的说法,“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出现在所谓‘重商主义’时代”。⑧而在英国和法国,当时习惯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徒安·德·孟克列钦(1575-1622)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并用作自己著作的书名。⑨之所以如此,主要想说明这本书已不是论述“家庭管理”(北欧学派称之为“家计管理”),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北欧学派将其称为“财政学”问题),其目的在于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由此可见,早期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比较接近,二者如出一辙。“在那时叫做国民经济学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个名称适当地表达了它所含有的概念。”⑩即适应了当时封建制度的发展。
   
      然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名称(指与“政治经济学”等同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学”——引者注)的适当性却随着重农主义思想的出现与无限自由及自由贸易观念的胜利而减少”。(11)17世纪下半期,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思潮,这时的国民经济学家主张“国家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事务,而应该在某些明确规定的情况以外让各人自己料理他自己的事务,按照这种原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关于它的主题,国民家计的原理就不存在了”。这时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相适应,与经济民主、自由发展相适应,而与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渐行渐远。但总体说来,还未完全脱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在德国、奥地利特别是北欧学派(也称瑞典学派,因其信徒遍布北欧各国而得名)看来,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部分是由于方法论和理论观点的不同,也与各国所处的环境有关。哈耶克(F.A.Hayek)在为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撰写的导言中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那样,古典经济学衰落得如此干净利落……这部分出于方法论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对古典英国学派实际结论的强烈厌恶,因为这个学派阻碍了以‘伦理学派’之名为荣的年轻团体的改革热情”,“古典学派之所以从未在德国根深蒂固,原因之一便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直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成本或劳动价值理论中内在的矛盾”。(12)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也指出,德国的“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但是,既然(在德国)不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他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不能随意支配它,而不得不诉诸请求,他就必须向国家……表明,他对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让步,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让步”。(13)
   
    维克塞尔认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仅名称不同,而且研究对象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英法的古典经济学是“国家经济学”,那么,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则是“国计民生”经济学,其意义是国家富强、百姓富裕。正如维克塞尔所说,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国民家计或国民家计的理论”,“而财政学虽应视为国民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它却绝对不是国民经济学的全部”。(14)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既论及“国”又涉及“民”,是国与民的经济学,因而其研究内容必然“涵盖了经济过程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15)
   
      由是观之,尽管在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看来,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而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撰写《资本论》、深谙英法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实际上也认同这一点(尽管在他的手稿中仍然使用“国民经济学”这样的名词),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是,德国、奥地利、瑞典的一些经济学家仍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并以此为名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德国学者罗雪尔1843年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981年由朱绍文转译自日本岩波书店冈雄三译本),奥地利学者门格尔1911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絮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我国于1914年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付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15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38年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6)1983年出版了瑞典学者维克塞尔于1946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的中译本(刘絮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等等。
   
      由上可知,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阶段,要求经济理论与之相适应,主张经济自由的国民经济学应运而生,甚至对“国民经济学”的名称也造成了冲击。“在现代,对于极端自由的原则的确有了抵制,可是在现实中,则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度占优势。由于这个理由,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想抛离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政治’或‘国民’,而只称为经济学……但由于缺乏一个较好的名称,我们或许仍然可以保持这个旧有名称国民经济学;只要我们注意不使其含有经济领域内的国家单位的概念就行”,“当我们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批判一件事物是有利或有害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根据伦理上的或哲学上的要求”。(17)由此可见,当由重商主义发展到重农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国民经济学家极力想划清与传统的或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界线,它不限于理论分析而更强调其实践性或应用性。“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其定义就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方法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早期的国民经济学接近于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国民经济学则接近于应用经济学”。(18)
   
      二、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
   
      如上所述,国民经济学这一名称17世纪在重商主义时代已经出现,17世纪下半期虽在英国和德国受到削弱,但在德国、奥地利特别是北欧学派所在国家(如瑞典)一直得到发展,然而与中国并无直接联系。如果说有联系,主要源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严格意义上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只是其同义词)在中国的传播。而从实践来看,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也有人称之为“国民经济计划学”)有一定的关系。
   
      1.“苏联模式”对中国国民经济学初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包括经济理论的发展)对中国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或“苏联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后来出现的“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定位,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平滑的方式”同时取得胜利,它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也没有做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者于各个部门,而是在少数落后国家通过“强制的方式”首先取得胜利的。囿于物资匮乏和商品交换不发达,全民所有制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计划在当时是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这一模式主要建立在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划(主要是指令性计划)无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受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我国一些高等学校一开始设立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一说“计统专业”)。(19)所以,那时的国民经济学专业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学”以及后来又出现的“投资经济学”(也称“基建经济”或“基建财务”)的代名词。如果说那时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学”的雏形,也只是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或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20)
   
      2.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随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乃至传统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及相关专业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实行“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经济管理制度”,(21)我国高等学校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进行新的教材建设,并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就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22)
   
    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学科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二分天下”的格局。而且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新学科开始进入我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时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产生了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新的学科。(23)
   
      经济学科出现上述变化并不奇怪,这是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说来,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的概念、总的概念,包括国家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甚至包括某些政治学的内容。但随着不断发展和分化,逐渐产生了新的学科,原来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复存在,尽管有人仍可把这些学科都归为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确是由政治经济学逐渐演化而来的),但确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它的确与政治经济学有些割不断的联系,至今仍与某些学科如宏观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的学科边界有待进一步廓清(这实际上是目前国内其他一些学科也需要做的工作),然而很难再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事实。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科相比,我国的国民经济学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一个学科:它与政治经济学有联系,但现已不再是一回事;它似乎可从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找到某些渊源,但二者并非同出一源;其在中国的初期发展虽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然其现代发展显然与之相区别;国外有与其相近的学科(如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中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24)但却没有完全相同的学科;等等。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说,国民经济学发展必须国际化,但更多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因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本土化与主流化的关系”。(25)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经济学既是一个“历史学科”,又是一个新兴学科。(26)虽然从名义上看有某些国外色彩,但实际上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去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正因为如此,国民经济学可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之一,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学者肩负着进行这一学科建设的光荣的历史使命。(27)
   
      在这方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对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非常有启发:“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时间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8)国民经济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总结、探索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有影响的重要成果,才能找准本学科的学科定位,不断巩固和发展本学科的地位,获得更大的话语权。(29)
   
      3.国内对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较早理解。
   
      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内最早出现“国民经济学”一词,来自于1936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苏分会所编的《国民经济建设》一书。(30)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提出“国民经济学”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且形成专著的当推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他出版了上、下册的《国民经济学》。根据钱伯海的阐述,“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既研究生产力,也研究生产关系”,(31)“因此,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本书的有关部分中,都要加以阐明和论述”。钱伯海教授的这本书,“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试图‘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一个成果”。(32)钱伯海教授的理论贡献在于主编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的《国民经济学》,并由此引出了一个新的学科——国民经济学,但其理论阐述无疑带有较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以及统计学的痕迹。此后,国内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讨论,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张今声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由经济、社会、自然三者复合而成的系统,因此国民经济学需要研究复合系统如何相互协调和适用的问题,国民经济学是从总体上研究国民经济的内涵、特质、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实用性的学科。(33)这一主张从国民经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紧密结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从另一个崭新视角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顾海兵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主要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与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分支)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34)这一主张强调其与西方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联系。林木西、黄泰岩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为此要研究国民经济系统、国民经济运行、国民经济管理及其关系,这是国内第一次明确将“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5)刘瑞认为,“综合来看,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国民经济学还要研究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学不仅以解说国民经济运行为己任,还要以研究调控国民经济运行为己任”,“国民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以及管理过程的规律性”。(36)杨大楷、杨晔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综合和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37)刘伟认为国民经济学专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并将其研究主要定位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把握、数据的核算与管理”。(38)
   
    4.关于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近期研究。
   
      1998年教育部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之后,国民经济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已有国家重点学科4个、省级重点学科11个,博士点23个、硕士点84个,还有招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学校9个。但各高校对该学科的理解参差不齐,引发学界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国民经济管理论坛”的发言上。陈璋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应以分析中国特色和宏观经济学为己任,不追求所谓“统一的”宏观经济学。(39)董正信、朱长存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及管理的规律。(40)方芳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经济学。(41)关思甲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规律。(42)蒋长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宽派”以钱伯海为代表,“窄派”以李华、刘瑞为代表,“中派”则以顾海兵为代表,并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立足点,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的一门应用性学科。(43)金乐琴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学的定位应该是一门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进行研究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学科。(44)李树、高昊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及管理的规律。(45)王雅莉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各个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中的相互关系和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反映国民经济学运行的一般规律,目前无法被其他学科所替代。(46)张静认为,简单地说,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管理过程的规律性,国民经济学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特有概念,就是国民经济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运转方式,也就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各类经济活动子系统的界面及对界面活动的协调。(47)
   
      三、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国民经济系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根据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特点,结合我国经济的具体实际,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同时也有别于应用经济学其他学科。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过于宽泛,宏观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强调需求管理,应用经济学其他学科侧重从不同方面、不同部门或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都不能体现国民经济学的特点。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已突破了以往的单纯的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统计的范围,也应该突破将国民经济局限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构成总称的现状,而应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视角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经济系统”应成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我们提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性。(48)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内有关学者的赞同,(49)有的学者还对国民经济系统进行了分析。(50)
   
      为了更好地把握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国民经济系统的内涵。
   
      第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巨系统。根据张今声的分析,对于国民经济这一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因素众多的系统,传统的分析方法已显得软弱无力。只有把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系统,将其作为诸要素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统观全局,进行总体协调,实现整体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这是一个重大创新。(51)
   
      第二,国民经济系统是国家、国民和市场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从国民经济学缘起来看,其最初的研究对象是从“国民”(也称家计管理)发展到“国家”(或称“财政学”问题),后来又从“国民家计”导向市场(如主张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干预)。从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学本质上是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国民”。这里所说的“国民”既包括“国”又包括“民”,因为国家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国民,国家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国民经济学主要研究以“国”促“民”全面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与国民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下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国民经济管理也是基于市场的管理。只不过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国家、国民和市场三者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多重手段,促进“国”与“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三,国民经济系统是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联系而组成的网络系统。国民经济系统不是相互脱节的个别系统,而是多部门的集合体、各地区经济子系统的组合体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经济综合体。国民经济系统不是众多部门的简单相加,各地区也不是完全独立毫无关联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联系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国民经济学正是从国民经济系统诸多部门、诸多地区和诸多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和相互制约中,从子系统对国民经济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中,从整体上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性,而不是单纯从某些方面、具体侧面或个别领域进行分析。这也是国民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特点。
   
      第四,国民经济系统是由四种再生产构成的综合系统。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由此形成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关系。与此同时,再生产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过程,即人口再生产,并由此产生精神文化产品的再生产,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对经济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国民经济系统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的运动,而是包括物质产品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精神文化再生产和自然环境再生产四种再生产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经济系统、人口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有机组合的综合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整合。
   
    第五,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和动态的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与外部环境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因此其国民经济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系统,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态系统,而是不断改革创新的动态系统。正是中国国民经济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鲜明特征,给国民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将国民经济系统作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俯瞰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从理论意义上看,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纷纭复杂的国民经济现象,把握国民经济运动的本质,更加明确国民经济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学作为综合性、实用性的学科,显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国民经济涉及诸多部门、诸多地区以及产业、区域、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作为国民经济的子系统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使得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将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与其子系统的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二是从现实意义来看,有利于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对策性分析,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52)在经济新常态下,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整体的问题,越来越关心宏观经济层面,从而为国民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民经济学可以从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角度更好地为现实经济服务。
   
      (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
   
      既然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型、动态化的巨系统,那么,对国民经济系统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紧密、目标多元、影响因素复杂的巨系统如何进行研究呢?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或分系统都内容丰富,抑或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学科体系。将“国民经济系统”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必然与国际经济运动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要想顺利运行、取得更好的宏观经济效益,不仅要重视经济系统本身,而且要重视其与人口、社会和自然等其他系统的相互制约;另外就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本质而言,其目的并非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增速的提升,还有质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说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运动的实质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分析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性必须抓住重点,即对影响国民经济系统运动的主要方面、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大的方面来说,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国民经济系统
   
      国民经济系统既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或基础。对此可从国民经济系统总体、国民经济系统结构和国民经济系统环境三个方面对其运动规律加以把握。
   
      一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总体。主要是要准确把握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各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引申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国民经济系统涉及多部门、多地区,但如果不把它看作一级学科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53)来看,它毕竟不同于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它研究四种再生产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但它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国民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经济活动组成的网络系统,但如果作为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国民经济学不能取代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全部内容;等等。研究国民经济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二级学科)如何与其他二级学科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但绝不是说国民经济学可以包括所有学科,更不可能取代其他学科。
   
      二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结构。但不是研究所有的子系统、分系统,而是主要研究其中与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结构。如国民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然而在开始对国民经济系统结构进行分析时,主要是分析“三大结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而对如何实现“结构优化”则主要在国民经济管理的分析中进行论述。
   
      三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环境。对国民经济系统(即四种再生产的统一)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分析是国民经济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民经济运行不能脱离一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到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共生,即实现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做到“四种再生产”与“五大发展理念”的相互协调。
   
      2.国民经济运行
   
      国民经济运行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经济管理的客体。对此应主要从国民经济运行总体、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和周期波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主要研究社会总产出或总供给如何产生,社会总需求如何形成,社会总需求变动如何对社会总产出产生影响,以及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相对说来,这里主要分析的是经济总量、社会总供求的静态平衡关系。这是运行分析所必需的,也是运行分析的前提。
   
    二是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需求动力与需求管理”。主要分析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大需求或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国民经济分析中常用的方法。这里既涉及需求总量又涉及需求结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还应将汇率对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影响考虑在内,因为它对国际收支具有重大影响。
   
      三是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供给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研究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土地等自然资源供给、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与此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的特点,还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
   
      四是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主要分析周期波动的表象、成因及其传导机制,以及我国从1978年至今曾出现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及其成因,从而为分析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鲜活的素材。
   
      3.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规划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色。对此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类型和作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制定,以及我国确定的主要发展战略。
   
      二是国民经济规划。主要研究国民经济规划的含义、特征、功能及其与发展战略的关系,国民经济规划体系,国民经济规划的指标体系,以及国民经济规划的编制。
   
      4.国民经济管理
   
      国民经济系统的动态运行客观上需要国民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道理,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行动越来越坚定。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上了生动的一课。问题在于认识其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把握“国民经济管理”的内涵。如果是只谈“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这是现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内容的一部分;如果把“国民经济管理”等同于“宏观经济调控”,这实际上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在我们看来,“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国民经济预期管理、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微观规制和国民经济资产管理六个方面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所分析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这是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探索。
   
      ①1998年教育部对本科招生目录也进行了调整,将“国民经济管理”作为目录外专业,在全国7所大学继续招生(后扩大至8所)。在国内有关学者的呼吁下,2010年教育部再次对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修订时,正式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纳入全国高校本科目录内专业(见林木西《关于经济学科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的几点意见》,《中国大学教育》2010年第1期,第33-34页),但没有将“国民经济管理”统一改为“国民经济学”,以致造成本学科本科专业名称与研究生学科名称不统一的状况。
   
      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⑤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
   
      ⑥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9、252、260页。
   
      ⑦卫兴华:《“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
   
      ⑧K.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页。
   
      ⑨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10)K.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页。
   
      (11)K.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页。
   
      (12)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3)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14)K.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页。
   
      (15)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6)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17)K.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18)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19)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包括国民经济计划系在内的“八大系”,1950年3月设立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经济地理、农经专业并分别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修科学生;辽宁大学1950年最早设立的本科专业中就有计划统计专业;厦门大学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保持计统系的名称;等等。
   
    (20)这里是从与“部门经济学”等同意义上所说的“应用经济学”,与当下讨论的经济学学科分类没有直接的联系。
   
      (2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2008年12月18日。
   
      (22)1982年,辽宁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院校一起,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学》;1986年,又在全国率先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并进行了学科体系的配套改革,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部省级奖励。
   
      (23)“生产力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熊映梧教授,“消费经济学”的创始人为著名经济学家、湘潭大学尹士杰教授。
   
      (24)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25)和云:《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6)1986年、1987年,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上册、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国家教育部专业目录将国民经济学解释为“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管理学基础上形成并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与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财政学、金融学等具有密切关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它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正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
   
      (27)林木西、黄泰岩主编:《国民经济学》(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2016年5月17日。
   
      (29)关于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比较相似的是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法。其实不仅经济学,而且宗教学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杨慧林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神学与经济学的关联方式:神学经济学、经济学教和宗教经济学(见杨慧林:《解析西方神学与经济学间对话》,《当代财经》2014年第1期,第8页)。
   
      (30)花冯涛:《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东南学术》2011年第2期。
   
      (31)钱伯海主编:《国民经济学》(上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32)刘国光:《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尝试——读钱伯海主编的〈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下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415页。
   
      (33)张今声:《国民经济学》(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34)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35)林木西、黄泰岩:《国民经济学》(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6)刘瑞主编:《国民经济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3页;刘瑞:《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37)杨大楷主编:《国民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8)刘伟编著:《国民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1页。
   
      (39)陈璋:《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40)董正信、朱长存:《关于国民经济学发展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41)方芳:《国家利益驱动下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42)关思甲:《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演进》,《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43)蒋长法:《浅论国民经济学学科性质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这种关于“宽派、中派和窄派”的划分详见花冯涛:《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东南学术》2011年第3期。
   
      (44)金乐琴:《国民经济学的渊源、变革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45)李树、高昊:《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46)王雅莉:《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思想、理论渊源与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页。
   
      (47)张静:《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3-234页。
   
    (48)林木西、黄泰岩:《国民经济学》(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林木西:《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49)胡超:《试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学》,《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14期。
   
      (50)李欣广:《试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51)张今声:《国民经济学》(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工商峰会发表的主旨演讲的题目为《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经济新蓝图》,强调二十国集团要推动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53)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适应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进行修订,当时有一种观点建议增设“国民经济学”一级学科。在2011年3月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仍将“应用经济学”作为一级学科,并继续将“国民经济学”作为其项下第一个二级学科,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林木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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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17日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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