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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巴蜀地区的独特地位

钱翥

2017年11月10日 12:00

赵 坤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8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755 ) ,北方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奔蜀。唐僖宗年间,爆发黄巢起义,广明元年( 880 ) ,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唐僖宗效仿玄宗,逃入剑南。在唐朝中后期两次爆发叛乱,长安不保的情况下,为何玄宗、僖宗两次都选择了入蜀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巴蜀地区在唐朝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地理形势、官吏任命、经济财力、人口情况、历史经验等方面分别来分析。

 

一、地理形势

 

从中国地形上看,秦岭以南和三峡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是绵延起伏的重重山脉,只有四川盆地一个大平原。它四周被米仓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大凉山、邛崃山、龙门山等所环绕,“其地四塞,山川重阻”[1830,顾祖舆精辟地指出,“四川地区处于西南边疆,山岭重叠,大江大河纵横,山川交织连接,俨然就是一个自我包围的地区。而且从川东往东出行就可以占据长江上游,从川北向北环顾就可以连接出川关道,控制川西地区就能威慑藏地,拥有川南就能遏制云南,自古以来就号称十分险峻。张华言: ‘蜀汉这块地方,南方兼跨邓榨,北方阻于褒斜,西边就是喂碳,以剑阁相隔开,十分险峻,是一个可以独守的地方。’”

 

考虑到剑南地区的地形地势,自古以来剑南通向外界的通道并不是很多,主要的道路一是陆路,向北穿过山川峡谷的通道; 二是水路,也就是沿着长江航线出三峡而入江南。陆路需经险恶的山川与千里栈道,极不便捷。从关中到益州地区,主要有金牛、阴平二道可入蜀,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道[216。尤其以金牛道最为重要,“从秦朝以后,从汉中到巴蜀的道路都需要从这里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蜀之咽喉。”阴平道也很重要,号称“控制两川的命脉,是进入剑南地区所必须经过的道路。”[32848三峡水路则多险滩和急流,危险万分,巫峡、瞿塘峡与艳濒巨石等都是顺江东出巴蜀路上的巨大险阻。但是不管是从陆路北上关中还是走水路经由三峡都非常艰险,后人对其险恶曾有十分精辟的描述: “从陆地上行走就必经过青泥隘、大散关,有羊肠九折的回转,从河流上行走就必过瞿塘峡,要冒着沉舟的危险。”[216

 

正是因为剑南地区奇特的地理优势,顾炎武指出“蜀者,天下之领。蜀据天下之上游……巴蜀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国家而不和中原地区联合,依然可以安全的存在”[4124。顾祖禹也说过“用四川这块地方争夺天下,好的情况就可以称王,差的情况也足以称霸一方……所以说自古以来,争夺天下的人,没有不好好经略巴蜀的”[33094。因此欲统一天下者都高度重视对剑南地区的掌控。

 

再加上唐朝定都关中,而巴蜀背靠关中,与关中地区的地缘优势也就显而易见。四川和关中地区的路上通道多次拓展,例如著名的金牛道,金牛道贯穿剑南南北,南到云南,北到关中,这是唐朝当时重要的路上通道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沿途“都有店面用来供应商人旅客,时称当时远行数千里就好像只走了尺寸之间,十分方便”[5152,显而易见,当时剑南与长安的路上道路十分顺畅便捷,交流十分紧密。在关中东部面临敌患( 安史之乱、黄巢起义) 的时候,除了南下巴蜀( 玄宗、僖宗两次奔蜀) 这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还能去哪里呢。也因此,巴蜀地区在唐朝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而这不仅表现在巴蜀的地理位置上,还表现在其他很多的方面上。

 

二、官吏任命

 

剑南地区最高级别的长官任职阅历都极为广博,大多数都在京城朝廷担任过重要职务,而后又任职地方,司知道府。观察使等职务本来是作为使职的,本衔当初作为中央的官职,后来随着差遣制度的发展,使职反而成为职事官,成为地方长官。一般来说,观察使基本上都加上检校散骑常侍或者御史中丞的头衔[6168,节度使大都加上六部尚书或者御史大夫的头衔,地位尊崇的人更会加上宰相的头衔,被称为使相。剑南西道( 唐建国时称益州大都督府) 是全国都很重要的藩镇,人称“宰相回翔之地”[77641,节度使等官吏大都会加上宰相的头衔,四川地区其他几道诸如黔中、剑南东道、山南西道也类似如此,只是没有剑南东道那么明显。剑南西道曾任宰相的地方最高长官有高士廉、来恒、窦怀贞、张嘉贞、韦皋等六十余人,约占总人数的 30%,足见巴蜀地区的重要。[839

 

益州大都督,后来的剑南节度使,也就是后来剑南道分治后的剑南西道节度使多由皇子遥领,如蜀王李恪、成王李千里、寿王李瑁等,实际出任节度使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出身于李唐宗室,如李孝逸、李思训、李夷简、、李宗闵等人,出于官宦之家的人就更多了,在史书中确切记录的就约有 74 人,其中,约有 15 人更是声名赫赫的名将贤相的后代,如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严挺之的儿子严武、张嘉贞的儿子张延赏、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牛僧儒的儿子牛丛、段志玄的三世孙段文昌、杜如晦的五世孙杜元颖、高崇文的孙子高骈、令狐德棻的后裔令狐楚等。[840朝廷将大量的皇室宗族和官宦权贵任命为剑南西道的节度使,是对剑南西道重要性的极大肯定,这样一来,对于朝廷控制和开发西南意义重大。

 

剑南西道( 唐建国时称益州大都督府) 是在全国都很重要的藩镇,人称“宰相回翔之地”,最高长官大多由重要的大臣和亲近权贵担任,“如果不是功勋卓著的大将、贤明的大臣、皇亲宗室权贵或者有极大名望的人,是无法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9701。这就说明,能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官员本身就绝非泛泛之辈。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混战,剑南西道的地位不断提升,剑南西道“乃眷左绵,实为右屏,控压夷落,保卫皇都”[98280,正是由于以杜鸿渐、陆象先、李德裕、柳仲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节度使等官吏,有着丰富的为官经历,既曾长期任职于朝廷中央机构,与中央的关系紧密,又曾历地方的重要藩镇,熟稔地方的行政事务,从而使他们在为政西南时,体现出非凡的行政能力,并且能够排除中央和地方权贵的干扰,依法治理地方。正如《旧唐书》所云: “都督、刺史掌清肃邦歌,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101919。有力地推动了唐时西南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唐朝提供一个安定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三、经济财力

 

唐代剑南地区凭借着优质的土地和富饶的资源,种植业、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商品性农业的发达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西南地区尤其是剑南地区自古以来即是茶树天然的优良生长基地,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眉州、汉州等七州都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地区,这七州均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成都平原一带,它们相互连接,形成了一条茶商品产业带,这条茶商品产业带构成了唐朝茶叶的生产中心。唐人崔致远曾说: “旧闻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130。可见,茶业在商品性农业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1218当时剑南西道的经济作物种植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不仅有前文提到的茶,还有诸如棉花等经济作物。茶、棉等市场作物的种植基本上与粮食作物的种植相脱离,经济作物的生产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市场上商品的交换,而不是为了生产者自身的消费需求,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由于长期安定而吸引来的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入,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贸易的需要,剑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纺织业仍然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丝织品的总产量和品种极为可观。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资料记载,向朝廷进贡织锦的只有成都府、蜀州、绵州和扬州等四个,而属于剑南西道的就占了三个。蜀锦是剑南西道产量最大、名气最高和最高贵的丝织品种,元稹在他的诗作《估客乐》里写到,“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134623即是明证。唐代的益州也就是后来的剑南西道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纺织中心之一,本地的蜀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名声在外。唐代剑南西道商业都会的丝织品贸易非常广泛,如在成都市场,“通衢有鬻绫罗者”[1134,通衢指大道,不在市内。这则材料说的是在大路两边就有交易现象的存在,之前交易活动必须要在市里进行的规则被彻底抛弃。蜀锦成为剑南西道最为著名的畅销丝织品,大量的商人不怕辛苦来到成都买锦,同时,蜀锦也畅销扬州、西州等地,杜牧在扬州江面上看到,“蜀船红锦重”[135963即可为证。

 

剑南西道纺织业中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麻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序变得复杂起来,产量也不断增长。德宗朝时,陕西扶风的商人窦义,购买蜀地所产的青麻布,一百钱就能购买一匹,分别四尺开裁,雇佣人用青麻布做小袋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风烟藐吴蜀,舟揖通盐麻”[141876,都形象描绘了唐代东西—129—两个最发达地区进行麻织产品交流的盛况。

 

剑南西道地质构造极为复杂,丰富矿产资源得到大量开采,推动了铸铜业、冶铁业以及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冶铁、铸造业的规模很大,以钱币铸造业最为发达,所造钱币供应全国。剑南西道拥有长江、嘉陵江、岷江等河流,水系比较发达,由于陆路交通实在紧缺,所以造船业崛起而发展水路交通势在必行。传说所造之船可载五六百人,蓄一年粮食,能顶住巨大的风浪,航行距离很远。由此一来,剑南的商品就可以通过河运直达长江沿岸各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并且造船业还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衍生,如木材业、冶铁业、桐油业等。不管是冶金业还是造船业,都促进了剑南西道经济的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政府财政的良性发展。

 

唐代剑南西道的内外交往道路,在原本历代积累的基础之上,做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是十分方便。剑南各地之间,都有道路连通,来往方便快捷。对外交通,也较发达。“向北前往关中,能够直通长安,进入中原; 向东经过三峡,沿长江坐船航行,可直达汉湘吴楚; 向西前往羌中,进入吐蕃,再远也能到达西域; 向南直达交州、广州,也可以向西通往印缅”[1529。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交通运输系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剑南地区交通的发展毫无例外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唐代,“扬一益二”,扬州和益州( 剑南西道) 是整个大唐帝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又是通过长江这条水路航线所连接,这条水路交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岑参在《万里桥》一诗中云: “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132049即为明证。

 

四、人口状况

 

隋朝末年,由于经过了全国性的战争混乱,整个国家户口数量快速锐减,但是剑南地区却没有经过战乱波及,因而持续和平稳定,户口减损相对较少。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639) 户籍的记载,剑南道有 626760户,口 2828522 人。大约占了整个国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全国各道户口数量最多。

 

“《通典》所记户口数据,大体反映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 741) 的户口状况,根据其记载,剑南西道管辖 地 区 共 有 564992 户,比 贞 观 时 增 长 了 一倍。”[1628安史之乱后,剑南地区保持了安定稳定的局面,并且随着唐玄宗的入蜀,众多的京师和中原人口也向西南地区迁徙,史书中说: “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103330

 

虽然由于战乱,“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於曩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17702唐王朝赋税大量依赖剑南,致使本地官吏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多有逃失,导致官府著籍户口流失严重。但是杜甫观察到,安史之乱后,剑南的流民,“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17678官府著籍人口虽然流失,但并没有远离住地,还是逗留在附近。等到社会稳定,赋税平衡后,这些流民也会很快回到住处,进入户籍。唐代中后期剑南西道长期保持平稳,相信会有大量的流民回到原籍。如此一来,后来有史料记录剑南西道户口达到百万户,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了。

 

“高骈向皇帝所进的《筑罗城成表》里说到成都城有口 100 万,如果说每一户有 5 口人,那么总共大约也有 20 万户。”[78185可以分析看出,单单成都一地的人口在唐朝各个时期都能占到剑南西道总人口的1 /5 左右,成都有户 20 万,所以说唐朝中后期剑南西道是极有可能有户 100 万的。

 

反观中原各地,先是遭受安史之乱,之后又有节度使格局混战,最后又是黄巢起义,不断遭受着兵祸,百姓流离失所,经济也就随之凋敝。但是巴蜀就不一样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人口并未减少,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发展了社会生产,更为希图振作的唐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兵源补充。

 

五、历史因素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各地英豪群起响应,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当时刘邦虽然先入关中,但因为实力弱小,不得不承认项羽的霸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前往时人以为荒凉的巴蜀。项羽又特意三分关中,分封秦朝降将以防备刘邦的势力扩张。

 

萧何向刘邦建议接受项羽的分封: “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 关中地区) ,天下可图也”。刘邦接受了项羽对自己的分封,前往巴蜀封地。刘邦在南下汉中时采纳张良的建议烧毁栈道,以绝通途,并做出不再回兵东向的假象,麻痹项羽。但是在暗地里,刘邦却在众人的辅佐下,积极发展巴蜀经济,整编训练军队,厉兵秣马,把项羽以为荒凉之地的巴蜀变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兵营。

 

汉王元年八月,刘邦采纳韩信的计策,起兵北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袭击了三秦,开始与项羽逐鹿中原。楚汉战争中,作为大后方的巴蜀地区不仅为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更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传言,哪里有汉军,哪里就有巴蜀提供的粮草军需。五年的楚汉之争,垓下之战,四面楚歌,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即皇帝位,开启了前后两汉四百年的历史。

 

刘邦心里很清楚川中对于大汉朝廷的巨大作用,从他建国伊始,就把川中当作帝王独占的地盘,由大汉朝廷直接管辖治理,从来不会分封藩王在蜀地,其地方长官的选择也是十分严格。正如上文所述,巴蜀130—为刘邦的帝业贡献了所有能量,几乎以一地之力支撑起数年的战争,为大汉的开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可以说巴蜀是汉朝的源头。就如刘向在《汉书》中的观点,岐山是周朝的发祥地,而巴蜀则是汉朝的发祥地,是大汉皇室的根基所在。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在名传千古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刘备如是说。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大致是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思想进行。刘备占据巴蜀之地,建立蜀汉政权,虽未想高祖一样统一全国,但也是成就了一番霸业。

 

西晋元康六年,氐人反晋,战乱波及秦州、雍州,并且爆发旱灾饥荒,当地的氐人和汉人经汉中流入四川寻求活路。当时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政府逼迫流民限期回到原籍,巴氐首领李特、李流等聚集汉、氐流民于绵竹,率众起义。李特和李流死后,李特之子李雄继续带领起义军,攻下成都,占据巴蜀。公元 304 年李雄自称成都王,公元 306 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以成都作为都城。成汉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疆域东到今湖北地区,北到今陕、甘南部,西到青藏高原东界,南到今云南省境。李雄在国内设置郡县,政治清明质朴,与民休息,徭役租调很轻,经济恢复发展,百姓富足,当时全国其他地区都不曾有类似巴蜀的太平局面。

 

从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到三国时期刘备父子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成就霸业,再到两晋之交,李特、李雄雄踞巴蜀数十年,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这无不说明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六、结语

 

巴蜀在地形上,“天然形胜”,“陆地上有剑阁的雄伟屏障,水面上存在三峡这样险恶的环境; 东面扼守长江,把控江南的咽喉部位; 北面横贯秦岭,连走陇西之地; 西南都是高山大川,云南西藏都要经由此地”[18109,被《隋书》称为“其地四宽,山川险阻”。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引水灌溉,成为巴蜀富庶之源,造就了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使这里有“天府之国”的称誉。立足于这样的物质基础,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 刘备跨有两川,与魏、吴三分天下,三国鼎足而立; 诸葛亮、姜维多次北伐,和曹魏争衡正统。正是看出了巴蜀地区的重要性,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益州也就是后来剑南西道的管理。如果不是功勋卓著的大将、贤明的大臣、皇亲宗室权贵或者有极大名望的人,是无法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所以那时候剑南西道被称赞是“宰相回翔之地”。长期的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不仅为唐朝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役。于是,在爆发安史之乱后,中原沦陷,关中不保的情况下,唐玄宗“剑南虽狭,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就近选择了南下奔蜀。黄巢起义后,面临相同境遇的僖宗,也是做了和玄宗相同的选择。每当在中原发生暴乱之后,巴蜀都会成为唐朝中央进行武力反扑的军事基地。因此最后可以下定结语,巴蜀地区是“建都关中平原的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其重要的战略后方”[19345,是 唐 之“外府”[20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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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0日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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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教学公正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