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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二)

钱翥

2018年04月08日 12:00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二、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

自都江堰建成以来,蜀地因“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而成为天府之国。在唐代,天府之国还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学士的后花园和避难所,唐以长安为都城,以成都为南京,逢遭遇乱世,往往避难蜀地,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先进的文化,极大地促进了蜀地的文化繁荣。唐玄宗、唐僖宗两次避乱入蜀,蜀地成为唐王朝的临时首府,“唐之衣冠氏族多避难在蜀”。五代中原动乱,农民起义未波及巴蜀,尤其是前蜀和后蜀,因偏居西南,比较安定,文化的发展蔚为壮观,两蜀时期文学最典型的是韦庄的《秦妇吟》,此诗不见于今本《浣花集》,但是在敦煌石室多有写本,计有斯 0692、斯5476、斯 5477、斯 5843、伯 2700、伯 3381、伯 3780、伯3910、伯 3953 等,伯 3381 署名“天复五年( 905) ”,斯0692 署名“贞明五年( 919) ”,伯 3870 署“显德四年( 957) ”,斯5834 署名“贞明六年( 920) ”,这些写卷都成于唐末五代两蜀时期,检《新五代史》卷六三《王建传》载王建随唐僖宗入蜀,文德元年( 888) “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建节度使”[18]( P.784),而韦庄入蜀,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可能在乾宁三年丙辰( 896) 与光化元年戊午( 898) 之间,其仕王建则在光化四年辛酉( 901)[19]( P.632 -633),韦庄《秦妇吟》之传入敦煌,颇有由四川传去的可能[20]( P. 374)。而敦煌文献斯 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此诗与《全唐诗》卷八二六贯休《长持经僧》一首无论在内容、情调、词汇上均有类似之处,实乃贯休所作,检《全唐诗》卷八二六“贯休”: “天复中入益州,王建礼遇之,署号禅月大师,或呼为得得来和尚,终于蜀,年八十一。”[21]( P. 2023)贯休诗见于敦煌文献,足见蜀地文学与敦煌的密切交流[20]( P. 374 -375)。又有欧阳炯,此人乃四川华阳人,《花间集序》言: “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觞则穆王心碎。”敦煌写本中与其有关的作品有伯 3994《菩萨蛮》一首,还有《云谣曲子词》,此亦足见敦煌与西蜀的关系。伯 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 “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这篇讲经文之韵脚中,“染”是闭口韵,“浅”“转”是开口韵,此与蜀地词人苏轼《渔家傲·赠曹光州》之以“染”“点”“箭”“厌”“贬”相押吻合。广政是后蜀孟昶年号,广政十年为五代晋天福十二年,即公元 947 年。这件文书可能是西川所写,然后流传到敦煌。龙晦曾经将斯 5471《维摩诘经讲经文》中的方音“嫔”“真”“尊”与“斟”相押,同胡曾《戏妻族语音不正》“呼十却为石,唤真将作针,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相比较,发现均为 - m 韵尾与 - n 韵尾押[20]( P. 376 -377),虽然 - m 韵尾与 - n 韵尾相押,并不只是蜀地特有的语音现,其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西北方音里也有,但是至少说明两地方音的靠近。今检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勾生”载“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围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维,东廊有维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笔绝妙。”[22]( P. 4231)两蜀时期石恪绘有《文殊诣维摩问疾图》,于宋绍兴四年( 1134) 摹刻于大足 137 号石窟。石恪所作的维摩戴头巾,双腮和下颏有浓髯,与唐代敦煌壁画相符,这说明他受了敦煌壁画的影响。北图藏冬 62 为西川善兴寺西法院主贻曹元忠《维摩诘所说经》,纸背题: “大周广顺八年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法院主大师往西天取经,流与郡主大传。”这说明西川佛教界一直重视《维摩诘经》,到西天取经,也把它带到敦煌,作为献礼,上奉给当时敦煌的最高地方长官,并盼望他大传,可见《维摩诘经讲经文》确有产生于四川的可能,四川僧人往西天取经,是取道敦煌,由北路去的[20]( P.376 -377)。又检伯 2003《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署名“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述”,可见两蜀时期藏川所述之经传世之后已散流到敦煌。

蜀地的文学,又反过来对长安产生影响。伏俊琏指出: “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 转唱变文) 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王昭君的“转变”。王建《观蛮妓》诗: “欲 说 昭 君 敛 翠 蛾,清 声 委 曲 怨 于歌。”( P. 760)唐末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将蜀女讲唱的昭君故事记为“转《昭君变》”,并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伯 2553《王昭君变文》( 拟) 提供了相应的文本,其中说道: “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 尚) 在。”[23]( P. 159)提到讲唱昭君故事时,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演唱者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24]。李贺诗曾经提及“长翻蜀纸”,李远诗言及“抱变”,吉师老诗言“画卷”,说明讲唱昭君故事时配有图画[25]( P. 149)。

此外,在《茅亭客话》卷四“李聋僧”里还谈到李聋行坐念《后土夫人变》: “伪蜀广都县三圣院僧辞远,姓李氏,薄有文学,多记诵。其师曰思凿,愚夫也。辞远多鄙其师云: ‘可惜辞远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变》,师止之愈甚,全无资礼。或一日大叫转变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聩。二十余年,至圣朝开宝中,住成都义井院,有檀越请转藏经,邻坐僧窃视之,卷帙不类,乃《南化真经》尔。”[22]( P. 422)后土夫人是道教崇奉的神灵,唐人有《后土夫人传》,言及高骈奉祀后土夫人,高骈也镇过成都,这说明四川不但有世俗文学《昭君变》,还有道教文学《后土夫人变》,同时,这也说明“转变”与佛教和道教有关。

成都的讲唱非常发达,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龛座有四幅石刻造像。其中就有类似讲唱乐伎的浮雕。贯休诗《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诗记载: “玉节金珂响似雷,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这正是对蜀主王建与百姓共同欣赏讲唱的生动记载。

蜀地在唐代创作变文和抄写变文,早年向达已有感受[26]( P. 306)。陈祚龙指出在敦煌卷册中,可以发现一些足资解说与佐证赵宋以前敦煌与成都两地交通路线的消息,足以说明中世四川文化迳向西北推展的情景。现有敦煌卷册中,不乏出于巴蜀的印本,或依据巴蜀的印本、随行传抄的写本文献[27]( P. 333)。梅维恒指出: “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四川北部这几个地区,它们组成了我将要提到的一个文化‘流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众多的敦煌文书中得出的。”[28]( P. 11)

三、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艺术之路

卢求《成都记·序》言蜀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4]( P.7702)自公元 907 年王建建立前蜀政权,至公元 965 年宋平定后蜀,前后蜀时期蜀地社会稳定,乐舞、赏游之风盛行。西域文明在巴蜀地区汇集,通过诗歌、宫廷乐舞、变文、说唱等文学艺术形式传播开来[29]( P. 74)。“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30]( P. 56)。前蜀王建统治初期,任用唐代文豪韦庄为相,制定了“开国制度、号令、行政、礼乐”[31]( P. 592),其中专设了为宫廷教习和管理演出的机构———教坊,仿唐教坊设置。韦庄《秦妇吟》一诗对此有所记录。韦庄两次入蜀,最后定居蜀中,留下了对蜀中社会文化的记载,有不少诗歌描写了当时沿丝路传入蜀中的宫廷乐舞。花蕊夫人也有宫词曰: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常有按歌声。”“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出到龙墀。”[32]由此可知唐代宫廷雅乐的演出形式及音乐舞曲,已经传到五代时期的天府之国[29]。

从京城长安到天府之国,两地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成都也给长安带去了艺术新风。《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载: “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33]( P. 480)唐贞元十六年( 800)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将成都完成的《南诏奉圣乐》,送到长安,唐德宗在麟德殿亲自观看后,即令太常府演习,“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33]( P. 480)。《南诏奉圣乐》成为中唐以后坐部乐和立部乐的重要节目,常共演共舞。

唐代巴蜀宫廷乐舞之盛行,五代成都宫廷乐舞之繁荣,其实吸收融合了西域乐舞之精华,所以在声乐、器乐、百戏、歌舞方面均大放异彩[29]。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给我们提供了唐五代时期巴蜀乐舞与西域紧密联系的证据。墓室棺壁上的二十四伎乐石刻图像,从棺座西面左侧图像排列顺序起: 第一伎、第二十一伎是源于龟兹乐的羯鼓; 第二伎所击铜钹,是印度乐器,第六伎弹箜篌,亦为西域乐器,第七伎、第十九伎吹筚篥,乃一种胡笳,第十四伎弹琵琶,乃龟兹乐。此外,第二十伎拍板、第二十二伎摇鼗击鸡娄鼓,这些乐器亦来自西域。

五代时期,巴蜀流行的舞蹈还有来自西域或河西的回鹘舞。如同花蕊夫人《宫词》所写: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蛮腰。”据《资治通鉴》记载: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胡三省注: “效回鹘曳队以入宫。[34]( P. 8943)

任半塘把唐五代成都地区的乐舞评价为“蜀戏冠天下”,并指出,“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35]( P. 155、211)。这时的“蜀戏”,既有乐舞表演,又有故事、道白等戏曲成分,其创作者和表演者有的乃是自长安或丝路入蜀者,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太常第一部的张小子,善引箜篌,“弹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36]( P. 12)。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记载弹琵琶的乐工石潨,号称石司马,“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乃扑槽而诟曰: ‘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 ’”[37]( P. 51)。我们认为这名石姓乐工可能是一名粟特人。

石姓粟特人不仅能歌,而且善舞,他们的歌舞都对蜀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舞蹈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柘枝舞”,此舞原是中亚一带的民间舞,从中亚石国传入中原,检斯 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 “贪在王宫取意为,花荫柳影从嫔妃。紫云楼上排丝竹,白玉庭前舞《柘枝》。”《柘枝》是盛唐教坊大曲[38]( P. 818),大约在唐僖宗入蜀避难时传入蜀中。王建在《宫词》中描写了“柘枝舞”: “玉箫改调筝移柱,催换红罗绣舞筵。未戴柘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这可能是“柘枝舞”的“改进版”,蜀中“柘枝舞”以箫和筝起乐,保留了蜀地轻柔舒缓的传统乐舞形式,又具健朗明快风格,成为唐代“软舞”的传承地。有关唐五代至宋朝巴蜀地区流行的西域音乐舞蹈形态,还可以从后蜀孟知祥墓等五代十国时期君主的墓葬、中江文馆所藏唐代琵琶乐伎、南宋安丙家族墓的乐伎石刻、壁画中看出[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 17ZDA31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国古典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四川 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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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8日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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