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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视文学中“四川茶馆”的空间解读

钱翥

2017年12月13日 12:00

蒋建华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8期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茶馆文化十分繁荣,达到了历朝以来的顶峰状态。茶馆不仅是一种商业经营,其背后更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一个浓缩了社会面貌与时代印记的公共空间。根据沙汀同名小说拍成的电视剧《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李劼人小说《暴风雨前》《大波》联合改编的电视剧《大波》等,皆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清末明初时期四川的“茶馆”这一颇具巴蜀文化意蕴的空间形态。

一、茶馆的空间形态

说起茶馆,它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空间性的物理存在。因此无论是研究社会学、历史学还是影视文学中的茶馆,对它的空间性研究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空间场景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小说情节结构要素的之必不可少,而且其本身往往也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虚拟的空间场景也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表征。”〔1〕不仅在小说,影视剧空间所具备的意义中同样如此。由于空间并非是静止的容器,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空间形态,是一个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因此茶馆在镜头下,也呈现出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影视作品,我们可以将茶馆这一具象的物理存在拆分为不同的抽象空间,从而分析它背后隐含的时代意义和文化特征。

(一)等级制度下的平民空间

尽管在清末民初之际,四川偏居西南一隅,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也使得这片土地的人们难逃等级制度的约束。相比官僚士绅,下层人民在生活中总是低人一等,受尽压迫。同时在巴蜀之地,茶馆是一个重要的互通信息、结交朋友的地方。人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通过言说来表达自我,逐渐建立起一种来自社会的认同,人们由此对茶馆产生了依赖。尤其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国家政治生活没有发言权的平民百姓来说,茶馆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情绪、掌握话语权的最佳场所。纵观许多影视剧,皆在塑造着茶馆这样一个平民空间,展现底层人民的人生百态。电视剧《淘金记》中的“涌泉居”,是当地下层百姓聚集的一所茶馆。与它相对应的则是“畅和轩”,当地一家专门供士绅阶层聚会的场所。当镜头在展示“涌泉居”时,首先对茶馆的整体布局,以缓慢的拍摄进度扫视了一遍。观众可以见到坐在茶馆里的人衣着简陋,举止随意。画面时不时透露出的声音,是人们在讨论的衣食起居、物价涨落等基本的生存问题。接着镜头再聚焦到具体的人物身上,大多是以气包大爷、芥末公爷等无业游民为主。其中当气包大爷走进茶馆时,连说带嚷,笑容堆满了脸,仿佛带了一肚子重要的好消息,等他来向大家宣布似的。果然一坐下,他便向大家透露关于黄金价格上涨的秘密。而底层百姓在社会中表现出的这一“洋洋得意”的神态,只有通过茶馆这个平民空间才得以施展。

同样,在电视剧《大波》中,何幺爷是一个典型的乡下农民。从剧中他的装扮来看,时常戴着一顶几乎脱圈的旧草帽,脚上草鞋破了洞,挂一根可以当拐杖用的粗叶子烟,尽管物质生活很窘迫,但当他一走进茶馆,却是挺着胸脯,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傲气。以他为首的一群乡民,常常聚集在成都一个乡场上的茶馆,他们谈政治、评古今,大声谴责官员们的种种恶劣行径,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同时也分析同志军队伍力量的强弱,大胆猜测着他们能否取得胜利。他们用方言骂人,尽管用语十分粗俗,但却展现了一种不惧权贵、放任自我的姿态。从以上影视剧分析来看,导演们利用茶馆建构的“平民空间”,这是观众能看到的“一重空间”。而在这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笼罩着它,那就是等级秩序严格的封建伦理空间,这是隐形的“二重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普通百姓受到权贵的欺压却只能忍气吞声吞声,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没有发言权。他们只能将自己局限在茶馆这个狭小空间内,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自我的尊严。在茶馆中,无论是气包大爷,还是何幺爷,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常常透露出一股自视清高的得意之态。尽管他们的“得意”有着小市民心态般的局限,但却是通过茶馆这个“平民空间”才得以展现。

(二)新时代下的旧空间

除了将茶馆塑造为一个“平民空间”,一个静态的存在物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它的时间性,即一种动态的发展特征。在巴赫金的“时空艺术体”理论中,他认为空间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容纳了时间的流动性。“所谓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基本结构在时间中的事物的上层结构。我们不可能‘绕过’叙事中的时间因素。”〔2〕因此我们研究茶馆的空间形态,除了探讨它的社会伦理形态,还应当把握它的时代发展特征。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国门户的被迫开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继建立,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舞厅等现代新型商业空间在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上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空间形态。与西方的现代空间相比,茶馆则体现为一种旧式的消费空间,它容纳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而坐茶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被社会用一种“进化论”的眼光去打量与评判。

在《大波》《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电视剧中,茶馆的“旧”一是体现在它的装饰上。与酒吧的灯红酒绿、电影院的影像技术等现代科技的装璜下所不同的是,作为中国的传统店铺,茶馆的桌、椅、门牌设施都由木质材料构成。尤其是为大多数平民消费的茶馆,它的水壶、茶杯等,皆显得破旧不堪,以低成本满足底层人民的廉价消费。二是体现在茶馆中人的消费方式上。在影视剧中,拍摄使用了全景加特写的方式,集中展现了人们坐茶馆时的悠然神态。道具也使用的是四川茶馆特有的躺椅,在吞云吐雾中,人们将身子斜卧在椅子里,眼时闭时睁,偶尔与邻座交谈几句,仿佛时间在此静止。对于这种现象,沙汀曾在《喝早茶的人》中有所描述。“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的寄身所在了。我见过很多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界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一样。”〔3〕他用“酸化”一词,表达了对四川人在茶馆中消磨日子,挥霍光阴的一种批判。与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快节奏场所相比,茶馆中人的缓慢度日无疑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茶馆因此被塑造成一个“旧空间”。

与将平民空间笼罩在内的等级空间相对应的是,茶馆“旧空间”的生成,也是以现代化快节奏的“新空间”为参照的。然而尽管那个日新月异的空间在向这个传统的“旧空间”发出挑战,并层层逼近,但天府文明的自居自足与盆地文明的固步自封,让巴蜀人民始终蜷缩在这个旧空间里,不愿走出来。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洄水沱即河水回流形成的漩涡,因为回流,所以大量的泥沙、污垢也在此沉积。“‘洄水沱’可以说是一组意象的集合,其中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浊。”〔4〕他们遵循着这种洄水沱式的循环生活,不管盆地之外是高速前进还是战火连天,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就像阔人使用资产一样,花费起来毫不吝惜。“泡茶馆”便是这种群体性格与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现。因此当镜头向我们展示这个渗透着陈旧与落后气息的旧空间时,还存在着一个隐形的“新空间”,二者构成了一种呼应,丰富了镜头语言,集中展现了巴蜀人民生活观念停滞不前的一面。

二、茶馆的空间叙事

在影视剧中,茶馆不仅仅是故事产生的地点、场景,它还承担着重要的空间叙事功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等方面,相比传统的线性叙事,利用茶馆的空间承担叙事,取得了更佳的艺术效果。

(一)塑造“享乐者”形象

人总是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人的行为具有空间性。“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出其生存的状貌与意义,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人的生活与环境,就是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5〕影视剧中,通过茶馆这一环境塑造人物,无疑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效果,而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生动、逼真。

由于中国人自古就有乐天知命的生存观念,“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同时富饶的天府文明滋养了一群好享受、追求世俗之乐的平民百姓。他们总是能随遇而安,偏爱饮食、游乐,不愿承担什么大的道义,凡事图个轻松自在。因此我们总能从各类影视作品中,看到这类“享乐者”的人物形象。

茶馆具有供人休憩、娱乐的功能,人们在其中可获得一种身心的消遣。在话剧《茶馆》第一幕的开头,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6〕茶客这种如痴如醉、悠然自得的状态,将北京人追求世俗之乐、并且善找乐子的生活情趣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享乐者”的形象,在电视剧《淘金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淘金记》中的彭胖子,则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自我排遣的享乐者。并且导演也把他每一次释放心情的行为,安排在了茶馆里。当彭胖子闲来无事的时候,总喜欢上茶馆坐一坐;心情烦闷的时候,更要上茶馆消遣寻乐。闲坐之时,他总要叫剃头匠老骆前来替他刮胡子。而镜头对于彭胖子在其间的陶醉之态,也有着生动细致的特写。他从容地享受着剃头、刮胡、挖耳的服务,不一会,就眼睛懒洋洋的,微微牵动着嘴角,陷进一种陶醉的状态里去了。但正如老骆所抱怨的,替他刮胡子,总要耗掉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因为每每刮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仰卧在躺椅上,发出鼾声睡着了。但神情却是无忧无虑,从容且满足地微笑着。

《淘金记》《大波》《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电视剧,皆展现了茶馆中人享乐时的群体面貌,如他们咽下一口茶时的畅快淋漓、打盹儿时的悠然自得、向人吐露完愁绪时的如释重负等等,并将这些神情面貌概括进镜头做集中展现,于是画面中就出现了一个个自在、惬意的“享乐者”形象。

(二)推动剧情发展

除了塑造人物形象,影视剧中的茶馆还起到了设置铺垫、贯穿情节的作用。而导演也利用了茶馆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使得它超越了一般的空间意义,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电视剧《淘金记》,讲述的是北斗镇的当权派和在野派,为争夺何家寡母手下的金矿开采权,而展开斗争的故事。而在关于处理纠纷的场景选择上,因为考虑到纠纷发生的三方面都是北斗镇的头面人物,他们的斗争不会在矿山进行。因此,除开家庭,何家寡母的厅堂,彭胖那间挂得有一幅乩笔写的条幅“斗室”而外,主要是在当地的两家茶馆畅和轩和涌泉居进行。在剧中,茶馆不仅是人物身份的象征,同时还担起了贯穿情节的两条主线,引领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在电视的开篇,画面就向我们展示了涌泉居里的人物、格局。首先由银行委员向大家透露金子上涨的秘密,从而刺激了林幺长子的发财欲望。然后又让芥公大爷讲出了金子开采的宝地,为幺长子的行动确立了目标。涌泉居为整个故事埋下了第一条线索,以帮会头子幺长子为首;另一条线索则是在畅和轩中展开,以当权派为营。在日后的争夺中,这两家茶馆成了他们进行谋略的阵地。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两条线索出现了一次交叉,即以白酱丹、彭胖子为代表的当权派来到了涌泉居(由于历来的阶级隔阂,他们一般不会走进这样的茶馆)。这时,他们预备将幺长子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何寡母。不过这次联合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在日后的行动中,他们依然不会善罢甘休,为争夺目标暗自筹划着。在整个剧情的设置中,茶馆担任起了斗争的“暗线”,与三方斗争的“明线”相交织,共同推进了故事的发展。

此外,在电视剧《大波》中,茶馆依旧担任起了埋下伏笔、推动剧情的作用。关于郭焕文如何从一名精神失常的无名小卒变为一位忠贞勇猛的爱国烈士的事,导演将这一过程全安排在了茶馆。当保路同志会会成立后,拖着疲乏的身子,楚用、王文炳等人决心去休息吃茶,路过怀园茶社时,偶然碰到了因受提携、前来成都就职的郭焕文,于是大家便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在谈话过程中,郭焕文向他们抱怨了自己赴职的种种曲折,本是铁打的职位,不料却遭劝业道道长周孝怀临时设立的试验筛选制度而摇摇欲坠。自小便才智过人,受尽各方吹捧的郭焕文,无法忍受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因此情绪越来越激动,目光饱含恐惧,讲话言辞激烈,认为周台是故意针对自己,将他批得体无完肤,甚至还扬言要他偿命。这一激动的言行让王文炳等人感到极为震惊,直到程洪钧提醒他受刺激过深,神经受了影响,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直到第二次这一行人来到少成公园,碰见了汪子宜等人,大家一同走到养心轩喝茶,在谈话中说起了郭焕文自杀一事。本是一次因精神崩溃而导致的自杀,王文炳等人却看出了其中的契机。如今保路同志会急需扩大宣传其主张,招揽更多的人士,为了收买人心,共同抵制周孝怀连接的卖国奸臣势力,可将郭焕文受周台的刺激而自寻短见这一行为,抒写为一个英勇烈士为了反对奸臣的专横压制,而以死相抵抗的故事。于是当王文炳在茶馆向众人讲述郭焕文自杀一事时,因为有生人在场,同时也为了宣传同志会,便刻意渲染了那些光彩的部分,而难以启齿的就被舍弃了。关于郭焕文整个人的故事,他从害精神疾病到自寻短见,最后成为了同志会英勇就义的烈士,从而为同志会的宣传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撑,作者全将它们安排在了茶馆。茶馆所具有的信息交流、言语沟通的功能,使得这一事件得以成立,从而为日后的革命发展埋下了伏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茶馆不仅仅作为一个故事背景的存在,它还承担着重要的空间叙事功能。而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垫等方面,相比时间的线性叙事,空间更能把握人物世界的复杂性,也更考验导演的艺术技巧。

三、茶馆空间的巴蜀文化意蕴

老舍曾说过:“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7〕作为一个三教九流会面之所,无论是茶客的言谈举止、精神面貌,还是在茶馆中发生的各项活动,都能展现一种地方的文化特色。茶馆作为四川的一个文化符号,它必然渗透了几千年的巴蜀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观察地域文化的窗口。

(一)洒脱质朴的茶馆面貌

环境既能塑造人,也能被人所感染,打上人的精神气质。正如边城因为翠翠而充斥着清秀灵动的气息,潇湘馆因为林黛玉而带上了幽美、高洁的气质,四川的茶馆,也因为受到人的群体性格的熏染,从而呈现出了具有地域特征的精神面貌。导演通过茶馆展现这类人的言行,而他们的行为也在塑造着茶馆的面貌。在老舍的《茶馆》中,人们说话做事不急不躁,他们的性子就像温水,透露着一股淡然从容之气。而与之相反,相比北京茶馆的雍容敦睦,四川茶馆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洒脱、质朴的风貌。

在电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一类被称作“火炮性子”的人出现。“火炮”即一点就着、引发爆炸,用在人的性格上,则形容他们心直口快、性情急躁,遇事也容易冲撞。好食辣的川人如他们的饮食一般,不自觉地在其性格中酿造了一股麻辣、火爆之气。在电视剧《在其香居茶馆里》中,导演常常借着茶馆这个空间,来展现一类急躁、冲动的具有火炮性子的人。剧终的主人公幺吵吵,是一个典型的“炮筒子”。其中一个镜头讲述了以他与联保主任在茶馆展开的一段激烈又讽刺的争吵,通过他“拍桌子、大声叫嚷、讲粗话、狠揍联保主任”等一系列行为,将他蛮横、急躁又莽撞的性格一步步地展现了出来。除了这种“火炮性子”,导演对茶馆中人们日常状态的刻画,也突出了茶馆这种洒脱质朴的精神面貌。电视剧《大波》,则展现了人们坐茶馆这种随意的状态:他们提高嗓子畅谈,不论唠家常、讲故事或是骂人,都可以不顾忌旁人;还有打着赤膊、翘着二郎腿的顾客,比在家里还自由很多。

四川茶馆中展现的这种随性、无拘无束的状态,与北京茶馆中讲话富有节制、做事礼让三分的人群显出了明显的差异。“由于儒家正统文化理性的压力相对较轻,使得巴蜀人的生存处于一种‘负轻’的自由状态。”〔8〕同时受道教崇尚自然等观念的影响,“这就使得本来相对处于文化‘负轻’状态的巴蜀人更加放拓和自由,有时甚至恣肆到了无所顾忌的田地。”〔9〕这种文化性格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当地的茶馆,使得它呈现出了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二)唯吾独尊的阶级意识

老舍的《茶馆》,为我们了北京茶馆中的阶级观念,这是传统封建制度在故都空间形态下的文化沉淀。我们看到了北京茶馆中王利发等人俯首称臣的一面,而这种阶级意识在四川茶馆的服务人员身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展现。《淘金记》的剧中,畅和轩的堂倌老廖,他本是一位典型的下层民众,穿着褴褛,毛耸耸的脸上抹着炭烟,但却永远作着一副极高贵自由的神气。即使身份低贱,但从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也绝不对身份显赫的茶客低三下四,连镇上势力雄厚、掌握一定权力的大爷彭尊三走进茶馆,他也依然保持着一副倨傲的神态,一边品酒,一边同附近的小贩们闲聊着。待彭尊三托他去叫声剃头匠前来服务时,他不仅不惟命是从,还故意大惊小怪,带点讽刺地瞪着眼睛挖苦对方道:越刮,越长得快呀!你看,我就从不管它!所谓天高皇帝远,相比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巴蜀之地的人民受传统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较小,同时天府文明的富足和盆地文明的封闭,也让他们在自给自足中养成了自高自大的性格。“川西是个平民社会,普通百姓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们要把所有人拉下来,在吃喝拉撒的层次上抹平等级的差异。三教九流,各行各业,进了茶馆的门,都是茶馆的茶客,这种淡化社会等级的消费,正是由平民社会滋养出来的。”〔10〕正如到过四川的外地作家黄裳在其散文《茶馆》中写到:“四川则不然,在茶馆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11〕茶馆中等级意识的淡薄,除了在服务人员身上有所展现,也体现在身份尊贵的顾客身上。尽管被一名小小掌柜开了玩笑,地位显赫的彭尊三也并不生气,只向堂倌逗乐似的回骂了一句,随后便嘻哈大笑了起来。我们《淘金记》中看到的,是堂倌老廖和捐班大爷彭尊三,不同阶级的人共处在一个平民空间,双方地位无差异,相互取笑逗乐的和谐场面。只是这种“民主”只局限在一个文明程度还十分薄弱的蛮俗社会,甚至是暂时排除外界干扰、无精神负担的物质享乐中。因此尽管没有等级之分,这样的民主对话也只是浅层的、原始的,不能将它算作一个文明进步、社会开化的象征。

(三)“国事”的龙门阵讲述

尽管在历史上,四川的茶馆也出现了和北京相似的情形,被贴上了“休谈国事”的字条。如于戏在1943年所写的《茶馆政治家》中谈到成都茶馆的情况:“过去,许多茶馆里,总有‘休谈国事’一张告白。”但在晚晴时期,茶馆依旧是民间的政治中心。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内,中国城市出现了改良的热潮,成都也不可避免地落入其中。地方精英积极推行新政,主张改良,如1903年成都颁布的《茶馆规则》,对茶馆的营业规则、其中存在的不文明行为等进行规范和整治,但并没有涉及到舆论控制。尤其在保路运动发生前后,四川民间与政府形成了一股对立抗衡之势。而作为民间政治中心的茶馆,自然成了人们进行发表政论、研究对策的重要阵地。因此这一时段,人们议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政府决议、军队胜负等国家时事而展开,茶馆的政治氛围尤为浓厚。

在电视剧《大波》中,随着保路运动的开展,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也逐渐高涨。这不仅出现在城市里的官绅和知识分子身上,连乡下的农民也积极参与其中。在安德铺乡场上一家茶馆里,尽管里面人的身份都是赶场的农民,但大家对同志军的新闻却议论得头头是道,对其中领队人的来源、势力也无不知晓,仿佛个个都是“茶馆政治家”。同时还对当政的官员大加指责,批评其对百姓施加的苛捐杂税。人们的讨论自由而又热烈,他们是基于一定的共同利益,即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当权者退还路款,通过自愿地结合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公开而自由地发表意见,在批判性的商讨中,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批评、监督与控制。从以上内容看来,他们所讨论的,是政局动荡、官民矛盾激化下的严肃社会问题。但在他们的口吻中,谈话讨论却充满了一种巴蜀式的调笑意味和说书般的传奇色彩。如关于军队打仗,本是一件充满恐怖且又悲凉的流血事件,然而通过何幺爷等人的讲述,就好像在叙述一个传说,生动诡异而又轻松诙谐。例如当何幺爷在和一位年轻人争论受过教育的学生军和没进过学堂、但打仗经验丰富的袍界军队谁更懂得操控军用大炮时,为了支持后者,何幺爷是这样讲述的:“别人放牛儿炮,只讲究打得远,打得高,打得响声震耳朵。我家兴顺叔不光是有这些能耐,他还打得准。比方说,半里路外,在树枝上挂个斗篷,要他打下斗篷,不伤树枝。你看,他只歪起脑壳一,轰隆!一炮打去,硬是只把斗篷打下,不伤树枝一点皮。”操控大炮本是一件危险、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但经过何幺爷一番讲述,严肃恐怖的气氛被抹掉了,场面变得富有喜剧色彩。此外,当大家在对官员进行谴责时,除了批评他们的恶劣行径,还不断地将“周秃子”“赵屠户”等民间为官员周孝怀、赵尔丰二人取的绰号挂在嘴边,这使得他们议论国事充满了戏谑的意味。我们能从其嬉笑怒骂的语气中,读出四川人所具备的善于饶舌打趣的巴蜀调笑传统。

为何演员会用这样一种说书式的谈话方式来议论国事,从而为其打上故事传奇的色彩?这与四川悠久的龙门阵文化有关。龙门阵是四川一种古老的民间叙事习俗,重在一个“摆”,“摆”意味着说话的随意性以及内容的丰富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古奇谈、新闻时事,大到官民矛盾、小到邻里纠纷等等,看似琐碎却又无所不包。龙门阵文化滋生了一群健谈、好谈的四川人,他们聊起天来仿佛说书讲故事一般,讲得绘声绘色,能够将严肃的内容戏谑化,将神圣变为庸俗,刻板化为轻松。于是在这种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下,李劼人将“国事”也传奇化了,这才出现了如前文所提到的安德铺乡场茶馆里的情景。一群赶场的农民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不一会儿你一句我一句的功夫,在热烈的争论和轻松地调侃中,便将同志军的最新进展清晰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结语

《淘金记》《大波》《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影视剧,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活泼的茶馆画卷,蕴含着丰富的巴蜀地域文化内涵。在具体的拍摄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谈茶馆不谈茶”的共同现象,这说明导演并非抱着一种文人式的消遣去品味它,茶馆已然被当作一个承载某种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本文通过对影视作品进行文本分析,解读茶馆的空间形态和文化意义,能够有助于将地域文化研究与时代的变化相结合,避免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封闭互证,从而丰富地域影视文学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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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确实不妥将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