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有些还处于在研制测验时期

归纳剖析:曩昔10次主战科隆,沃尔夫斯堡获得7胜2平1负的效果。井内的水许多,深有7米多,水面间隔井口的间隔只需两米多。姚明还在探寻,我国作业篮球变革仍负重致远。赵薇既是旗下演员,又是出资人之一。
我国方便面销量已继续5年跌落 中国其时存准率依然高达17%

西汉蜀商的成就及其原因探析

钱翥

2017年12月11日 12:00

田文红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5月


西汉蜀商以其活跃的商业活动,将蜀地商品行销至全国各地,甚至远销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对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开发、各民族文化交流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深入探讨西汉蜀商之成就及其取得成就之原因,对研究经济史、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史、四川地方史等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之际,亦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当代学者对蜀商亦时有论述。学术界迄今尚无研究西汉蜀商之专著,但在研究经济史、汉代经济和四川地方史的著作中,时常论及西汉蜀商,如《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一书,以专门章节记述西汉时期巴蜀商业概况,论述蜀商商业活动较系统,但因其通史体裁,对蜀商成就、蜀商兴衰原因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尚有欠缺。从学术论文的情况来看,较重视从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角度研究西汉蜀商,对于西汉蜀商成就及其成功原因的探讨也有所论及。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是较早的力作,周永卫在童恩正和余时英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蜀商时代》《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等论文对西汉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蜀商时代”,立论独到,颇有影响。周永卫的文章与秦立凯《西汉蜀商经商能力初探》一文,还对西汉蜀商成功之原因进行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对西汉蜀商、西汉经济的研究。综合来看,学术界近年在论述西汉蜀商成就时,对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及其影响方面关注较多,对蜀商其他成就和贡献论述较少;在探讨西汉蜀商成功原因时,更多地聚焦于朝廷政策、蜀商与权贵的勾结与垄断、走私等方面,对其他因素则论述较少。故拟拓宽视角,从商业成就、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西汉蜀商之成就,分析其成功原因,以待学界同仁指教。

一、西汉蜀商的成就

西汉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鼎盛、昭宣中兴等多个盛世,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时代氛围中,蜀商立足商业,积极作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蜀商商业成就巨大,为西汉经商致富之典范

商人的成就首推其商业成就,而商人逐利聚财,其商业成就之大小首先体现在经商获利之多寡上。西汉蜀商之财富位列同时期富商巨贾前茅,足见其商业成就之卓著,蜀商亦因此被史家视为经商致富典范而载入史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货殖列传》,旨在塑造商人楷模以垂范后世,“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3277东汉班固继其体例而为《汉书》之《货殖传》,此二传是二十四史中不可多得的专门记载商人的类传。尽管司马迁、班固二人因其迥异的思想、观念而对商人褒贬不一,但在记载汉代商人时,均以蜀商为始,体现出两汉史学家对蜀商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汉武帝之前的卓氏、程郑两位蜀商,《汉书·货殖传》继承《史记》的上述内容并增加了成、哀时期的蜀商罗裒。此三人商业成就卓著,集聚的巨额财富位列西汉富商巨贾之前茅。临邛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1]3277与卓氏“俱居临邛”的程郑“富埒卓氏”。[1]3278继卓、程之后,又有成都罗裒“訾至巨万”[2]3690。《汉书·货殖传》记载有姓氏的西汉商人共31人,在描述其富有时一般有三种表述方式:其一,以与财富相等同之货币数量或价值为据,大到“巨万”“万金”“数千金”“十千万”,小到“数千万”“五千万”不等,31位西汉富商中有19人均作如此记述,罗裒亦在其中;其二,以财富种类及其数量为据。如:“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其三,以文学性的描写述其大概。如:“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等。对于蜀商的描述却与众不同,除罗裒以“巨万”书之外,卓氏之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先列其所用僮仆达到八百人,后述其生活享受田池射猎之乐,最后以“拟于人君”做结语,这样的描述和“人君”之比,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均绝无仅有。程郑则用一句“富埒卓氏”,体现卓、程难分伯仲。史书如此记述,意在体现蜀商在致富之术、财富聚集、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点,突出了西汉蜀商以其巨额财富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堪称经商致富之典范

(二)蜀商亦工亦商,以冶铁业为龙头,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巴蜀物产丰、矿藏富,先秦时期蜀国的冶金、矿业、漆器、纺织、制玉、竹木器等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产品在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已居于领先地位。[3]218从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可见商周时期蜀国的冶铸业在青铜、黄金上具有领先性,但在秦入巴蜀前,巴蜀的铁器则量少质劣[4]28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先秦蜀国冶铁技术欠缺,导致当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秦灭蜀之后,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随着移民传到蜀地,冶铁业突破技术瓶颈,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外贸大宗。童恩正先生认为在战国至秦的历史时期,东南亚的越南和泰国出现的铁器,很有可能是从蜀地临邛输入的。从《汉书·货殖传》的记载来看,蜀商的两位代表卓氏、程郑均为中原移民,迁至蜀地后便居住在富藏铁矿的临邛,以冶铁致富。卓氏先祖是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来到临邛重抄祖业,“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而致富。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1]3690此二人有三个共同点:一为移民;二为从事工商业,以冶铁致富;三为与蜀及其周边少数民族(西南夷)贸易。这些共同点较典型地反映出秦汉移民与蜀地冶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秦惠王至秦始皇的百余年间,秦曾不断地移民于蜀,仅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就“移秦民万家”至巴蜀,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又“辄徙其豪侠于蜀”[5]32。及至秦末,“秦之迁人皆居蜀”已成惯例[1]316。汉初,又因灾荒令民“就食蜀汉”[2]1127移民中不乏拥有技术和资金的工商业者,而政府对私营盐铁采取宽松政策,蜀民“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5]32,从事工商业尤其冶铸业者应当不少。以卓、程为代表的移民以其冶铁技术优势,亦工亦商,形成产销一体化经商模式,冶铁业得以迅速发展。冶铁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巴蜀及其周边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蜀地传统的青铜、金银冶铸亦走上更新发展的道路。汉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2]1153,冶铜业乘势而兴。文帝赐宠臣蜀郡南安人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2]3723,蜀地冶铜业之发达可见一斑。总之,移民蜀商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蜀地的冶铁业处于西南领先地位[4]287,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蜀地的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4]290,“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天府之国的迅速发展形成”[4]285。


(三)蜀商为西汉开发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西南区域商业圈的形成

蜀商擅长与西南夷、两粤等地区进行跨区域、跨民族的贸易,促进西南区域经济发展。西汉蜀郡北与关中紧邻,南与滇僰相接,是连接关中地区和西南夷的重要通道枢纽,地理位置独特。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农业较发达,秦汉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关中物产丰富,人口滋殖,“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且“多大贾”[1]3261,商业日益繁荣。而巴蜀亦沃野之地,“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1]3261,物产丰富,且“民工于市,易贾”[1]3277,具有较好的商业基础。巴蜀南边的西南夷、东南的南越生产力则相对落后,对关中、巴蜀地区的铜、铁、竹木、纺织品等均有较大需求,南越曾因吕后禁止铁器交易而反叛。西汉建立之后,蜀商遵循“以所多易所鲜”的商业法则[1]3262,或如卓氏“倾滇、蜀之民”,或类程郑“贾椎之民髻”,大力开发周边市场,与西南夷、南越等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西南夷的一些地区在秦时曾归属中央政府统辖,“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既然秦已在西南夷置吏,故当时的西南夷与巴、蜀、关中之间应当不乏商业往来。汉朝建立之后,一度放弃了秦时对西南夷的统治和管理,关闭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要塞通道,“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在此情况下,蜀商为开展商贸甚至不惜走私,“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2]3838这里的“窃出商贾”即为走私。汉武帝的使者“终莫得通”的西南夷,蜀商却能走私而至。史载蜀商与西南夷中势力较大的夜郎有较频繁的商业往来,他们常将枸酱等特产贩至夜郎,“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又经夜郎取道牂柯江,贩至南越“出番禺城下”[2]3839。昆明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1]3166当代一些学者曾对滇越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其中,汶江先生在其《滇越考》一文中认为“滇越”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地区,这一观点得到段渝先生的赞同[6]。据此,蜀商经西南夷走私物品可达印度地区。蜀商的走私活动集中在西汉前期,其时西南夷、南越尚未完全平定归顺,蜀商走私亦并非简单地被丰厚利润所吸引,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府禁止边贸或控制边贸的措施、蜀郡地理环境和位置、西南夷各民族与朝廷关系等均与走私密切相关。走私表象之下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蜀郡与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造成关中、巴蜀与西南夷、两越之间在物品、资源、市场等方面形成了供求互补的经济关系,蜀商顺势而为以此致富,虽有走私之名,但客观上却开发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资源和市场,实现了跨区域、跨民族的经济贸易,推动了巴蜀乃至西南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巴蜀为中心,辐射西南地区的区域商业圈。


(四)蜀商创造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奇迹

蜀地群山环绕、江河纵横,但蜀商 “通财鬻货”却能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实现 “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3261,让蜀地商品周流天下,近者行销全国,远者销往东南亚、南亚、中亚,成为西汉时期商贸的重要力量,还促成汉武帝两度大力开发西南地区。据《史记》《汉书》记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见到了来自蜀地的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2]3841张骞与蜀地物产在大夏的不期而遇,让这条从蜀地出发经西南夷直至身毒(今印度)的“蜀身毒道”由隐而显,蜀商对外贸易的辉煌成就从此光耀史册。不同于汉武帝开通西南夷时四出皆闭的困窘阻滞,蜀商在这一地区却能够通行无阻,据研究,蜀商早在商代便已经往来于这条古商道之上[3]277。西汉时期,蜀地生产发展、优质商品增多,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应不限于邛竹杖、蜀布,史书对张骞的记载虽不免挂一漏万,但仍留下了有关蜀商的珍贵史料。其时,蜀地成为西南对外贸易枢纽,成都亦成为今人所称“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蜀布等物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贩卖到今天的东南亚、南亚、中亚一带,外域物品也由此贩运到西南、中原等地区,西亚的物品曾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中被发现[7],蜀商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不言而喻。唐蒙、张骞的发现促成西汉最高统治者两次开发西南夷,蜀商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工商业、经贸的范畴,触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策。蜀商的成就亦因此突破商业领域向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扩展,这是蜀商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二、西汉蜀商成功之原因

(一)蜀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为蜀商之成功提供了独特的地利之便

蜀地位于西南内陆腹地,地形易守难攻,秦汉时期便成为大后方,在秦统一、秦末战乱的动荡岁月里,得免于战乱,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保护,并在西汉建国之后持续发展,以至于“汉家食货,以为称首”[5]33。蜀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蜀地已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秦设蜀郡之后,经过李冰兴修水利,农业进一步大大发展,“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2]1645。除农业外,蜀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西汉时期冶铁、铸铜、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让人们衣食富足,生活有余,从而产生更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二)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为蜀商提供了发展机遇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郡,为达到取巴蜀以强秦的目的,大力发展巴蜀经济,秦在蜀地大量移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发展农业和盐铁。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蜀地农业的发展,蜀地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天府之国逐渐形成。卓氏等蜀商就是在此时移民巴蜀,乘机而起的。西汉建国之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蜀商经商带来第二次发展机遇。惠帝、吕后执政时期,为发展经济,“复弛商贾之律”,取消了刘邦时期商人“不得衣丝乘马”的限制性政令[1]1419。文帝时期采纳晁错的建议,在全国实施“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的措施,让“富人有爵”成为现实[2]1133,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得到提高。汉初还“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开放关卡、放任山林川泽的开发,促进了商品流通,“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1]3260;对私营盐铁、铸币均采取宽松政策,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2]1153,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势力日益壮大,以至于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2]1133的局面。从秦惠王至武帝,对巴蜀地区的开发让蜀地商业持续发展了将近两百年,蜀商取得的成就正是两百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武帝之后,政治上在西南夷、南越统一置郡,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政策,极大地打击了私营工商业;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取代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蜀商在西汉前期强劲的发展势头,但蜀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丰富的物产仍继续推动着蜀地的商业贸易持续发展。发达的农业让蜀地成为汉王朝取之不竭的粮仓,汉初高祖在荒年就下令“就食蜀汉”[2]1127,武帝也曾“下巴蜀粟”赈济灾民[2]1172。为与蜀地发达的手工业相匹配,西汉王朝在成都设置了工官、临邛设置了铁官、盐官,严道设置了木官[2]1598。西汉中、晚期“天府之国”初步形成,成都成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成为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业城市,以成都为核心,辐射西南地区的经济区已基本确立。[4]11

(三)大量的移民为蜀商注入新的活力,推动西汉蜀地商业的发展

秦灭巴蜀之后,秦惠文王便拉开了大量移民巴蜀的序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置巴、蜀郡时,“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5]29由此至秦统一六国,移民浪潮接续不断,“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5]32秦为支持移民,在土地和资源开发等方面提供了优厚政策,“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移民中有大量六国的贵族、工匠、豪强地主、富商巨贾,他们来到蜀地之后,从事工商业并致富者亦不在少数,故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5]33卓氏和程郑便是他们的代表。移民为蜀地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蜀商乘势崛起的独特风姿也由此傲立于世。

(四)周边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为蜀商经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蜀地位于经济繁荣的关中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夷、南越之间。蜀商充分利用地近之便,“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牦牛。”[2]1645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商贸,“以所多易所鲜”,将铁器、蜀布等商品贩至西南夷,以交换西南夷的莋马、僰僮、牦牛,成功开发了西南夷、南越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资源和市场,体现出富有地域色彩的商贸特点。其“窃出”走私的经商方式,是蜀商得到巨大利益之要因,也是蜀商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和市场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中采取的非常手段。

(五)蜀道的建设和拓展为蜀商往来经商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里的“蜀道”取其广义,指的是连接蜀地与其他地区的道路。蜀地山环水绕、地形封闭,但西汉时期的蜀地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3261正是条条蜀道让蜀地突破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为蜀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让蜀地的商业贸易得以跨地区、跨民族进行。先秦时期的蜀国就有多条联通外界的通道,既有由岷江、沱江通向巴、楚,汇入长江而抵吴越的水路;又有北联关中、南接滇僰的陆路;还有水陆相继通达南越的商道。童恩正先生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或滇缅道有可能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步开通[8]。秦并蜀国后,成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与周边少数民族多有商业往来。西汉建立之后,蜀地对外贸易的道路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先秦时期自然形成的交通路线逐渐成为官营干道,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巴蜀地区道路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4]256-267。蜀商克服山阻水隔,经条条蜀道,以强大的水陆贩运能力,将蜀地商品行销各地,又将各地物品输入巴蜀、中原,蜀商与西南夷共同开辟、往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为我国最早的国际商贸通道[9]已到达了今东南亚、南亚一带。


除上述五个主要原因之外,蜀商取得成就的原因还有诸如蜀地其“民工于市,易贾”[1]3277具有经商的传统和文化;蜀商个人的才干等因素。至于勾结权贵以聚财富之说(1),主要指向卓氏、罗裒的发家史,于商贾个人聚财关系重大,并非广大蜀商致富之必然途径,但官商勾结易成腐败温床,亦当引以为戒。

注释:
(1) 周永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蜀商时代》一文中认为,蜀商卓王孙" 与权贵结合,垄断铸币权" 实现了权贵与资本的紧密结合,成为西汉首富;秦立凯在其《西汉蜀商经商能力初探》一文中也以卓王孙和罗裒为例,阐述了" 蜀商善于和权贵勾结,互为利用" 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段渝.四川通史(卷一 先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4]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 秦汉三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5] 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J].天府新论,2014(1):144.
[7] 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J].史学月刊,2004(9):40.
[8] 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J].成都文物,1984(2):3.
[9] 祁和晖.“南丝路”为我国最早之国际商贸通道[J].中华文化论坛,2008(12):29.

基金项目:成都师范学院项目“正史所载四川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研究”(CS14SB0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田文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

2017年12月11日 03:37
2465
三区上期开出3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