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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诀窍”

沈华

2017年07月11日 12:00

文一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期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世界。甚至直到十几年前(也就是大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还很少有人敢预测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强国,更别说全球性超级经济大国。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比她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均收入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中国至少把英国在1700年至1900年间,美国在1760年至1920年间,以及日本在1850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的革命性经济变革缩短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初的15至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中国缺席和推迟了二百多年后,却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突然被成功引爆?地理、产权、制度、法律、文化、宗教、资源、科学、技术、民主、教育、国际贸易、产业政策、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等等在工业化中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本文试图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
   
      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情况下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于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进步很快转变成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在1500年至1900年间,中国的人口从1亿增长到4亿,翻了4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快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的创新,部分原因是新获得的可耕土地。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但是,人口的增长抵消了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虽然灌溉系统和农村交通、卫生条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粮食收成仍然受干旱、涝灾以及其它的自然和地理因素强大制约,因此农村收成和粮食消费的波动性非常大,靠天吃饭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选择”通过增加人口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富裕,像17、18世纪的英国或者18、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这是一个对新古典经济学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食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费品:几天不消费,人们便会饿死;但是肚子一旦填满,食物的边际效用很快降为零。因此,除了对预防自然灾害导致的粮荒有一定作用,以积累很多的食物作为一种财富所产生的效用非常小。况且食品的可储存性也很差。当然,作为能够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很有储存价值,但可惜土地供给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是不断下降的。而且,当生产力受限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制造业产品非常昂贵和稀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时间,因此用大量粮食来大面积交换手工制造业产品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行选择。
   
      那么,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过剩食品呢?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社会,额外的食物能够带来的最欢乐和功利的回报是什么?当然是生育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像动物世界一样)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社会则不一样,大量的劳动力被分配去生产一系列的工业消费品,人们通过积累大量的耐用消费品或其代表符号的金钱、股票、股权、债权等金融债权而变得更加富有。在人类历史上,金钱第一次不再仅仅是已有物品的交换媒介,金钱还是未来将要生产和发明的未知物品的符号或索取权。
   
      因此,正是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顺应”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大,“发现”了如何批量生产日益繁多的消费品(从各种纺织品开始)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了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上,促成了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发现促成了英国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逃离,冲破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人类的束缚。毕竟,在工业革命时期,年轻一代的广大消费者很容易发现,在人们可以享受、消费和占有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包括情感和爱),孩子和农产品其实可以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被逐渐替代的。
   
      当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急剧上升时,人口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达到与收入增长同步的速度,而是会低于收入增长速度,因为额外的收入会用来购买多样化的新型工业消费品而不是简单用来增加人口这种单一“消费品”。况且为了满足这种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因此,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工业品价格迅速下降和工业品种类迅速增多,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涨和工资的提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丰富的物品时,市场的扩张促使更多种类和数量的耐用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从而遏制了一般家庭对多个小孩和简单农产品的原始需求。这使得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一去不复返。
   
    所以,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同类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生产力的急剧增加,而更应理解为对物品多样化的供给上的生产力的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种类和数量。工业革命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一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规模化批量生产,二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消费品种类的快速创新和翻新。
   
      工业品生产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生产的新模式大大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因为厂房内的劳动时间再也不受天气和季节限制),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依赖于劳动分工,即不同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相互协调。简言之,工厂的工作“是为有纪律、认真、专注的劳动大军设计的。产品流经很多人的手,每一个人都有不经心就会破坏最终产品的大多数价值的能力。每个工人的错误率必须保持很低,以保证这种集体工作程序的成功”。(Gregory Clark,2007,P.15)
   
      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严密的工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并不单纯是由产品供给方的少数天才企业家发明创新的结果,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是广大草根阶层(农民企业家、工匠和商人)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工业品市场需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没有巨大的市场、大众充足的购买力和及时投递消费产品的商业运输渠道与原材料供应网络,即使发明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技术(比如珍妮纺纱机),任何农民、工匠或企业家都不敢冒然投资和大幅增加超过自身消费需求的物品供应。不同地区的成百上千万的企业家、商人和消费者必须同时协调好专业化的批量生产、批量分配和批量交换的大规模活动。而这有赖于大规模的规范化的市场。
   
      因此,基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规模化批量生产方式,有赖于大市场的出现,而大市场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前所未有的协调成本。这些成本最初是由那些追逐超级利润的大批商人阶级承担,但最终是由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支付的。因此,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
   
      工业革命首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停止在农业部门工作,而是开始在工厂里生产工业品。粮食安全风险使得这样的劳动力重新分配是不可行的,除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这样的话,便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在土地不变情况下生产同样多的粮食,从而让更多人口能在工厂工作。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它可以依靠它在世界市场上换取粮食。但是就粮食安全来讲这是一个冒险的做法。贫穷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复杂的配送系统对进口粮食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快速有效的分配。即使是已经工业化的日本,也长期拒绝依靠食品进口来降低国内昂贵的农产品价格。
   
      1959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分配3000万-5000万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20%)去大炼钢铁时,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中国政府高估了在农田从事大规模组织化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忽略了原始农业生产缺乏规模效应这一事实,低估了土地的边际产量对劳动力投入的迅速递减,从而导致在1960年和1961年的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78年和1988年间,中国逐渐每年“分配”3000万至9000万的农民去当地乡镇企业工作,却没有遭受粮食短缺,也没有从国外进口粮食。在那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工业品产量增长了整整了15倍!这与卢卡斯(Lucas2003)和McCloskey(2010)所说的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世界人均收入的惊人和神秘的增长是同样巨大的。而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农村工业将会出现更惊人的爆发式增长。
   
      然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消了食品、肉、轻工业消费品如布料的配额,成功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的“短缺经济”问题。在改革开放首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后的1988年,中国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情况下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农村改革为工业化奠定了真正基础
   
      农业生产(包括传统和现代的)总是比较特殊的。它不需要大规模团队工作和超越家庭成员的合作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便是当今美国的现代农业,也是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虽然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耕作。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分工的回报率有限,对大量劳动力协作的边际收益非常低,与亚当·斯密描述的别针厂,19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劳动力密集型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厂,以及20世纪美国早期的福特汽车装配生产线不一样。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主要靠天,靠大自然。作物生长完全是由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决定,不可能随意分成很多中间阶段或中间产品来“拔苗助长”,实现规模化生产。换句话说,作物生长是土地密集型,对大自然(天气、季节和日照)是很敏感的,因此它对劳动投入的边际回报迅速递减。
   
    1958年把农业生产分成大的企业单位或者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公社作为单位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想法事实证明是严重的失误。虽然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可能避免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造成的错误,但也决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自动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比如在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就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因此,“大跃进”的根本性错误并非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企业组织”问题。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非洲的贫困陷阱,也无法揭示中国在土地公有制度下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秘密。
   
      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大胆实践,推倒了大型耕作单位,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情况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步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实际上与新中国成立前的生产模式类似,为什么它就会在中国触发一场农业革命呢?如前所说,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或者是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土地的私人产权和转售权在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非常有保障的(见K.Pomeranz,2001;and Taisu Zhang,2011)。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没有帮助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使农民免疫于自然灾害。相反,饥荒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非常常见(更多细节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五章)。
   
      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时代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后约30年(1949-1977),中国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了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系统。这些系统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大进步,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农业改革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虽然这一时期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①
   
      其次,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下,虽然是土地公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因为回报(真实的金钱所得)是与个人努力相联系的。农民有15-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决定(1)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植什么作物;(2)什么时候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土地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农作物种植的类型。这个新的“制度”安排允许农民根据土壤质量和类型以及相应市场需求,进行合适的多样化作物种植,以实现产量最大化。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新的激励机制设计下,农民成了在满足政府的生产配额后的产量剩余所有者(即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还可以充分利用晚上和季节性空闲时间。妇女和孩子也是农业劳动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为家庭做副业工作,如养猪和织布。
   
      这些要素中的有些也出现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然而,很大的不同在于,虽然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土地是私人所有(地主所有),但是农民没有自由裁量权和动力去创业,因为他们不是土地生产剩余所有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就像是在公司里挣工资,资本家(地主)才是剩余所有者。然而,在邓小平的改革下,虽然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只是租给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在满足政府具体配额后索取剩余、自由安排土地(除了暂时不能买卖土地和配额)。在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足以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去有效耕作、追求利润、创业和创新。②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使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即在农业部门的初级劳动分工和区域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其风险(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大大降低。这也要部分归功于在1978年之前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建立的灌溉、电力和道路基础设施系统。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在1978年改革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由于这场原始(初级)的农业革命,中国农业总产出出现显著且稳定的增长,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农作物产量仅在1980年就出现了超过20%的永久性增加。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79年提高了34%,棉花产量提高了近2.89倍,油菜籽产量提高了128%(Wu Jinglian,2005,p,115)。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爆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
   
      1978年改革后,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③乡镇企业的繁荣主要是因为(1)农民希望有新的方式赚钱,或是补贴自给自足的农业收入;(2)当地村镇政府也希望找到快速发展当地经济的方法,以帮助农民致富,逃离贫困和马尔萨斯陷阱。
   
      虽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曾被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注意到,但是这个现象与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关系以及它在引爆中国工业革命中的伟大经济学意义并没有被充分理解。④它通常被认为不过是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甚至扭曲)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视角看,这种“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浪潮具有相同的意义、机制和规律。⑤
   
    在整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17世纪(1600-1700年)和18世纪上半叶,乡村工业曾在英国蓬勃兴起,繁荣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英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欧洲大陆市场和全球贸易市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英国农民,包括妇女和孩子,参与到手工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品)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式制造业承包和乡村作坊不断涌现,并演变成为以原始劳动分工和产业链聚集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原始制造业。随着一个半世纪的市场发酵和原始制造业发育,当批量的规模生产成为商人和早期资本家在国内外市场份额中赢得大规模竞争的重要方式时,这些“亦农亦工”的兼职农民工人和村镇作坊生产模式最终演变为全职工人和规模化大工厂生产模式。⑥
   
      这种根基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所必须的程序,因为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哪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需要一个深入和大型的市场来使得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大型工业组织有利可图;这反过来需要依靠草根群体的充足的高收入(工资)和购买力,需要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吸引大量的“以食为天”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民个体投入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制造业生产中。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来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
   
      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与早期欧洲的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欧洲和英国主要靠有实力的商人阶层牵头在农村投资、承包、组织村镇作坊工业生产和其产品的远距离销售:他们雇佣农民的闲暇时间和剩余劳力并为之提供原材料,来“就地”生产满足远距离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然后把制成品分销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这种“家庭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非常普遍。因此在欧洲和英国,广大的商人阶级是大市场的创造者和生产的组织者,是原始工业发育的“酵母”和催化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来开辟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远距离市场和组织原始工业生产的重任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村镇一级的政府承担。
   
      中国式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通过1978年后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涌现,终于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由中央计划和重工业为主政策导致的“短缺经济”现象。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或劳动密集型“工厂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依旧贫穷,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农村,而且早期的乡镇企业依赖的是原始生产技术,因此很少有人(可能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外)能够敏锐抓住或意识到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经济学意义。⑦事实上,经过十年的原始工业“发酵”和市场孕育,1988年左右的中国已经处在引爆工业革命的门口,却丝毫没有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和媒体的重视。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样的“历史逻辑”相同,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发源于乡村,即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开始盛开的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在所有制上与当年英国的乡村作坊完全不同(这正是麻痹和误导经济学家们的地方)。
   
      中国原始工业化的速度与西方发展史相比却是史无前例的。在1978年至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变为1890万个,增长了12倍;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占GDP的14%)增加到7020亿(占GDP的46%),增长超过13.5倍;农村工业的就业从2800万人发展到9500万人,增长超过3倍;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到963亿元,增长12倍;村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9倍。同时,农村工人作为总农村劳动力的一部分,从9%增长到23%。⑧
   
      这种爆炸式的增长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农村继续发生,像引爆了热核反应堆一样,一个爆炸导致更多的爆炸,一个增长导致更多的增长。到了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超过了1.28亿人(不包括去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占到了中国农村总劳动力的30%。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万亿,是1988年的16.5倍,1978年的225倍。在1978年至2000年间,村镇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为每年28%,即23年里平均每三年就翻一倍。即使调整通货膨胀因素,真实的增长率也会在21%左右,为中国全国真实GDP增长率的两倍(即每3.7年增一倍),意味着村镇实际总产量在1978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至少66倍。它使英国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革命相形见绌。
   
    经过1978年至1988年十年期的乡村原始工业的大规模繁殖和闪电般速度爆发式增长,罗斯托(1960)称作“经济起飞”的时刻注定会到来。第一个起飞时刻发生在1988年至1998年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个期间,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企业在农村和城市大规模兴起,与发生在1760年至1830年期间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类似,但是却以更加猛烈惊人的速度和威力爆发。第二个关键起飞时刻大概在1995年至2000年左右,当时中国人均GDP每年达到了1000美元(以2000年的美元计价)。但是,离开对产业结构的分析,GDP1000美元也许只是个随意和空洞的数字,实际意义不大,虽然世界银行经常把它当做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的临界值。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人均收入是这个收入的几倍甚至超过十倍,但是却缺乏进一步增长的动力。1995年至2000年对中国真正重要的是,批量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品的能力,以及“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上的需求已经变得非常大——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对能源、动力机械、基础设施和巨型机器设备的需求(购买力)大到在中国自己批量生产这些重工业品变得非常的有利可图。
   
      因此,在1995年至2000年左右,中国已经处在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那些造就了(并维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或简单地说,就是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正如经济史学家兰德斯注意到的,“纺纱和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纺纱织布又是另一回事”。(David Landes,1999,p380)对此我们得加上一句:用机器来纺纱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机器(纺纱机和织布机)又更是另一回事!如果发明机器来纺纱织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那么发明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以及所有中间产品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21世纪早期,中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建设阶段(由巨大的国内储蓄和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以及其它的轻工业品市场的支持),开启了化学品、水泥、电、钢铁、金属品、内燃机、卡车、汽车、轮船、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农业机械、纺织机器等等,以及用来生产各种轻工业品如电子产品、电脑、冰箱、摩托车、电视、洗衣机、家具等等的组装线和机床的大批量生产。
   
      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很难将其阻止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使中国出口总量与其增长趋势相比永久性地减少了近40%)也没能阻止中国的发展。
   
      四、社会主义中国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推动工业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探索。他是农民的儿子,从一个师范教员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他非常理解中国贫穷的根源和中国工业化的条件。毛泽东告诫他的政府官员,中国的工业革命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并且要从组织数量庞大的小型农村工厂开始。这些农村工厂可以生产基本的耕作工具和家庭用品来满足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他猜测,随着农村工业在技术和运营规模上的不断提高最终会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并为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国家四个现代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⑨
   
      毛泽东关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大中国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包含严重错误。在1958年,当全国地方政府过度热情地帮助几亿农民建立了600万个农村工厂(社队企业),一年内安置了5000万农民在这些工厂后,很快(1960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过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就基本被放弃了⑩。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看到了市场失灵的一面,其缺乏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一面,其缺乏国家能力来组织人民群众在国家项目协作和大国博弈中维持国家利益、政治稳定和公共社会秩序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缺乏成了导致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些宏观层面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政治力量,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以及20世纪日本军事侵略面前,中国无法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稳定,因此谈不上经济建设(无论以什么方式和什么体制)。邓小平(像毛泽东那样)相信只有强大的政府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确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相信在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情况下(尤其在国民经济领域引入自由市场和国际竞争以后),只有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内社会秩序才能够确保中国的工业化成功。邓小平还相信,在涉及到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很多重要工业部门需要继续依赖强大的政府投入和国家银行系统。
   
      但邓小平认为市场交换和中央计划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互补的。1979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1)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邓小平把市场竞争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域时,他拒绝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他强烈地拒绝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崩溃期间实施的西方式民主和休克疗法。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就在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人会谈中认为苏联领导人“天真而愚蠢”。这些国家后来的衰败、破产和动荡见证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和经济改革者的英明和远见。(12)
   
    如果把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即中国的乡镇企业浪潮)比作为工业革命这个婴儿诞生前在母体内的“胚胎发育”过程,那么早期大面积商业活动便是为这个胚胎提供“羊水”的子宫。在邓小平渐进、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下,商业不仅为全国地方政府所允许,而且还被保护、促进和壮大。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鼓励商业和商业活动,尤其是在农村,还补贴甚至使用各种各样的政府资源直接参与其中。邓小平曾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3)。如果农村商业可以让农民更加富有,那么政府就应该允许且支持和促进其发展。因此,1978年后,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当时城里各行各业公共雇员间流行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下海经商”!
   
      在自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五百多年后的中华大地上重新点燃对商业的这种激情,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来说绝非易事。它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信念,对他们所认为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上的转变。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所说,“经济变革对人们相信什么的依赖程度,远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Joel Mokyr,2009,p.1)但是制度经济学家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不是政治制度。
   
      五、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有助于工业化
   
      早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
   
      即使是最原始的农村工厂,也需要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团队(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公司)致力于协调生产、分担利润和经营风险。这样的组织需要初始投资资本(远远超过一个农民家庭收入的成百倍或上千倍),以及员工和组织之间的最基本信任。此外,成功非常依赖于远距离高效营销渠道以确保销售。
   
      在欧洲和英国原始工业化的16-18世纪,组织、融资和协调销售的任务都是由商人来完成的。这些经济活动的中间人(中介)是推动和促进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代理人和催化剂。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宗教(以及其它)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社会因素(想想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被标签为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和套利剥削者。他们被指控算计一切,包括才能和友谊。就像拿破仑(1769-1821)对英国重商主义商业文化所作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贵的情操,他们什么都能出卖”。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条件和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欧洲民族国家在绵延不断的相互战争中崛起,几个世纪的国家建设、新兴欧洲列强依靠商业繁荣和海外殖民来支撑的军事竞争也随之而来。重商主义的商业政策和实践,由国家领导、扶持和策划的全球贸易,如16世纪初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长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英国产生了大量的富裕阶层的商人和暴发户。这些愿意冒险、有企业家精神、承担失败、利润敏感、有商业头脑的商人在皇室政府强力支持下主动出击、殖民、掠夺、建立和扩大市场,组织农村家庭和村庄的团队生产并为其销售产品和融资(例如,通过承包外放的方法),在农村地区建立作坊、车间和搬运站,促进劳动分工和新技术采纳,培育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供应链,把商品分发给零售商和最终用户,提供交易信用等等。
   
      这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在1978年的中国显然是缺乏的。虽然邓小平鼓励商业发展,但是创造一个强大富有的商人或资本家阶层的时间跨度太短(至多只有改革开放初的2到3年,相对于欧洲和英国的2到3个世纪),尤其是在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海外暴利的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是如何在1978年改革伊始就能够点燃它的原始工业革命呢?
   
      秘诀就是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14)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下,农民可以也愿意集中他们的储蓄和土地为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形成初始资本(现金和土地资产),并分享利润和工作机会。(15)虽然,自1978年以来,土地是承包出租给农民个体家庭的,但是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出于工业目的而获得需要的土地,并不是农民和当地政府的一个大障碍。集体所有(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经常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认为具备领导才能的农村官员(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CEO)。甚至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和公社的官员也常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例如,当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下放到农村时,就是由当地村民民主选举成为村里基层领导的。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中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印记使得这些集体所有制组织很容易恢复和形成。通过当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学大寨运动,培育了农村的农民和村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村民家庭之间的高度社会信任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能力使得中国农民能够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缺乏现代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的社会里,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轻而易举地建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些原始淳朴的乡村企业突然间就布满了中国的村村寨寨,无论是高岗还是平原,是穷山还是僻壤;它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道最为壮观和雄伟的风景线,是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即将成功引爆的标志。本质上,它们的涌现是因为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农民们相信企业的公平的收入分配、风险共担和信用支付,以及政府支持和保护这种“制度”安排的决心和能力。
   
      在16-18世纪的英国,这方面的社会信任和农村地区形成合作企业的相关交易成本问题,不是由当地农民大众自己去缓解和克服的,而是在皇室政府强大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下和国家力量保护下由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和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去缓解和克服的。这些商人更少受到融资约束,并且在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和远距离贸易方面更有经验。但是,欧洲和英国花了几个世纪,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以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才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为英国“交织”和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个培育和形成市场的过程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大市场的“自然发酵”过程,其关键人物(“酵母菌”)是贪婪强大的商人。
   
    中国在市场培育和“发酵”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但不同的方法来迅速创造市场,而无需首先通过大批量富裕商人这种“酵母菌”。那就是通过利用地方和村镇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组织资本”作为“酶”和“酵母”来更快形成市场和农村企业的方法。中国的地方政府促成了农村企业的产生,加快了市场的发育和创造的进程。这是理解中国快速的原始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关键之一。
   
      邓小平领导的政府采纳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证的前提条件下(即四项基本原则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如果共产党不能给农民一个体面的物质生活,它就没有权利代表农民。在村、镇、省市政府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全国竞争中,任何政府官员如不能找到为当地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方式将会被认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这个务实主义发展战略利用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建立的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和社会资源,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众商人”(public merchants)。通过新标准下的择优选择和与周边地区的竞赛,形成了新一代既有商业谈判头脑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大批管理者。他们通过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资,为当地产品打广告、洽谈生意、保障原材料供给、建立分销网络,为当地商业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他们重新创造了欧洲历史上诱发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原始工业化过程,而且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效率下:他们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加强支付监管、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工业园和贸易展览论坛以及致力于与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非区域实体协商,为农村企业提供重要“中间人”服务;他们有时甚至帮助协调存货的库存吸收和平滑供求波动对企业的冲击;他们也帮助组织农民在空闲时间建设道路、提高灌溉系统,以及从省或国家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建设当地基础设施。
   
      美国学者Jean Oi(1992)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年至1988年期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许多大公司的作用: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
   
      原始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规模的企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聚集大量土地以及确保能源供应和供销渠道畅通(这需要维护良好的道路和港口)都很困难。在中国,这些公共品的提供主要靠地方政府。村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在1978年改革后才能呈现爆发式发展,虽然缺乏来自国家银行的传统信用支持和西方式的私有制度和金融系统。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以固定资本存量的平均值测量,从1978年的15000元到2000年的125000元,增长了8倍多。实现平均一个企业8倍的固定资本存量扩张,只有在每个企业的市场规模同比例扩张才可能。在此之上,乡镇企业的总数量在同时期增长了14倍。因此,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出需要的市场规模在1978年到2000年必然增长了8×14=112倍,也就是年增长率为24%。确实,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总资本存量值的确增长了114倍(与112的估值相一致)。(16)
   
      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这种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7-18世纪英国的原始积累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然而,中国是在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奴隶贩卖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肯定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一个只有大量人口但缺乏购买力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只是潜在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这种潜在的市场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存在过,但是没有实现过。清朝朝廷和民国政府都不关心组织农民的事。前者看重在大城市建立现代工厂,后者相信自由放任和地主私人土地所有权。因此,在1978年至1988年间,通过创造大量乡镇企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时引爆的供给和需求增长只能归功于一个因素——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这些政府官员与当年英国商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创造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的原始工业品市场和满足这个市场的乡村工业。
   
      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漫长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炮舰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像中国那样)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繁荣,与英国工业革命前(1600-1760)发生在乡村的原始工业化之间有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员同英国皇室和商人在建立自由市场和其支柱——社会信任方面,在帮助创造大量的原始工业企业方面,都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
   
      所以,谜团也许不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了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或为什么在这场对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很不起眼的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史上英国那样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发生,比如在具有很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代?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晰:中国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如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挖掘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就地参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哪怕是原始制造业。
   
     本文经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作者本人同意,摘自《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文一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章《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诀窍”》,发表时内容有所删节,以飨读者。
   
      ①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87085座水坝,而其中99%(86258座)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年至1978年间修建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政府发动农民修筑了占现存80%之多的农村运河和灌溉系统。这使得邓小平时期的家庭承包制经济大受其益(见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210/article13384.html)。
   
      ②今天,中国农民可以通过市场把他们的土地重新租给农业企业家,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企业家可以从很多个体农民家庭那里收集大量土地,以采用机械化耕作方法赚取更大利润。这些出租了土地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或做别的生意。所以,在新的契约安排下,农民和企业家都获利,土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③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参见温铁军(2011),Xu and Zhang(2009),"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Firms: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Revisited"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④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参见张毅、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2001)对乡镇企业与中国工业化的紧密联系的精辟分析。
   
      ⑤见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1972)对欧洲历史上原始工业化的经典分析。同时可参见Mendels''(1981),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landers,此书基于他196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以及Kriedte,Medick,and Schlumbohm(1977),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⑥这一英国早期工业都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如伦敦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兴起的事实也在T.S.Ashton(1968)的《1760-1830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有论述。除了粮食安全困境的威胁外,在工业革命启动以前,因为缺乏规模化市场和产业链的支撑,一开始就在商业城市设立工厂、聚集大量的农民工人、为农民工提供吃饭和住宿等都是不可思议和非常昂贵的,因此在早期发展阶段会非常得不经济和没有效率。而这种一开始就直接在城市搞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设想恰好是很多后发国家的政府企图采纳的发展模式,也是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的二元产业发展模型所刻画和推崇的。关于中国三元化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论述,参见李克强(1994)。
   
      ⑦由于世界上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告诉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关于乡村工业在一个农业国引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政府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态度是有反复的。毛泽东可以说是20世纪第一个认识到乡村工业的重要性的人,但是缺乏市场支撑的社队企业都是失败的。中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关于乡镇企业的很多争论,参见张毅、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
   
      ⑧数据来源:张毅、张颂颂(2001)“中国村镇企业简史”,附录表1,中国农业出版社。
   
      ⑨毛泽东早期关于社队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一系列思想,见张毅、张颂颂(2001),《中国乡镇企业简史》。
   
      ⑩在大跃进失败后,政策调整使得社队企业从600万个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1.7万个,在1965年达到低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毛主席偷偷给村镇企业又开了绿灯,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村镇企业已增长到152万个。(见张毅、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12)参见EzraF.Vogel在2013年出版的书《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也可以参见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3354.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4)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精辟分析,见华生(2014)。
   
      (15)在有些村庄,农民在采取抽签的方式获得在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工作机会。见温铁军(2011),《解读苏南》。
   
      (16)数据见张毅、张颂颂(2001),数据附录。
   
    作者简介:文一(1958- ),男,四川乐山人,《经济动力学与控制论》杂志副编辑,《中国经济评论》副主编,清华大学《经济学报》(中文)副主编。北京 100083]]>

2017年07月11日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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