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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以及升级发展区位研究

管理员

2017年12月29日 12:00

杨 杰 何文俊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7 年 第 34 卷 第 10 期

 

四川民族地区是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四川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也发展较为迅速,而且其旅游发展的模式也在不断改进,旅游发展经验日益丰富。 因此,本文就四川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现状、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区位等进行了分析。

1.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四川民族地区指的就是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包括了峨边彝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区,该地区处于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是长江和黄河上游的生态屏障。 同时,四川民族地区还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 四川民族地区的面积为 30.5 万平方公里,人口在650 万左右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模式在逐渐完善,近年来四川省出台了较多关于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 2008 年提出了建立“羌家乐 ”、“藏家乐 ”以及 “彝家乐 ”的旅游规划 ,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牧(农)家乐示范村和示范乡,以带动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其中以凉山州的乡村旅游发展最佳, 先后在 2010 2011 年被授予“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区 ”。 凉山模式是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重要开端。

从凉山州的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来看,2007 年接待的旅游人数达到 12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是 2005 年的 3 以上,达到 35.8 亿元。2014 年凉山州的旅游接待人 数达到 3008.5 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到了 180 亿元。 2015 年接待的旅游人数为 3545.4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了 250 亿元,其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

2.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区位限制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北京的民俗村模式、成都的农家乐模式等都是人们的广泛喜爱,这些乡村旅游模式是将大城市周围作为其优势区位。 凉州模式也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旅游模式,具有政府主导、民间投资、百姓受益以及社会共进的特点,是一种以观光采摘为主的农旅结合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能够带来较大收益,但是同时也会受到地貌以及土地等方面的限制,如凉山州、甘孜州以及阿坝州都会受到这种限制。

凉山州与另外两个州相比,其城镇人口、总人口以及耕地面积等都明显较大,凉山州的年降水量在 950mm 左右,阿坝州和甘孜州的年降水量都在 710-780mm 左右,凉山州的月均温在 8-23℃,高于其他两个州,凉山州的月均温、年降水量以及最低海拔高度等,都比较适合于城镇分布和农耕人口分布,所以凉山州的城镇化率虽然不高,但是其城镇化规模较大,这种农旅结合的模式在凉山州应用比较适合。 凉山州的乡村旅游发展具有较大优势, 一是凉山州的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2700m 以下海拔地区,而人体发生高原反应的海拔高度始于 2700m,所以游客发生高原反应的可能性较低, 比较适合各种类型的人群到此旅游。海拔为 2700-3500 米的旅游屏障带呈 J 字形,而凉山州恰好位于该线海拔较低的东部区域,所以农旅结合模式在凉山州开展具有优势。

3.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区位分析

3.1 乡村旅游区位类型

对于乡村旅游这一词,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既可以把乡村看作一个空间范围,也可以将其看作乡村旅游吸引物。 将乡村旅游提高到生态旅游层次,并将资源开发作为导向的乡村旅游,通常将其成为“原野型乡村旅游”,这类旅游主要是通过独特事物来吸引游客,旅游的成本较高, 同时还受区域内游客接待能力的限制, 主要通过需求来推动消费。 与“原野型乡村旅游”不同,“城郊型乡村旅游”的客源主要是中心城镇的居民, 通过利用较低的地租条件和便利的城郊交通, 进行短程旅游,这种旅游方式反映的是城市居民离开工作,放松身心的休闲需要。

3.2 区位类型的区域格局

与其他地区不同, 四川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山河相间,大城市数量少,城市规模小,交通主要呈网格状,很难形成城郊型乡村旅游,所以原野型乡村旅游是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 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从城市扩展开,首先是自由林业带,然后是林业带和作物轮作带,再然后是放牧区和高质易运品,最后是荒野[1],各带均有收益,但离城市中心越远,其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越低,其交通成本相对更高。 通常来说,城市游客的接待应主要在土地丰富和劳动力较多的轮作带和林业带,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不足的荒原和牧区,旅游接待能力相对较差。 另外,一些交通密度低、土地贫瘠或人口稀疏的地区,旅游的成本相对较高,比较容易被低成本的农家乐替代或分流。为了解四川民族地区区位类型的区域格局,借用廊道和屏障两种不同性质的单元对该地区进行宏观分析,其空间单元格局见下表 1

从表的屏障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屏障 1-5 的海拔均在 5000 米以上,而且中年有积雪,比较容易形成自然保护区或单独的景区。 四个廊道中除了安宁河谷具有较多城镇人口外,其他地区只有重要交通线上才有成都客源。 成都游客可以经廊道 3 进入廊道 1,或经屏障 4 进入廊道 4

33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牧区位

由于受降水条件的限制, 农牧界限大致沿400mm 等降水量线分布,导致不同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尤其各自的特征。 甘肃以南地区由于受横断山区海拔高度的影响,气温相对较低,不适宜耕种,我国的农牧交错带与春小麦和冬小麦的分布界线非常接近。四川民族地区的农牧交错带占据了总面积的 47%左右,比较适合农、牧、旅综合发展,四川民族地区的这种农牧交错区位,极大地影响了其城市化进程,维持了原野型乡村旅游的乡土性。 另外,这种农牧混合经营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农户收入的稳定性,有助于四川民族地区提升乡村旅游的接待能力。

4.不同区位类型的升级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在进行乡村旅游区位类型的升级发展,应根据其自身的区位类型,采取相对应的发展模式,对于不同的乡村旅游类型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比较适合于农事和农业旅游,而乡村旅游比较合适于政府主导模式,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的开发则比较适合采用“旅---贸”联动的模式[2] 在客源市场发展比较成熟的远郊地区比较适合采用这些发展模式。 对于比较接近城市中心的城郊型乡村旅游,由于其生态环境无法吸引城镇居民,应适当通过增加供给档次的方式,充分利用廊道和旅游线路,发展松潘—木里线以东地区,原野型乡村旅游,由于对乡土资源和开发和组合比较重视,农牧文化区位较为重要,所以其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保持其乡土性,提高乡村的旅游接待能力。

4.1 城郊型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区位分析

发展城郊型乡村旅游比较有利的地区为靠近屏障 235 的盆地地区,主要为茂县、北川、凉山州的安宁河谷以及泸定等地区,对于这类旅游来说,其优势主要在于近距离所带来的低成本,但是乡土遗产的丧失以及乡村性的快速改变,是城郊型乡村旅游的主要问题[3] 农业的耕地是有限的,对于农民的淳朴民风无法以农业活动的形式进行存留。 因此,城郊型乡村旅游应将其行业定位产品互补或品牌服务,统筹城乡, 通过民间投资等方式来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产品质量标准,从而刺激旅游市场需求。 在丹巴、康定和道孚等地区,其地势相对较低,而且交通较为方便,具有较强大的旅游接待潜力,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这些地区与放牧区的高质易运品生产较为相似,所具备生产相关旅游制品的能力[4] 凉山州发展较好的地区是安宁河谷,所以该地区在进行乡村旅游升级发展时,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如郫县,实现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集群化、连片华以及板块化发展,并逐步建设休闲度假主题农庄,在此基础上,依靠凉山地区的龙头企业,实现旅工—农贸的联动发展[5],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4.2 原野型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区位分析

在四川民族地区的部分区域,如石渠、若尔盖以及稻城围成的区域内,由于海拔较高,所以旅游应尽量选择在 300 米的地方设立营地。四川民族地区大部分牧民定居点都已经开始应用太阳能热水器、中空玻璃以及环保厕所等,这也是较为有利的形势,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聚落规模的扩大,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所以,这些地区在进行旅游升级发展时,应对农、林、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建立高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链。 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域,相对而言,游人相对较少,但是如果有森林公园、风景名胜以及自然保护区等作为依托,会增加这些地区的旅游优势[6] 四川民族地区不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风景名胜,都具有较大的面积。 所以,这些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时,首先应根据相关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优先批准当地住户经营旅游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7] 同时,该类旅游应注重保障当地居民以及旅游者等人员的利益,对景区或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使其能够保持自身具有的乡土性。

5.结语

四川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能够极大地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四川民族地区通过在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方面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应首先对该地区的区位进行合理分析,充分利用山河相间造成的廊道和屏障,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进行升级发展,保持乡村旅游的地方性和乡土性。 因此,四川民族地区可以城郊型乡村旅游和原野型乡村旅游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 充分利用该地区的乡土资源,通过增加供给档次等方式,提高该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开发的同时注重保持乡村旅游的乡土性,从而推动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杨杰(1977.8—),男,汉族,四川新津人,硕士,四川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教育、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旅游人类学。

何文俊(1975.07.25—),男,汉族,四川射洪人,硕士,四川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旅游文化。

【参考文献

1]赵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探析[J].西 南科技大学学报( 学社会科学版),2011,28(04):23-26.

2]赵 . 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转型与升级 [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04):78-82.

3]杨蕊嘉,杨达,景春.北川羌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9(06):1-5.

4]钟 , 如嘉, .四川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社会冲突的调控 机制研究 —— 甲居藏寨为例[J].开发研究,2013,32(03):65-68.

5]杨柳.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贡献度的策略[J].农业经济,2015,25(12):34-36.6]王兴贵.四川藏区乡村旅游全域开发模式与路径分析 —— 丹巴县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6,62(12):3261-3265.

7]张海燕,尚将,余含.基于低碳经济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南商学院学报,2012,19(05):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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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9日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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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上过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