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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文化对巴蜀文学的影响

胡小文

2019年10月25日 01:54

陈涛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7期

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则是文化的灵魂与本质。所谓文化精神,指的是人的信仰理想 、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一切文化只是文化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化 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文明诞生的标志。

中华文明始自于《易经》。《易经》自伏羲始创至周公完成,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孕育;而后,先秦诸子百家以《易经》为纲构建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系统 。据钱穆先生观点 [1]99[2],中 华文化精神系统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君道,“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 ”,主张“加强君权”“缘法而治”“富国强兵”,倡导者是法家、兵家、纵横家,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公孙衍、张仪等人,他们大多是三晋(魏国、韩国、赵国)人士,因而可以归为三晋文化。二是人道,“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主张“克已复礼”“仁义道德”“兼爱非攻”,有儒家、墨家,代表人物有孔丘、孟子、墨翟等人,他们大多是齐国、鲁国人士,因而可以归为齐鲁文化。三是天道,“老庄道家主言天道”,主张“道法自然”“回归自我”,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等人,老、庄都是楚国人士,可以归为楚文化。由于这三个层次的文化精神出自于同源,按钱穆先生“和合论”,它们的差别只在于侧重国家、社会、生命不同的文化层次,相互存在着兼容并包情况,不过因为主次不同,同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层次,精神性质上却存在着差异 。

什么是楚文化呢?在中华文明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儒、道两家。这里于儒、道两家比较中加以阐述。儒、道两家的出发点都是 “人”,差异在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中,是入世的,讲“功名利禄”;道家将人置于自然中,是出世的,讲“清静无为”。儒、道两家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在于因社会“礼崩乐坏”,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忧患在于生命受人为束缚,而追求回归自然,崇尚陶渊明式的隐逸。儒、道两家皆注重文学,儒家的文学主张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倡导《诗经》方式的现实主义,要求文学起到“兴、观、群、怨”审美劝世功能;道家的文学主张是“物我合一”,“表现自我”,倡导屈原《楚辞》方式的浪漫主义,实现“乘物以游心”的率性人生,栖居 于“肖遥”境界。中华文明是个博大开放的文化系统,及至汉代,楚文化吸纳了印度之佛学① ,将佛学融入了中华文化系统,中华文明由此形成了“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学养性”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楚文化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钱穆先生曾这样叙述先秦时期秦国的文化状况,“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而言,较东方远为落后”,“秦人本无其之文化传统,皆自东方移殖”[1]100-109。 巴蜀之地封闭,且更处秦国之西,其文化传统同秦人 一样,也“皆自东方移殖”。本文着重论述巴蜀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五次高峰,及来自东方的楚 文化对这五次高峰形成的深刻影响。

有文字记载的巴蜀文学,始于西汉。西汉文学以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为“四大家”,其中三大 家出自于巴蜀。可以说,巴蜀文学史虽然自汉代才 翻开首页,但出手不凡,一开始就登上了中国文学“汉赋”时期的高峰 。

巴蜀文学“三大家”的崛起与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楚国被秦国灭了之后,楚国的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历史最终证明了南公的预言。这“三户”的第一户是揭竿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陈胜是楚人,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张楚”;第二户是楚国贵族项羽,他率江东子弟渡江抗秦,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楚”;第三户是楚 国小吏刘邦,秦亡后,刘邦统领群雄,建立了大汉王朝,刘邦将楚地神灵东皇太一封为华夏最高神。

汉王朝在其建立之初,从刘邦至窦太后为了纠正秦朝暴政之遗祸,让民休养生息,他们所执的治国理念是“黄老之术”。《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所谓“黄老之术”,其实是借黄帝之名,崇老庄之学,施行“无为而治”。因而,汉初半个多世纪中,形成了以楚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正是在汉初盛世开辟的文化沃土上,巴蜀的第一批文学家闪光亮相,登上文坛。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创作了一批光耀千古的“汉赋”经典之作,使“汉赋”不仅成为汉代时兴的文体,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瑰宝,传承至今。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

(今四川蓬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人,被刘勰称为“辞宗”,被文学史家称为“赋圣”。司马迁在他

《史记》中给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 ,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谙通老庄学说,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其个性张扬与庄子“原天地之美”一脉相承。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述:他“虽进仕”,但为了保持自我,处世淡泊,“不慕官爵”,凡事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之态度,对权门利禄之气 、奢侈之风甚为反感,故常“称病 闲居”,后来干脆“病免在家”;司马相如甚至不顾礼法,与卓文君私奔,当垆卖酒。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此时汉朝进入了盛世,宗室公卿私欲横流。司马相如秉承老庄“少私寡欲”的思想,目睹现实,深为忧患。他 在这两篇赋中通过子虚、乌有先生与亡是公的争论,极尽铺陈夸饰楚国的云梦泽和上林苑的“巨丽”,以及汉天子的游猎的盛况,最后笔锋一转,写汉天子在“酒中乐酣”之时 幡然省悟,“此大奢侈,…… 非所以为继闹创业垂统也”。于是下令撤酒罢猎。两篇赋以“颂”作“讽”,“其卒章归之于节俭”。

王褒(公无前 90—前 51),字子渊,西汉蜀郡资中(四川资阳市雁江区昆仑乡墨池坝)人。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而作《九怀》。《九怀》后被收入《楚辞》。他的名作 《洞箫赋 》,将汉赋的题材由游猎、女色引向雅品文物,从政治上讽谕规诫转向纯粹的审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王褒在该赋中表达了老庄“天地与我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于“洞箫”中作诗意的栖居,将汉赋引向了纯文学化 。

扬雄(公元前 53-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他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 马独来寻故事,文 章两 汉愧杨雄”。扬雄习老庄之道,曾作《太玄》。他模仿 司马相如作《甘泉赋》《羽猎赋》,极言汉王朝之盛景 ,因而得“扬马”之 誉;然 而世道中变,王莽篡权后,扬雄不愿趋炎附势 ,辞官归隐,自甘淡泊,作《解嘲》赋: “当今县令不请士 ,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

“汉赋”由“楚辞”发展而来,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气势磅礴,铺张扬洒,但巴蜀文学家并非局限于“楚辞”,他们创作的“汉赋”吸取了中原“诗经”的许多元素,在艺术上对“楚辞”作了“拓宇 ”:比如“楚辞”旨在抒情,“汉赋”敷演为叙事的形式,专事描写铺陈;“楚辞 ”一般通篇押韵,“汉赋 ”则是韵散结合,不讲究押韵;“楚辞”发自于内心的需要,“汉赋” 则追求艺术技巧,讲究辞藻华丽。司马相如因此将“汉赋”的特征作如此艺术归纳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然而,在师事老庄雄厚豪迈、汪洋恣肆之气,秉囊括天下、吞吐宇宙之性上,“汉赋”与“楚辞”一 脉相承,正如司马相如说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

在唐王朝三百年中,道家始终得到了官方崇奉。唐朝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于是攀亲附宗,尊老子为“圣祖”,奉道教为国教。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对道教进行了改革 ,剔除天师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向老庄思想回归。楚 文化的人文精神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道教发源地巴蜀得以弘扬光大,巴蜀文学也因此而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四川射洪人,是“初唐四杰”之一,诗文革新之先驱。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 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 ,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 黄初、建安矣。”陈诗不仅秀毓巴蜀,并且开启了唐诗一代新风。

《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与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矣,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遥相呼应,然而意境卓异,诗中的诗人在恍兮惚兮的宇宙之中,充沛着无穷力量而孤傲独立,抒述着对永恒的渴望。陈子昂的诗颇多老庄玄学韵味 ,尤其是最负盛名的《感遇诗》,沈德潜说它:“感于心,困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之意自别。”[4]

唐诗中最负盛名的是李白。李白(701—762),字太白,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李白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他的诗从不同侧面表现了盛唐气象,及其隐在的危机。他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李白还开创了词的风气,在词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李白存世的诗词文约千余篇 ,其文学成就达到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

李白生平虽有儒家入世追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更受道家出世影响,或者说,他就是个道人,追求“清静无为”“返朴归真 ”。李白混迹官场时,怀抱“志在清中原”大志,忧国忧民,也曾获得皇帝玄宗的赏识,但由于李白 不改率真自由的个性,豪放不羁,倜傥不群,不艳羡荣华富贵,最终不被权贵所容,只得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叹息,浪迹山水和寻仙访道。

李白的诗富有自我表现色彩,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纵横飞动。他将屈原、庄子的艺术风格融会一体,形成了自己雄奇 、飘逸、奔放的独特风格。“兴酣 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豪放,故杜甫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如果说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出现在中 国诗坛上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高峰。

在唐诗史上,唯一能与李白相并列的是杜甫。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照例说来,他与巴蜀文苑无关。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后,杜甫便入川避难,先后辗转迁居于成都、宜宾、重庆、夔州等地近十年。杜甫一生写了1400余首诗,仅在成都就作了约475首,后到夔州(现重庆奉节),他又写了410首诗,这就是说,他人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创作是在巴蜀完成的,理当属于巴蜀文学的一部分 。

杜甫的创作道路可以分为前后两期,诗歌风格迥然不同。入川之前,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热衷于建功立业。 此时期,他经邦济世,抨击黑暗,创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诸如《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都是这时期的名作 ,因此他的诗歌被后人称作“诗史”。但是,入川之后,杜甫思想随着人生的挫折与窘困而发生了变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此时他不再受功名羁绊,“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而 接受了回归本性、顺 应自然的老 庄思想。杜甫写于“草堂”的《为农》一诗,可以说是他弃儒归道转变的标志。而后的诗,如《江亭》所抒述:“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杜甫已完全淡然物外。尽管有时他也因自己生活的窘迫而心系苍生,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诗歌,但从总体来看,他已化作了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

在宋代,巴蜀 文学出现了苏轼这样杰出的文学家,再次登上了中国文坛的高峰 。

苏轼(1037-1101),字 子瞻,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现传他诗词三千多首,诸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题金山寺》《题西林壁》《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等等皆是传世佳作。在北宋文坛上,苏轼的诗词赋堪称一绝。王士祯认为:“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而苏轼的散文著述也宏富,现存四千余 篇。 他的《赤壁赋》《后赤壁赋 》提供了文赋的典范,《石钟山记》《思堂记》别开游记生面,《韩文公庙碑》《方山子传》皆 是碑传文难得的佳 作,他的书简、随笔信笔抒意,自由活泼,是明清小品的滥觞,而政论、史论、奏议,虽属广义散文,不仅说理透辟,气势雄浑,而且文采弈弈。

苏轼身上兼容儒释道三家学说,苏轼在对苏辙 的祝寿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明确说明他的思想以儒为宗 、兼融释道。然而,实际上老庄道学对苏轼影响甚深,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曾谈到东坡年轻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 轼的人生是波浪型的,从儒处起,从道处伏,起 伏不定。 起时他以儒子自居,经世济民,但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如他 《自题金山画像》 所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每当处于政治低谷时,他便栖居老庄之学,以乐观豁达的态度 对待事物,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赋诗作文,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苏轼的名作几乎大多出自于他人生低谷时候。到了晚年,苏轼看破了红尘,产生了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思想,“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 龙寺》)如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对文学,苏轼有自已的观点。他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文以载道 ”本是儒家的主张,认为诗文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救治人弊”。然则苏轼说的“道”,内涵已变,它泛指老庄的自然之道 。他 在诗文中不断表现“以无为道”和“道贯万物”的思想,比如《墨花》诗中说:“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

《次荆公韵四绝》中说:“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他说的“造物”即“道”,“道”是无形的,不可见闻而又无处不在。 “道”无 为而无不为,这正是老庄的思想。

在北宋,巴蜀文学高峰的代表人物不止是苏轼一人,而是一门“三苏”,即还有苏轼之父苏洵、其弟苏辙。虽然在诗词成就上,苏 洵、苏辙不及苏轼之高,但散文创作上,他们并驾齐驱,各有千秋。苏洵散文纵横恣肆,古朴简劲,凝练隽永,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轼散文纯真自然,平易明畅,词简情真,似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苏辙散文朴实淡雅,汪洋澹泊,波澜起伏,蕴有一唱三叹的秀杰深醇之气。由于“三 苏”散文各具灵性,皆取得了极 高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因而俱被列入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三苏”的文学成就与他们开创的“三教(儒、佛、道)合一”蜀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三苏”的蜀学要旨是:天地日月,圣人道德,均归于“一”,“一”即 “道”; 物各有性,物性即自然,自然即合理;文以情为本,情 是性之动,性至于是即为命,情、性、命 同处一体,故“圣人之道出于人情”[5]。显然,“三苏”倡导的蜀学, 核心是“道”,此“道”是 超越天、地、人秩序的至高之道,更接近于老庄学说中的“自然之道”。可以说, “三苏”的文学创作实践了他们的蜀学,顺其自然,率性而为,“缘于情”而“归于道”,所以才得以才华焕发,臻达至境。

时至明代,巴蜀文学沉默了数百年之后又应运而起,呈现出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杨慎。杨慎是明朝著名文学家 ,居“明 代三才子 ”之首。现代著名 学者陈寅恪认为:“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 (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史· 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存诗词约2300首,明末著名文学家王夫之称他的诗词 :“三百年来最上乘。”清·王士禛则评述:“明诗至杨升庵, 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此外,杨慎广涉文学各领域 ,在杂剧、弹 词、小说、民 歌 谣谚上都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作品,尤其在文、史、哲笔记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续焚书》中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

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 、苏坡仙,杨戍仙(即杨慎),为 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杨慎年轻时科举及第进入仕途 ,获得朝廷重用,荣极一时。但他是个诤臣,刚正不阿,直言劝谏“议大礼”,因而失欢于皇上,又结怨于权宦,被贬云南三 十八年,至死未得赦免。在云南流放期间,他归依老庄“清净无为”出世思想,从“修齐治平 ”的 樊笼中解 脱出来,潜心著述,放情山水。杨慎一生著作有四百余种,大多写于这个时期。

在流放途中,杨慎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因被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放在卷首,而广为人们 传诵。《临江仙》纵观历史兴衰更迭、英雄豪杰是非成败 ,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观。可以说,这首 词在杨慎人生转折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揭示:这首词意味着杨慎的“精神信仰由孔孟之儒学向老庄之道学倾斜 ;价值取向 由汲汲仕进向淡泊功名回归 ;具体行为由谨遵礼教 向不拘小节转变。在实施整合过程中充分突现杨慎 在不同人生阶段价值体系的儒道互补原则”[6]。

及至晚年,杨慎乡愁日浓,产生了陶渊明式的归隐思想,“归去来兮,半生歧路,天涯南北西东”(《满庭芳·效东坡作》)“流连两鬓霜华,且烂醉,东篱菊花。不学江州,青衫司马,泪满天涯。”(《柳梢青·李菊亭将军席上》)

进入现代后,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再现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郭沫若。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镇人。郭沫若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郭沫若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但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新诗,他的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 ”,是中国现代新诗诞生的标志。诗集《女神》中有许多诗歌,诸如《天狗》《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皆是传世名作。二是历史剧,他创作了《屈原》《虎符》《蔡 文姬》等十多部优秀的历史剧,并形成了自已独到的历史剧理论,成为了中国历史剧的大师。

在现代巴蜀作家中,郭沫若无疑是受楚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家。“屈子是吾师 ”,如他所述,郭沫若的一生以屈原为榜样,学习屈原的精神与艺术。他写有《屈原》《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评离骚的精神》等论著,生平以现代 屈原自况。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郭沫若更与剧中屈原化为一体,借剧中人物直接抒发自已愤世嫉俗的情感。直到离世之前,郭沫若还集《离骚》原句,写了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以表示自己是屈原门下的弟子。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不仅与屈原一脉相承,而且受到了泛神论的影响。在《女神》中,诗人实践了泛神论,强调“表现自我”,将自我与宇宙本体相通,达到了物我无间,物我合一,从思想艺术上实现了“极端的自由,极端的自主”。他从神话与自然中汲取意象,展开奇特的想象,通过全新的诗境吹响了狂飙突进的时代号角,使《女神》成为“五四”时期的一座浪漫主义的奇峰。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虽然来自于西方的斯宾诺莎,但是他所作的理解已经被老庄学说“同化”:“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7]前两句是斯宾诺莎的基本观点,后一句则超 越了斯宾诺莎,表现了道家的“返归自然”的思想,他 将斯宾诺莎的“神”与老庄的“道”统一了起来。故郭 沫若在《女神·三个泛神论者》中说:“我爱我国的庄 子,我爱荷兰的斯 宾诺莎 ,我 爱印度的加皮尔 ,我 爱 他们的泛神论。”

综上所述,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五个高 峰 ”,其代表作家皆是文史上“开一代新风”的顶级人物,他们的创作道路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之所以与楚文化相关联,究其原因大体有这几方面 :一、在巴蜀之地具有深厚的楚文化土壤。自汉朝始,张陵在成都青城山创立了道教,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道教在巴蜀各地蔚然成风。道教的思想内核就是老庄 学说,不过它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教在巴蜀普及了楚文化 。二、巴蜀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皆是走仕途的人物 ,他们达则入世,“克己复礼”,经邦济世,立功立德;穷则出世,“回归自然”,豁达人生,著书立言。他们的人生总是 “达”少“穷”多,而每当他们失意之时,楚文化就成为了他们最佳的人文栖息地。 三、文学本是作者之一部生 活史、心灵史,楚 文化的文化精神蕴含着天人合一、率性求真的内核,具有自然的审美原理,合符文学的 本身规律,因而文学天才一旦接受了楚文化,天才便会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创造出文学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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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或许会下降复试的形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