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两车同时怠速一会儿

1997年,原广西大学与原广西农业大学(1992年广西农学院更名为广西农业大学)兼并,组成新的广西大学。可是,债券违约还不是债市出资者最感头痛的工作,2016年12月债市迸发的“萝卜章”工作把20多家券商和银行拖入其间,出资者脑袋“轰”地一声:这下子费事大了。2、芥末堆不承受经过公关费、车马费等任何方法发布失实文章,只出现有价值的内容给读者。
德克尔有望变成别的一个高富帅 一样是笔杆子

马克思证券市场理论新论

沈华

2017年09月06日 12:00

宫玉松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3期

在人类发展史上,尤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狂飙突进、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是资本主义高奏凯歌大踏步进入发达阶段的时代,是经济社会剧烈变迁、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凸现丛生的时代。
   
      这一切在有着社会经济晴雨表之称的证券市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突出表现在工业化上)推动了证券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尤其随着19世纪中后期铁路股票和工业股票的勃兴,证券市场发生巨变,证券市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成为“像蒸汽机一样的革命因素”,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又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问题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最新重大调整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马克思给予了密切跟踪、关注和深入分析。迥然不同于庸俗经济学家仅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肤浅和庸俗做法,马克思深入剖析揭示证券市场的本质,把握证券市场运行规律,观点鲜明而犀利。直到今天,其若干重要论断仍熠熠发光,对我们今天认识证券市场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凸显了真理的魅力和力量。
   
      一、马克思对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
   
      证券市场的产生与股份公司和国债发行发展密切相关。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马克思认为早期股份公司“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典型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特许公司,马克思称之为“现代股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①。公债不仅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还促进了证券交易和投机,“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②。
   
      最初的股份公司主要产生于风险大、投资巨的航运、采矿业,以及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运河、收费公路等行业。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时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③
   
      股份公司的真正大发展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时期”才出现的,因为此时才具备了股份公司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发达的信用制度和大规模的资本集聚,“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集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⑤。信用制度对股份公司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发达的信用制度,就没有股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因此“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时期”,是相对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早期资本主义或不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主要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资本主义。
   
      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出现质的飞跃和迅速发展,也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尽管17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产生了最早的证券市场,但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证券市场的发展仍属于早期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结束时所说的:“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铁路股票和现在相比也还比较少。直接生产事业还很少采取股份形式”。证券市场的规模很小,主要交易品种是政府债券,公司股票处于从属地位。
   
      进入19世纪中叶后,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推进、铁路的兴起、信用制度的发展,证券市场也驶入快车道,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铁路作为19世纪中叶之后的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其发展速度之快,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之强,受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程度之高,无与伦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铁路与30岁的人一样年纪。除国债外,没有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这样巨大的发展……这种暴发户式的财富,现代工业的巨大产物,雌雄同体的经济怪物(它的脚像树根一样地扎在土地里面,而头却靠交易所养活),乃是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劲敌,资产阶级的又一支辅助部队。”⑥铁路建设投资规模巨大、需要巨额资金且风险较大,只有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⑦铁路热和铁路股票的大量上市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变革,铁路证券大量发行上市,并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通过购买铁路股票进入证券市场的人大量增加,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证券市场开始走向繁荣。随着铁路证券取代政府证券成为主角,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也从为政府服务转变为公司证券服务。
   
      铁路股票在马克思证券市场理论中占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主要参照系。马克思目睹了铁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迅速筹集巨额资金迅速完成铁路建设,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证券市场的动荡与铁路的兴衰也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对铁路股票讲的最多,甚至将铁路股票作为股票的代表。马克思在1862—1863年《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指出,“大量以前(不可让渡)财物的变卖使它们转化为商品,仅仅由流通券构成的财产形式被创造出来,一方面是地产的让渡,另一方面是铁路股票,简之,各种各样的股票”⑧。
   
     铁路带有浓厚的公用事业色彩,铁路与政府及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铁路股票的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甚至股票掺水、财务造假格外严重,对小投资者的损害格外厉害,美国所谓强盗资本家多数与铁路有关,如古尔德、范德比尔特等。因此,马克思对铁路股票及证券交易所欺诈掠夺性的批评格外严厉。
   
      “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⑨进入19世纪晚期后,随着新的工业革命大潮以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来,工业股票逐渐增多,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超过铁路股票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如果说铁路股票带来了证券市场的第一次高潮,那么,工业股票以其量大面广带来了第二次高潮。工业股票的勃兴推动了证券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功能的日趋完善、地位的愈益突出。随着证券市场的腾飞,证券市场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其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中枢地位真正确立。
   
      二、马克思关于证券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
   
      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崛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受到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和极大重视。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⑩。具体表现如下。
   
      (1)资本集中速度大大加快,以铁路公司、大工业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开始形成,大资本的控制力、支配力、影响力空前增强。股份公司的成立,导致“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2)与资本集中同时出现的是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积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剧。马克思1871年指出:“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11)
   
      (3)资本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产能过剩的日益严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而且危机的规模和程度日益加深,比如1857年危机、1873年危机、1893年危机、1907年危机。与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密切相关的金融危机像可怕的瘟疫,成为不定期爆发的资本主义新的不稳定因素。
   
      (4)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股份公司制度的兴起,并最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和代理风险。“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12)。
   
      (5)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金融证券业的兴起,“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以及新的食利者阶层即以交易所为中心、以投机为生的投机者阶层,尤其是“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
   
      (6)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方式出现新形式、新花样,比如通过证券市场投机、操纵、欺诈,“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13)。投机活动明显增加和日益猖獗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投机的危害更大。
   
      (7)“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原定《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作计划中第一册第四篇的标题及有关内容的提示。当然,只是表明了马克思对股份资本的重视及其作用的评价,而并未涉及对股份制性质的判断。这里所讲的“最完善的形式”,无疑是指股份制具有的“社会化形式”,因而可以成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总而言之,股份公司虽然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性质,并没有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证券市场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马克思对虚拟资本及证券市场投机性的认识
   
      (一)虚拟资本及其运动
   
      马克思认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14)。股票本身没有价值,不是现实的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是虚拟资本。至于公债券,更是纯粹的虚拟资本,因为“这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对一国年产品的债权”,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
   
    关于虚拟资本运动,马克思指出,“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有价证券作为虚拟资本,虽然没有价值,但有价格,影响有价证券的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企业经营状况、盈余分配状况、行业属性、供求关系、利率变化、流动性多寡、经济增长状况、投机炒作等,其中决定因素是企业经营状况、市场利率、供求关系。“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即与公司经营状况及分配状况有关;另一方面“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此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15),即与市场预期及投机炒作有关。
   
      另外,股价波动还与利率及供求关系变动有关。利率的提高,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费用,减少收益;另一方面会导致市场资金回流银行,从而形成抛压,供求关系逆转。“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16)。“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将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17)
   
      (二)关于证券市场的投机性
   
      证券投机是指以博取证券短期升值、谋求证券买卖差价为目的的证券交易行为。投机是证券市场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交易所把这种投机活动推向极致,经常掀起大的投机浪潮。证券市场的投机性与证券未来收益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及人性的贪婪有关,但根本上是由于虚拟资本的特性:“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18)受到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虚拟资本量通常大于它所代表的实际资本量,偏离越大,泡沫越浓,未来破裂的可能性也越大。
   
      每次大的投机浪潮的驱动因素包括资本过剩、利润率下降、利率降低以及经济虚假繁荣、投资者盲目乐观等。利润率下降导致“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19)。利润率下降、投资要求的资本额的增加,导致一部分资本退出生产经营领域,闲置资本增加,资金过剩,“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利息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20)。
   
      另外,新兴产业泡沫,即基于对新兴产业的良好预期大量资本涌入造成投资过热和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投机往往还与上市公司欺诈与失信以及政府的纵容、监管的松懈联系在一起。典型的如法国波拿巴政府。
   
      大的投机浪潮发生时,几乎全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疯狂参与投机盛宴。马克思在1856年4月写的《普鲁士》中指出:“把法国变成赌场又把拿破仑帝国比作交易所的无法遏止的买空卖空现象,决不局限在这个国家的疆域之内……以致现在除去工人和小农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大发横财的狂热里了,甚至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离开了通常的途径,参加到最危险的冒险行径中来,每一个小店主也都变成了炼金术士。”(21)“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22)
   
      在这种疯狂的投机活动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投机者都是贪婪、自私和不道德的,“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23)。
   
      当然,投机的零和博弈性质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决定了投机的结果总是对投机集团有利,广大中小投资者往往是投机的受害者。
   
      四、马克思对股灾的认识
   
      股灾即证券市场出现崩溃式下跌。股灾与投机过度有密切关系。投机狂潮导致股票市场畸形繁荣和股票价格非理性上涨,造成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过度偏离,泡沫由此形成并越吹越大,而过大的泡沫终究不可持续,终究要破裂,一旦破裂就形成股灾,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过度投机的结果必然是股价严重高估、泡沫极度膨胀,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崩溃即股灾。
   
      但证券市场作为社会经济晴雨表,其危机终究是由实体经济引起的,证券市场不过是提前(约半年左右)反映了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证券市场危机实际上是工商业危机的预兆、序幕和第一阶段,股灾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危机。19世纪中晚期的几次经济危机大多与铁路投资过剩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泡沫很相似。
   
      无疑,股灾会对实体经济有不利影响,尤其股灾与实体经济危机同时发生时,“有价证券行市的剧烈波动,即使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可是却同商业危机的一般征兆同时发生,这就要造成非常有害的后果了”(24)。典型的是1929—1933年大危机。
   
      但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证券市场的下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25)。如果是单纯的证券市场行市变动,即不伴随着实体经济危机,则证券市场价格的下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这说明,在证券市场危机与实体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上,经济危机是源头和起因,起决定作用,而证券市场危机是经济危机之结果,是从属性的。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粗浅认识显然大相径庭。许多人颠倒了证券市场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因果关系,倒果为因地将证券市场危机当作经济危机之源,其实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符合其证券市场理论逻辑体系的。既然虚拟资本运动独立于实际资本运动之外,既然其涨跌与实际资本的变动无关,既然虚拟资本总额通常总是大于它所代表的实际资本额(这表明存在泡沫),因此,泡沫的破灭或证券价格的下跌只是挤出过多的泡沫,是合理的价值回归,因此,不能倒果为因,不必对证券市场价格下跌大惊小怪。当然,在股灾与经济危机同步发生、出现崩盘危险时,采取一定的救市措施是必要的,可以避免证券市场危机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
   
      五、马克思对公司治理与欺诈问题的认识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贫富分化的加大、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加剧、强盗资本家的崛起,反映出这也是表面繁荣、内里肮脏的镀金时代。上市公司治理的严重不规范是镀金时代的突出特征。公司治理问题是随着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来的。“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26)股份公司的成立,造成“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私利、损害股东利益,或者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以及欺诈失信、虚假财务披露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所谓董事和监事,其“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法国动产信用公司、法国巴拿马骗局以及“关于铁路公司的道德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等。
   
      马克思特别强调股价下跌与企业欺诈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价格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27)。这些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以严重夸大不实甚至完全伪造虚假的业绩,编造各种各样的题材和概念,在市场上招摇撞骗,导致股价严重虚高。一旦东窗事发,真相大白,其股价必然暴跌,甚至一文不值。而且这类公司丑闻带来的诚信危机会对市场造成沉重打击。联系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国的银广夏事件,马克思的这一光辉论断仍有强大生命力。
   
      六、马克思对证券市场与财富再分配的认识
   
      证券市场作为虚拟资本运动场所和零和博弈市场,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此盈彼亏实现财富再分配,甲之所得为乙之所失,证券市场暴涨暴跌的特性使其成为实现财富再分配最迅速的场所。而在缺乏法治与监管、信息严重不对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猖獗、欺诈失信严重的背景下,这种财富再分配主要表现为财富从小股东向大股东、从小投资者或小投机者向公司高管和垄断操纵集团即马克思所说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集聚。“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28)。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积蓄投给这些“资本雄厚、财源茂盛”的企业的,“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顶点的时候,——他们这是活该。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且一部分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财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29)。
   
      股灾的过程是许多人亏蚀累累甚至倾家荡产的过程,也是资本大鳄乘机洗劫、发危机财的过程,因而也是财富加速再分配的过程。股价下跌或金融危机恰恰是大资本趁火打劫、掠夺中小投资者的有利时机。“债务缠身的朝廷奴仆们又可以利用行市的下跌来大肆投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洗劫全法国的‘可敬的’投机商和少量有价证券的持有者了。”(30)“金融危机是施展大规模的金融骗术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普遍惊慌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规包围攻不下来的堡垒。”(31)当危机发生时,银根奇紧,利率高企,股价暴跌,“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32)
   
      七、恩格斯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僵化的、停滞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观点与立场与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但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十几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是新兴产业、大公司和工业股票勃兴的时期,是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如火如荼大发展大变革、特征与规律表现得更充分的时期,是美国强势崛起而英国渐落下风的时期。时代变迁给了晚年恩格斯更加壮阔的背景和更多观察、研究证券市场的机会和视角,因此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证券市场理论进行了若干补充。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股份公司及证券市场运作规范化程度在提高,剥削手段、欺骗方式也变得更加隐蔽和精巧。恩格斯于1892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33)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人刻意地甚至别有用心地夸大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在关于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理论上,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绝不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这里涉及恩格斯对证券市场的高度评价问题,恩格斯称之为“像蒸汽机一样的革命因素”。因为到了恩格斯晚年,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经济发展尤其工业和大公司的成长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正如恩格斯1895年写成的《交易所》中说的,“自从1865年本书写成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34)。
   
      但是,对证券市场的更高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恩格斯放弃了对其投机性、欺骗性、掠夺性、寄生性本质的批判。事实上,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其弊端和本质也暴露得更充分,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也更加犀利和尖锐。1893年,恩格斯指出,交易所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的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和其他丑闻的温室”(35)。在经济繁荣时期冒出来的“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们的股票,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36)。
   
      另外,恩格斯更加关注美国证券市场,美国成为恩格斯的重点关注对象和观察股票市场最重要的参照系。恩格斯晚年目睹了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美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爆炸性增长,甚至亲自参与了美国证券市场,他买了不少美国股票,也曾在1888年8月至9月在美国旅行了一个多月,熟知了美国古尔德、范德比尔特等强盗资本家迅速集聚资本的故事。他在1882年5月《论美国资本的集聚》一文中指出“美国的资本集聚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在进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30年中积累了3亿美元资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金融大王摩根分别拥有4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恩格斯准确预见这个显示出“暴发户民族特性”的国家“由于得天独厚而预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
   
      八、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卓越的证券市场理论是依据19世纪中后期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生动实践提出来的,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任何人都要受到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到证券市场未来的巨大变化。但思想巨人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马克思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能见微知著,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洞悉事物本质,从看似杂乱无章的运动中发现运行规律。马克思的证券市场理论是非常丰富、深刻、全面和极具前瞻性的,对我们认识当今已变得非常庞大复杂的证券市场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证券市场长期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证券交易所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机构。事实当然远非如此。1929—1933年大危机,是对市场万能论的莫大讽刺,大危机以矛盾集中尖锐爆发和极端的方式宣告了经济自由主义、金融自由主义的破产。与一些人对证券市场的理想化假定相反,现实中的证券市场恰恰是市场失灵多发领域,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格外严重,从而导致欺诈和内幕交易的盛行;人为操纵现象突出,即利用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证券价格,牟取超额利润;过度投机现象司空见惯,成为市场常态。正如马克思所说,证券市场“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事实上,证券市场的作用因国而异。美国的特殊国情即地域辽阔、劳动力短缺、特别适合采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及发展迅速而资本短缺,使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用武之地。而在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手工工场盛行的法国,以及后起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等,银行信用发挥了更大作用。证券市场的作用也因生产部门而异,股份公司制度特别适合于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的大规模生产流通部门,比如铁路、运河、采矿业以及钢铁、石油化工、汽车等典型规模经济的大工业部门。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未必适合。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意大利等国股份制及证券市场并不发达,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的差别。
   
      这也说明不能夸大更不能神化证券市场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市场机制的缺陷,单纯依靠“看不见的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监管,把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控和监管这“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证券市场与生俱来的投机性,以及在缺乏法制和监管情况下这种投机性被放大,演变为过度投机、恶性投机,造成股价虚高、泡沫过重孕育着股灾与金融危机的危险,以及对社会风气的污染,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等等,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马克思对投资者投机心理和投机百态的刻画非常生动、形象、深刻、辛辣,即使过了一百多年,我们仍能感到何其相似!人性难移,古今相通。今天的投资者仍能从中得到宝贵的警示和警醒。
   
    要妥善处理好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让虚拟资本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脱离甚至背离实体经济自我强化、虚假繁荣。要警惕虚拟资本过度投机导致的泡沫膨胀,以及泡沫必然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伤害。1929—1933年大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马克思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由公司高管、银行家、权贵、投机大鳄结成的投机操纵集团通过操纵市场获取暴利的谴责,对渴望发财但总是成为刀上之俎、最终难逃被掠夺被洗劫厄运的小投资者的同情和讽刺,对证券市场便利大资本掠夺小资本、加速财富再分配的深入分析,对官商勾结、内幕交易、营私舞弊等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抨击,对号称公开透明、充分竞争实则黑幕重重、陷阱密布的证券市场的批评,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缺乏法制和监管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私和冷酷。由于证券市场作为资本逐利场的特殊性,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乃成为操纵和谣言的大本营,成为腐败官员和强盗资本家最便利的牟利场所。
   
      马克思对骗子公司、劣质公司充斥市场的揭露和批判,将股价下跌与公司欺诈联系在一起,将市场危机与公司失信及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振聋发聩,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美国的安然丑闻、中国的银广夏事件。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只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治理水平,才能夯实证券市场的基础。前些年我国证券市场出现的一些乱象及对市场的冲击,充分说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很强的针对性。
   
      尽管后来的证券市场与早期相比,无论规模、结构、市场主体行为、法制与监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所揭示的证券市场的本质并未改变。
   
      当然,马克思的证券市场理论又是开放的和发展的,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逐步完善的,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比如,马克思所痛斥的骗子公司横行、交易所投机欺诈失信等现象是自由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是政府自由放任、丛林法则、唯利是图、野蛮生长、无法无天的必然。股票市场最发达的美国,直到1933年、1934年、1940年才相继颁布《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1933年才成立,在其设立及监管过程中受到以交易所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阻挠。信用和监管与法制的缺失,导致投机盛行、黑幕重重,证券市场也因此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证券市场暴露出的严重投机性和早期股份公司存在的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问题,不能不成为马克思关注、揭露和批判的重点。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监管的逐步加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证券市场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行为已逐步收敛。通过加强法制和监管可以尽可能限制证券市场的缺陷和弱点。可见,尽管人性古今不变,但看得见的手是可以治理很多市场失灵现象的,所以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对证券市场丑恶现象的辛辣批判和无情抨击。
   
      马克思对证券市场尽管天然带有投机性但是又像蒸汽机一样的革命因素的高度评价,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充分利用证券市场。
   
      马克思对证券市场两面性的辩证看法,有助于我们今天防止出现一边倒的片面做法。证券市场的诸多问题,凸显了证券市场与投资者利益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人性贪婪与恐惧的特点,更暴露出市场机制天然完美论、市场至上论的软肋。但作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产物,证券市场在促进资本集中和大规模投资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证券市场,它不是洪水猛兽,人们不能因噎废食;它也不是天然完美的,人们不能对其问题视而不见,更不能刻意美化、陷入市场万能的陷阱。有效的法制、监管、强制性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的关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0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1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10-61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45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8-4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5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7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0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0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8-559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0-541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9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13-714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7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72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1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6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9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23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4-40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1-313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2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1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6页。
   
    作者简介:宫玉松,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7年09月06日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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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假如不修图的话效果即是下面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