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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做好“加法” 让“老经济”释放新动能

杨秦霞

2017年11月24日 12:00

刘世锦
经济日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关键是要让“老经济”焕发新活力:聚焦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助力优势企业,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增长,扩大开放;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同时,也要用好创新前沿的成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激发创新带来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部分来自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创新前沿的成果。现实地看,大多数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聚焦基础产业 

  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助力优势企业 

  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来推动。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让优势企业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促进服务业增长 

  进一步扩大开放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 

  个性化、面对面服务,对不可编码知识依赖性的增加,是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对从业者的知识、技术含量有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多地以公共产品或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方式呈现。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如何使服务业不过多地拉低全社会生产率,是一个重要挑战。因此,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提升实体经济效率 

  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 

  互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领域的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矛盾。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渠道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需考虑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惯性,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转变增长方式 

  激发创新带来的增长动能 

  尽管我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形成大的增长动能,但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 

  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当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时,所要求的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运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可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这正是为什么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增长方式需要对大大增强了的不确定性作出积极且可持续的反应,增加或强化部分体制机制性元素。比如,认可并保护知识向资本的转化,更加尊重知识产权;延长、稳定科学家、企业家的预期,使之与创新周期相适应;政府对科技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观点更具方向性、建议性和可调性,把实际选择权交给市场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加强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公平地向全社会开放或提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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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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