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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怀疑主义:从异常到主流

胡小文

2017年11月14日 12:00

塞西尔•勒孔特
《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20171期

  欧洲怀疑主义的概念最初仅由欧盟研究的少数学者使用,而现在这个概念在欧盟机构和(亲欧)国际决策者的官方话语中屡现。在2005年欧盟立宪的尝试失败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尝试化解反对欧洲一体化的阻力。然而,他们却很少参与剖析欧洲怀疑主义这一重要概念。

  虽然亲欧(pro-European)的政治家希望避免公开暴露对欧盟潜在目标①的内部分歧,但学术界致力于超越保罗·塔格特给出的开创性定义,后者将欧洲怀疑主义定义为包含“对欧洲一体化变通的、有条件的反对,或对欧洲一体化彻底的、无条件的反对”。②这个定义随后被学者进一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反对形式:一是“刚性欧洲怀疑主义”,指“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坚决反对”,二是“柔性欧洲怀疑主义”,指对欧盟一体化“有保留的反对”,反映了对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欧盟“核心”政策或欧盟当前趋势的不满。

  一些学者也给出了其他分类方法,以概述对欧洲一体化不同程度的反对,如欧洲怀疑主义和仇欧心结(Europhobia)③,又如从对欧盟的简单排斥到提倡联邦式欧洲的最高纲领。欧洲怀疑主义类型的多样性,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欧盟普遍认同的定义的缺位。正如对欧盟的研究那样,对欧洲怀疑主义的研究正开始脱离之前的欧洲中间论(EU-centrism),更多地从对其他有争议的概念(民粹主义)的研究中汲取洞见。本文通过对欧洲怀疑主义核心观点的考察,阐述这一概念从被接受到进一步扩张的过程。

  二、作为非重要议题(non-issue)或边缘现象的欧洲怀疑主义

  在欧洲一体化的最初40年中,对其的反对或敌意并不在欧盟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视野中,对一体化进程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界忽视了。欧洲怀疑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才出现在研究者的议程中,同时期还伴随着对欧盟“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④的争论。这种平行并不是巧合,欧洲怀疑主义被认为是欧盟民主赤字的后果。在这个初始阶段,对欧洲共同体的敌意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的、地理的)边缘现象。

  1.边缘途径

  就政党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洲怀疑主义就被作为“异议的试金石”(touchstone of dissent)来分析。在主流政党或执政党持亲欧立场的情况下(至少在欧洲大陆),在野党通过表达对欧盟的敌意,以示其与当权派的区别。这里,欧洲怀疑主义主要被视为“对立政治”⑤的表现。同时,正如欧盟本身被赋予中立政治的特征,基于政党(party-based)视角的欧洲怀疑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或者极端主义思想的衍生来分析。

  同样,一些研究者认为流行的欧洲怀疑主义应当被纯粹地视为反对本国执政者的表现,正如大多数对欧盟问题无知的选民投票反对进一步一体化以制裁本国现任政府那样。与之并行的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公众敌意被作为地域观念的表达来分析,如认为持欧洲怀疑主义观点的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和收入层次相对较低,从而支持了欧洲怀疑主义者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失败者这一观点。

  欧洲怀疑主义还被认为具有地域特征,如学者愿意将主流的欧洲怀疑主义视做典型的英国现象,或“英法例外论”(Anglo-French exceptionalism)⑥,或具有北欧特征。因此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北欧,欧洲怀疑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位于欧洲大陆地理边缘的现象。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结果表明,一些特定成员国的国内公共舆论持续显示出高于欧盟平均值的怀疑主义,换句话说,某些国家(例如英国、北欧诸国、奥地利、匈牙利)欧洲怀疑主义的呈现多于其他国家,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几乎不存在欧洲怀疑主义(主要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南欧国家)

  2.对欧盟的反对是欧盟相关研究的盲点?

  欧洲怀疑主义的理论化同时也可能是诸多欧盟研究当中所隐含的规范性路径的结果,比如欧盟研究长期以来受许多欧盟专家和欧盟机构雷同的观点影响,或受到对一体化过程持续性的共同信念的影响,这种隐含的规范导向主要来自两个学科的欧盟研究者:政治科学和历史学。

  在政治学家当中,早期的欧洲共同体/欧盟理论家,无论是新功能主义者(neofunctionalists)⑦还是府际主义者(intergovernmentalists)⑧,往往依靠这样的假设,即一体化过程会持续下去而不会逆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理论不分析欧盟可能解体的情况,这种情形直到2008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才有所改变。当然这也是由于早期欧洲怀疑主义研究对政治精英的过度关注,因为除了英国,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总体来说是亲一体化的。即使是在一体化进程中认为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对国家政府的杠杆作用)具有关键作用的自由府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也依赖欧盟问题来动员潜在的关键群体。因此,在社会层面对欧洲共同体及其进一步一体化的抵制,仍然需要长期研究。

  对历史学家而言,欧盟史学倾向于粉饰冲突和社会运动。⑨在历史学中,关注欧洲共同体“创始人”角度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和欧洲共同体官员(负责提供资助、档案获取等领域的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以那些历史学家舍弃更为社会学的分析途径为代价的,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学者相对忽视了对欧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所受抵制的研究。国际关系视角的优势,加上对欧洲统一(European unity)观念史的关注,说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迄今为止已成为“没有社会的历史”。只是从相对较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开始分析对一体化过程的误解和抵制的来源,开始逐步关注社会公众和国内政治精英抵抗欧洲一体化的思潮。

  与此类似,最近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研究者为调查大众对欧洲共同体态度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即欧洲晴雨表调查,⑩最初是由欧盟委员会官员为其自身目的而塑造的。创造欧洲晴雨表的非官方目的是证明欧盟社会舆论的存在,供欧盟委员会参考,以从国内政府的角度将其相关政治举措合法化。因此,对这些调查中所运用的方法及其研究结果应予以适当警惕。(11)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在最为著名的新功能主义欧洲共同体理论家恩斯特·哈斯眼中,用来形容欧洲一体化最初几十年特征的“宽容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概念既不能等同于支持欧洲一体化,也不能被认为是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热情,而指的是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容忍。(12)在该意义上,被视为对欧洲一体化冷漠态度的欧洲怀疑主义确实在欧洲公众中普遍存在。

  三、欧洲怀疑主义:主流现象和有争议的概念

  欧洲怀疑主义的主流趋势自2005年逐渐显现,因为当时法国和荷兰的多数选民通过全民公决否决了对《欧洲宪法条约》(European Constitutional Treaty)的批准。之后,研究者开始研究政治精英、公民甚至欧盟机构中欧洲怀疑主义的思潮。

  1.揭示欧洲怀疑主义的主流维度

  超越将基于政党的欧洲怀疑主义视为在野党独有特征的分析,研究者开始分析欧洲怀疑主义立场在主流政党当中的表达。对流行的欧洲怀疑主义而言,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已被持续地修正,因为将持有欧洲怀疑论观点的选民视为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普遍看法已经遭到质疑。当然,实证研究表明了民族主义与对移民的负面看法以及欧洲怀疑主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各国情况来看,这一结论是成立的。(13)同时,诸如选民对选举机构和政党缺乏信任等态度,同样对欧洲怀疑论的出现起关键作用。(14)此外,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结果已经表明,亲欧盟者,尤其是年轻选民和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人,也开始对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表示反对。

  同样,认为亲欧盟和持欧洲怀疑主义的国家间存在基本区别的观点,已让位于对欧盟集体观感更加细致的理解。如对通常被视为亲欧洲的西班牙等国的研究显示,其对欧盟表现出漠不关心等更为复杂的态度,也有研究指出了欧洲怀疑主义在意大利、比利时等迄今为止亲欧国家中的传播。

  最后,研究者开始质疑将欧盟机构本身作为亲欧据点的普遍观点,例如即使是在欧盟委员会的案例中,研究也表明主张联邦式欧盟的管理者(15)不足40%,其他学者也发现欧盟委员会官员中的少数派(8%)认为,欧盟的领导作用应该属于成员国,而非欧洲委员会或者欧洲议会。(16)这表明与普遍观点相反,对欧盟的目的存在多个不同甚至有分歧的观点,甚至在欧盟机构内部也是如此。

  2.欧洲怀疑主义:一个过时的概念?

  21世纪初以来,大量的研究都强调“欧洲怀疑主义”这个术语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其意义的争论。首先,有学者强调该术语的非科学起源,认为该术语主要源自媒体话语,而且发挥着挑起政治争论的作用,是一种用于消除政治对手的修辞手法。此外,该术语本身就依靠隐含的假设,即“唯一正确的一体化是社群整合”(community integration)(17)此外,还有研究者强调了欧洲怀疑主义现有定义的多样性。确实,尽管欧洲怀疑主义往往被消极地定义,但对欧洲怀疑论者反对什么的界定仍没有共识,也没有阐明“亲欧主义”的性质,而且缺乏对欧盟自身本质的学术共识,这使得对欧洲怀疑主义究竟是什么很难达成共识。欧洲怀疑主义的研究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理论僵局中,因为任何对欧洲怀疑主义的定义都预先假定了一种主观的欧盟定义,即“要考虑到欧洲一体化和其结构的结局”。(18)

  在这种情境下,研究者对该术语概念的过度扩张和模糊性提出警告,(19)认为其过于笼统,而且忽略了与欧洲一体化及其演化性质以及公众态度的多样性。正如欧洲一体化的建构路径所表明的,欧盟其实是一个最为卓越的“多视角政体”(multi-perspectival polity),因为其在不同的文化、政治情境中对不同观察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近期的研究提出要超越过于简单化的亲/反欧盟分歧,并且以对欧洲一体化抵抗的研究代替对欧洲怀疑主义的研究。正如下文所解释的,这将是欧洲怀疑主义再概念化的过程。

  四、欧洲怀疑主义重新界定:来自民粹主义研究的一些洞见

  将民粹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不是新的想法。过去几年中,有学者已经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怀疑主义态度是由对民粹主义态度的相同逻辑支持的,如对主流政党的蔑视,以及欧洲化和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失败”观感。本节尝试着用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来进一步阐明民粹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模式,并表明迄今为止民粹主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正在被用来分析欧洲怀疑主义。

  1.民粹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和欧盟的“民主赤字”

  像欧洲怀疑主义那样,民粹主义也是一个引起争论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粹主义的确已被看做对民主的威胁或民主的异常状态。如前所述,类似的是欧洲怀疑主义经常被学者看做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象。尽管如此,民粹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也能被视做对民主“不适”(malaise)的症状来分析,而非不合理的现象。

  比如,民粹主义研究专家会认为,民粹主义与民主是同质的,而非民主的“他者”。学者认为,“救赎”(redemptive)维度[信仰的政治(politics of faith)]和“实用主义”(pragmatic)维度[怀疑论政治(politics of scepticism)]是民主的两个核心维度,(20)当民主降至“实用主义”维度,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之间的距离过大时,民粹主义将作为一种警告、一种民主的宣泄(catharsis)工具而出现。同样,当政治沦为纯粹的行政治理时,民粹主义也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与所感知到的代议制民主退化有关”。或者说民粹主义是公众对其所感知到的宪政主义中非多数主义(non-majoritarian)逻辑(21)局限性的反应。

  相似的,作为民粹主义的众多表达之一,欧洲怀疑主义可被视为对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民主赤字”的反应。欧盟已被描述为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形式,其中不存在对政策成果明确负责的权威,也不存在“政府-反对派”(government-opposition)的区分。事实上,有些研究者已将政治冲突的缺乏视为欧盟合法性薄弱的主要原因。(22)一种去政治化的技术统治(technocratic)合法性类型贯穿在欧盟机构的沟通中。如研究表明,在欧盟层面占主导地位的新功能主义立场及其对技术统治型合法性的依赖,对“指令”(directives)或“规则”(regulations)等技术术语的广泛使用,传达了非民主欧盟的观点:“……新功能主义的制度性立场流行至今,并且为持续地将欧盟重构为只关心技术事宜的畸形官僚机构提供了学理基础。”(23)

  在这样的情境下,欧洲怀疑主义实际上将政治重新注入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的政体中。这里,随着欧盟问题成为国家层面公共辩论的相关维度,可以从不考虑政党话语的欧盟政治化过程来阐释欧洲怀疑主义的主流化。从这个角度看,“草根”的崛起以及反对欧盟核心政策的社会动员,有助于欧盟问题“常态化”(normalization)的过程,将其归于国内层面的既有分歧当中。进一步的研究能够考察,对欧洲怀疑主义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即使是间接地)通过频繁推进一国全民公决,以及赋予欧洲议会立法创制权(legislative initiative),来推动欧盟的逐步民主化。(24)

  也可以说,欧洲一体化通过动摇国内政党体系而有助于民粹主义的出现,因此也使欧洲怀疑主义作为一种民粹主义形式崛起。有研究者指出,欧洲一体化对国内政党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仍然受左、右翼分歧而非他们自身对欧盟的看法驱动。此外有观点认为,直到最近,主流政治精英依然能够保持在欧盟问题上内部统一的假象。(25)当然有研究者也指出了主流政治精英对一体化结论的拥护不稳定。

  首先,一方面是选民当中逐渐出现亲/反欧盟的分歧,另一方面是主流政党对这个分歧的非政治化处理,可以将这二者的脱节比作一个“沉睡的巨人”。(26)这为政治实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创造了一种表达基于抗议的、反欧盟话语的强大潜力。正如15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欧盟因此可能为结合不同意识形态视角的政治实业家开放一个有前途的机会结构,可能“将选民的视角由对欧盟的通常不信任,转移到巩固一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团结以及安全问题上”。(27)

  其次,欧洲一体化会强烈影响选民对主流政党的看法。这减少了国内政府可用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使其明确替代品出现缺乏,进而加强对左右翼之间区别相对模糊的感知。通过将权力上移到欧盟层面,加强了对软弱的、不相关的国内政党的普遍认知。(28)因此,欧洲一体化加剧了对国内政党制度的削弱,却没有在欧盟层面上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确实,研究者认同基于稳健的欧洲政党体系的代议制、议会制民主一时不大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境下,欧洲一体化可能有助于将民粹主义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基于抗议的、反精英的话语。这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危机导致了债务国议会进一步失权(disempowerment),使受欧盟支持的非选举、技术统治型政府(在希腊和意大利)掌权,并使目前的紧缩政策缺乏替代政策。

  2.作为话语的民粹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

  从分析方法来说,最初应用于民粹主义研究的话语方法同样能够有效地分析欧洲怀疑主义。

  对于民粹主义,有研究者最近提出要超越实质性定义。确实,除了构成自身核心信息的“将社会归为两个阵营的二分(精英和人民)视域”,(29)如欧洲怀疑主义那样,民粹主义与从左到右的任何意识形态立场都相互兼容。此外,民粹主义跨越时间和空间出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境的极端多样性使任何赋予该术语实质性定义的努力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有学者希望给予民粹主义一个“严格正规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对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表达模式。总之,研究者不应当研究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内容和观点;相反,他们应当分析民粹主义领袖是如何通过重塑基于精英/人民分歧的政治和社会空间,与劣势一方的人民一起成功地实现大量未被满足的要求。民粹主义的研究问题似乎与欧盟的当前情境尤其相关:在特定情境中,为什么很大一部分选民将作为特定动员模式的民粹主义看做表达现有政治和社会经济替代选择的唯一途径?

  像民粹主义一样,欧洲怀疑主义不能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可以被再概念化为一种话语。欧盟研究这一更广泛领域的近期发展,已经为这种概念重构奠定了基础。

  首先,广义上的欧盟研究见证了导致研究议程囊括欧洲社会的社会学转向的出现,以及它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如何作出反应的。(30)相似的,研究欧洲怀疑主义的学者的研究议程超越了政党,扩展到媒体、草根运动和公民社会组织等新型行为体。这使研究议程远离了意识形态内容和政党,引领研究者调查“普通”公民对欧盟的感知。

  其次,欧盟研究中的建构主义转向(31)导致了欧盟研究中话语方法的引入,这就使研究者能够批判地研究欧洲一体化。例如,对关于欧洲认同的欧盟机构话语的研究表明,欧洲认同经常依赖于对“他者”的隐含排除,就像在国家层面建立认同的过程那样。相似的,研究者强调了欧盟话语和欧洲一体化理论当中关键概念的模糊性。例如意在描述一体化对国内社会影响的广泛应用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概念,含蓄地传达了社会和公民必须要适应的“自上而下的”(top-down)、理性的规范或标准。欧盟的官方术语中存在一种优势的表达,传达了将国内落后现象与欧盟现代性对比的观念,比如调适性、筛选和监督。(32)所以,话语方法也有助于解构欧盟官方话语或术语[所谓的“欧盟语言”(Euro-speak)]

  从话语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托马斯·迪茨是使用民粹主义研究方法和概念分析国内公共领域欧盟话语的先行者。通过研究英国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辩论,他证明了诸如“自由经济共同体”等欧盟核心概念是如何传达的,同时其并未很好地契合简单的亲/反一体化分歧。自由经济共同体概念与深度经济一体化相兼容(虽然没有兼容政治一体化),而且对国内议会主权具有灵活的理解。与此类似,最近的研究提出以对欧洲怀疑主义的再定义,即欧洲一体化所开启的集体认同斗争领域中特定话语的形成,来取代对欧洲怀疑主义的现有分类。在欧盟被理解为“话语斗争领域”(discursive battleground)的情境中,欧洲怀疑主义被作为试图推进对集体认同自身理解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s)来分析,与试图从公众角度将欧盟合法化的亲欧盟话语相对。

  欧盟的一些特性,使得将欧洲怀疑主义作为一种民粹话语形式来理解非常重要。所以,在设计欧盟话语研究的方法时,学者提出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欧盟是好的“虚构”(myth)题材。(33)对此的“良好”例子,是英国小报鼓吹的所谓可怕的“欧盟神话”(Euromyths),将欧盟描绘成一个监管“怪物”,存在于公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的,民粹话语依赖一个虚构的逻辑,因为其所试图聚集的诸多国家发展挫折的单一原因,是假定的精英对人民的背叛。第二,对欧盟怀有敌意的话语使他们进入“自我对他者”的角度,这种割裂正是民粹主义的核心。

  这种基于认同的角度就欧盟的情况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欧盟对国家认同的专有定义进行了挑战,但没有成功地构建新的欧洲样本。如前所述,在所有民粹话语当中,关键的概念是“人民”,无论是种族、社会或政治上的界定。现在,对欧盟“民主赤字”争论的试金石之一,与并不存在欧洲人民或样本的事实相关。这使欧盟成为民粹话语的一个“完美”目标。在自2008年起影响欧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情境中就是这样。确实,至少在支持对主权债务危机作出统一、团结的回应的欧元区内,危机将集体团结边界的核心问题提上了日程。(34)

  就如何(重新)设计集体认同,以及如何对危机的不同叙事进行竞争来说,对债务问题的讨论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境。正如欧洲政治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国内公共领域对债务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对立出发,而不是从公民的利益和金融市场逻辑之间的对抗出发,这为民粹话语提供了一种机会结构,使不同的国家陷入相互对抗中。(35)不同国家的危机叙事,与欧盟官方“相互支持共同体”的叙事相竞争,并且表达对欧盟国家危机的自身叙述,以及自身的责任归因逻辑。在这一方面,目前的危机无疑开辟了进一步研究欧洲怀疑主义的途径。

  欧洲怀疑主义研究中的最新趋势,即将其作为话语,或特定的、民粹的动员模式来进行再概念化,的确在两个途径上有助于对欧盟研究的“规范化”。

  第一,当前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内和欧洲政治之间脆弱的边界。事实上,如今欧盟层面上的决策意味着在财政和养老金改革、应对通货膨胀的薪资指数化等关键问题中再分配政策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对欧洲怀疑主义话语和动员的研究离不开国内政治领域,其中民粹主义概念已被长期使用。在欧盟层面所感知到的民主赤字和在国内层面上对民主的不满是互相强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欧洲怀疑主义”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正如对欧盟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国内政治态度那样。

  第二,将对抵制欧洲一体化现象的研究置于更广泛的民粹主义研究中,将其作为话语或动员模式,使研究者更容易进行比较研究。然而对欧洲怀疑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仍然先将欧盟视为完全“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其对“抵制”或“反叙事”等概念的替代,推动了与其他反对或争论案例的比较。确实,其他的区域协定或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美洲自由贸易区项目,是批判性社会动员的目标,可以从欧盟的争论当中得出有用的比较。随着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被用于理解欧盟,这也有助于更广泛的欧盟研究议程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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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4日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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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