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他就把大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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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然”还是“顺应自然”

——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

胡小文

2017年09月11日 12:00

陈永森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7年第20171期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是否主张控制(domination)自然有三种看法:一是“控制自然说”;二是“控制自然与顺应自然对立统一说”;三是“模糊说”。“控制自然说”又有两种主张:一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整体上有控制自然的倾向;二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裂缝”,前者承认人受制于自然,后者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就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思想是否必然造成生态问题,又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控制自然”必然造成生态问题;二是认为“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灾难负责。梳理他们的观点,探讨其分歧的缘由,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

   一、“控制自然说”及其对马克思的批评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泰德·本顿(Ted Beton)阵营明确提出马克思是主张控制自然的。莱斯提出了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本顿提出“两种劳动”理论,以图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

   ()莱斯对马克思控制自然的微词

   莱斯认为马克思延续了西方控制自然的传统。他指出:基督教传统就有人类受上帝之托统治自然的思想;西方近代启蒙开启了非神学的控制自然观,其典型代表是培根,“培根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控制自然思想推到新的高度,他预言开发自然将成为人类唯一目标,工业化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马克思的自然观“就其本身来说可以视为圣西门观点的深化和发展”。莱斯把马克思的自然观归纳为:自然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应用场所”,是人类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人在活动中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自身;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器将逐渐把人从无尽的劳苦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的机械化生产将产生新型的人对自然的控制。

   莱斯认为,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认为,不同阶级在控制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利益是不同的,因此“无论这种人类控制达到什么程度,某种阶级分化的内部冲突都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控制自然是它的一部分)不可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他坚信,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莱斯认为,这种见解有独到之处,但难免过于乐观,历史的发展并非如马克思所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非但没有使自然处于解放的人的控制之下,反而受到“自然的报复”。莱斯说:“这样讲并非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成就,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料在理性的控制下引起人与自然物质相互转换的某种全球统一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结构。他们无法预见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或者说社会主义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会因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军队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而扭曲。”莱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马克思。不过,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张控制自然,而只要控制自然的观念还在流行,生态问题就不可避免。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评价控制自然”。莱斯所谓的修正、补充就是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顿对马克思控制自然的批评

   本顿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具体阐述了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本顿认为,马克思早期作品都是自然主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本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当作以生态的方法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的方法。”可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学者之间总是相互攻讦?在回应环境政治学特别是面对绿党的挑战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存在对立或模棱两可的声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环境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要求的矛盾分析中起带头作用?本顿认为,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存在“裂缝”。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承认自然的限制;政治经济学则不愿承认这种限制。本顿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控制自然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和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上。马克思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共产主义因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财富极为丰富不会有人口过剩问题。本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人口问题还未充分显现出来、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业产量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时代,其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今天的现实和认识水平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生产关系变革以及消除人口过剩问题作用估计太高了;马克思采用阶级分析法,更多地关注人口过剩体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资本积累以及由此造成的竞争关系,而忽视了不断增加的人口与自然承载力有限的关系。因此,本顿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与李嘉图一样,不愿意承认自然极限,把空气、水等自然资源当作免费的午餐。

   本顿不仅构建一个否认“自然限制”的马克思,而且还通过“两种劳动”来批评马克思。本顿认为有两种劳动过程:一是生态约束型的劳动过程;二是生产性或改造型劳动过程。前者指不改变劳动对象而是维持其得以继续生长条件的劳动过程;后者指使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符合人类需要改变的劳动过程。农业劳动就是生态约束型劳动过程,它不改变种子或牲畜的性质和结构,而是“维持和调节种子和牲畜得以生长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本顿认为,像农业劳动这样的生态调节型的生产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条件,要遵从物种的机理,人类不能随意操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工业生产力的作用印象太深,过度关注生产性或改造型劳动过程,忽视了生态约束型劳动过程和初级劳动过程。他指出马克思对生产改造型的劳动过程的论述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忽视了物的因素对人的劳动的限制;第二,忽视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结底来自自然;第三,忽视了生育劳动本身;第四,忽视了人不可控的生产条件的重要性;第五,忽视了劳动过程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料的结果。本顿指出,以上五种局限可归结为:夸大生产性过程的作用,低估或无视自然给定和相对不可控制的条件对劳动过程的制约。本顿认为,马克思的失误不是偶然的,而是马克思不承认自然的限制和过于乐观地估计生产力对人类解放作用所造成的。

   二、“模糊说”及其对马克思的质疑

   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解,另一方面又要控制自然,因此,马克思对自然的态度带有“模糊性”。持这种观点的有吉恩-盖伊·瓦兰柯特(Jean-Guy Vaillancourt)、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和凯特·索普(Kate Soper)。他们基本上属于本顿阵营,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批评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观的不一致性,后者则在总体上批评马克思在控制自然还是顺应自然问题上的模糊性。

   瓦兰柯特认为,马克思的早年作品(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但“在随后的文本中,表现出了他在征服自然这个棘手问题上持含糊不清的态度”(1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劳动和土地的相对重要性,提到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贪得无厌的农场主对土地肥力的掠夺,绝妙地分析了掠夺土地肥力和剥削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到了李比希关于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在谈到技术和经济进步、资源以及人口问题时考虑到了地理、土壤和气候等物质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看作生态学的先驱之一”。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自然摆在为人类服务的位置上,相信人类利用和改造乃至支配自然的能力,相信人类能够明智地管理自然。因此瓦兰柯特断定,马克思有些“模棱两可”。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生态学和当代生态学家提供了很多东西,“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生态学的主要的奠基人”。

   关于马克思在是否控制自然上的“模糊性”,本顿的学生索普阐述得最多。她认为马克思总体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歌颂人的创造力,具有“控制自然”倾向,但马克思的思想也有一些绿色要素。绿色与非绿色混合在一起,使马克思在控制自然还是顺应自然问题上有些模糊。

   (1)马克思“控制自然”话语既有普罗米修斯主义之意,也包含对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指责。马克思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人类能够控制自然,使人类从自然限制中挣脱出来,走向更加富足、自由和自主的社会。索普认为,这种自信和乐观带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色彩。但马克思也认识到不同阶级对“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的利用会导致不同结果。贪求利润的资产阶级,把现代工业社会的潜力引向贪婪、破坏之路,“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马克思坚信:“对财富生产的‘资产阶级式’的掠夺所作的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矫正,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高度理性的、技术上成熟的对自然的干预(或‘控制’)。”索普指出,马克思试图用社会主义对自然的绿色控制取代资本主义对自然的非绿色控制,但问题在于这种绿色控制何以可能。

   (2)马克思的劳动观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也道出了人类改变自然和改变自身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7)在索普看来,这明显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索普认为:“人是否确实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根本就不清楚,甚至整段话都不清楚。”人无法完全复制蜂巢和蜘蛛网,说明完全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标准来进行生产是不可能的。索普也肯定,马克思对人的评价能力和有关审美能力的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评价;此外,马克思在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同时,也关注人本身的自然也被改造,这也符合历史事实。这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一方面将有助于纠正坚持人与自然对立并企图支配自然的“粗糙的启蒙主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纠正一味指责人破坏了仁慈的自然的“深层生态学”。

   (3)马克思对人的基本需求和如何打发剩余时间的阐述似乎有助于生态保护但又没有解决生态保护意义上的消费需求问题。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索普认为,这里的“基本需要”是不清晰的。因为与“富足”、“奢侈”相对的“基本的”、“必需的”也是变化的。马克思要把剩余劳动时间当作“自由”时间来支配,但他对“剩余”或“自由”时间应该做什么却没讲清楚。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约束、环境限制的关系,这就很难保证人们不会把大量时间用在物质生产和消费上。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当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时,将会有不同的需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上,个人的需求将被引向精神方面和审美方面。在索普看来,如果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自然限制”和“先决条件”中逃脱出来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启蒙式的乐观主义就与资源衰退的生态警示、可持续消费水平的要求不协调;但如果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类超越以物欲为主要满足对象、控制了人的无节制的需求,就与生态要求一致。索普认为,由于马克思的话语中的模糊性,“以至于我们既可以更多地绿色地解读,也可以更多地技术决定论地解读”。这种模糊性,使之很难把“生态友好型”的帽子戴到马克思头上。

   三、“控制自然必要说”及其对马克思的辩护

   “控制自然必要说”的代表人物是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在格仑德曼看来,马克思确实主张对自然的控制,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说明我们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格仑德曼从两个方面来为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辩护。

   首先,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马克思将人对自然的利用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得;二是从对自然的改造或控制中获得。马克思认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格仑德曼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转变,那么试图退回到原始阶段就是不可行的,因此,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

   其次,马克思的“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和践踏自然。格仑德曼指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是和预先假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本身并没有目的,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对待自然;而且“控制”的结果应该服务于“控制者”的利益,如果危害到控制者的利益,我们就不能说他“控制”了某物。比如,迈达斯国王能够点石成金,但我们不能说他就“控制”了他的臣民,控制了其私人生活。如果只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将什么都变成了黄金,那对君王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音乐家倘若能娴熟地摆弄她的乐器,我们就可以说她在“控制”着乐器;倘若她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乐器,比如用锤子弹奏小提琴,那我们就不能说她“控制”着它。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控制自然”就意味着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

   格仑德曼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是否有控制自然的思想上,而要具体分析其内容;我们不必忌讳谈论控制自然,“‘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问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

   四、“控制自然与顺应自然对立统一说”及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

   极力为马克思自然观辩护并论证马克思自然观包含生态意蕴的代表人物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福斯特和柏克特都极力批判把马克思归属于“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的各种怪论。福斯特认为尽管马克思理论中有“控制”、“支配”、“统治”或“征服”自然的提法,但马克思反对人对自然的绝对统治力,把尊重自然作为人类的生存和改造自然活动的前提。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非但不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而且是构建了完整生态学理论的生态学家。柏克特则为富足的共产主义的生态性进行辩护。

   (1)控制自然与尊重自然规律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人不应该被动地适应自然,而要积极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福斯特指出,马克思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时,并没有把人与其他自然物相提并论,而是特别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自觉能动性。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不是一个宿命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他在承认人的活动受限的同时,也提倡积极地改造世界。客观世界有必然性,但人不是必然性的奴隶,人可以发挥能动性,使客观世界朝着利于人的趋势发展。其次,“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前提是顺应自然规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控制”、“支配”的内容,但同时也包含遵从自然的客观必然性、顺应自然的论述。福斯特认为:“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正如培根所言,“控制自然”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遵从。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征服自然力”的积极作用仅就封建社会的停滞和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而言,他意识到这种“征服自然力”是不可持续的。马克思已经看到先进生产力被资产阶级使用给自然带来的破坏并预言:“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其特征为自由时间的延长和集体而民主的社会组织,以及因此而以非工具主义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

   (2)马克思思想包含丰富的生态内涵。福斯特不仅否认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的”,并且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首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方法。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是建立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和世界普遍联系的认识之上。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兴起时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导致生态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态学)的发现,而当代绿色理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与同时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难以协调一致。福斯特甚至认为,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崛起,人类在生态学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人类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就是同步的。

   其次,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和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论断意味着人要保护自然生态。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外在自然,人没有理由伤害自己的“无机身体”;人类与整个地球的物质进化过程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不能站在自然之上而任意支配自然。

   再次,用益权思想与可持续性发展理念一致。马克思曾以用益权概念来说明保护土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用益权人享受其使用和收益权,但对他人所有物,应视同自己所有,负有保护好该物的义务。马克思认为,人类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最后,“新陈代谢”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借助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等人的“新陈代谢”概念并加以发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说造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与之相对立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则是新陈代谢良性循环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中居核心地位,“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

   柏克特在《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和绿的视角》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态健全的社会,是人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并且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29)

   五、完整和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

   同样一个马克思,同样的文本,为何有不同的诠释?这既与不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他们看问题的方法、角度、价值倾向的不同有关,也与他们的辩证思维水平以及对马克思文本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有关。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不同理解提示我们要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自然观。

   (1)全面把握马克思的“自然”和“控制自然”含义及其特征。马克思的“自然”有双重含义:人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就人的自然而言,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一部分”;就“外部自然”而言,马克思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人的自然界,这个自然具有“优先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过,马克思认为,自从人类从动物分离出来之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不可分割、相互制约,“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周遭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人化自然”。与自然的理解相对应,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有三层含义:控制人外部的自然;控制人自身的自然;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说:“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程度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的占有,是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支配”与“控制”为同义词)对象是人外部的自然。马克思认为,“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体以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这种活动受到他自己控制。”这里的“控制”对象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里的“控制”对象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马克思看来,控制自然是否对人有益,要看两种情况:一要看支配自然的工具掌握在谁的手里;二是要看是否顺应自然规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莱斯、本顿等人关注的是与人相对立的自然,忽视了马克思“人的自然”论述;关注的是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的控制,而忽视人对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

   (2)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控制自然与顺应自然的关系。本顿、艾克斯丽和索普等带有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控制自然与依赖自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规律、经济的增长和自然的限制看成对立、不相容的。事实上,尊重、顺应和依赖自然并不意味着人要被动地服从自然,成为自然的奴仆;承认自然的限制不意味着经济就要“零增长”。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通过长期的进化已经使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就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规律,更好、更全面地利用自然,甚至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改变。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并没有过时。生产力的提高增进了人类的福祉,那些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其实也享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远古时代,滔滔黄河泛滥成灾,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因势利导拯救了生民。今天,人们拦河筑坝,灌溉良田,创造绿色能源。这说明了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控制自然与尊重自然规律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3)要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是有机联系的,不存在“裂缝”问题。马克思的很多论著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学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政治经济学的也是哲学的;《哲学的贫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本顿关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有“裂缝”之说,连他本人也没有讲清楚。他在某个地方批评马克思控制自然和非生态思想;而在另一个地方却赞扬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而后者的根据往往来自他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资本论》。思想的矛盾就在于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思想,缺乏辩证思考。不仅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是融为一体的,而且三个方面都包含对生态环境的思考。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克服”的生态美好的社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如福斯特所言与生态学原理是一致的,因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中新陈代谢理论已经接近现代生态学的概念,“要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一代人”已经包含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因此,不能只盯着“支配”、“控制”词句而断章取义,而应该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自然观。

   (4)要把马克思思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区分开来。马克思更多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把自然的破坏、“人口过剩”、农业的不可持续性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城乡分离的产物,相信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摆脱自然的盲目力量和社会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度把生态环境问题看作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遗憾的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代价,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联系起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找错误实践的理论根源,马克思被戴上“普罗米修斯”的帽子。事实上,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谈人“控制自然”能力时不断强调要遵从自然规律,告诫人们要当心自然的报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没有完整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不按辩证法办事、不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归咎于马克思。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控制自然和遵从自然的思想是对立统一关系,人利用自然也依赖自然,人要更好地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要尊重和保护自然。我们不能像有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发现马克思的文献中有“控制”、“支配”自然的提法,就把马克思看成主张“战天斗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不过,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马克思继承了启蒙精神,多少带点启蒙时代“控制自然”的痕迹和自信;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早期,那个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初显,还构不成那个时代的主题。生态环境问题只是马克思的一个问题,但不是核心问题,他的有关论述还不足以完全应对当代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科学还未真正发展起来,还未有对自然的承载力和生态容量的充分的认识。而当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对“控制自然”的说法就要持更审慎的态度。尽管在特定领域和特定范围,人类能够控制自然进程,如筑坝蓄水、改良动植物品种、控制传染病蔓延等等,但人类要完全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可以认识自然规律,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都是历史的,有局限性的,利用有限的认识或者把有限的认识当作永恒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的实践,就可能导致自然的报复。因此,格仑德曼所设想的“在掌握了自然本性的条件下控制自然”多少带点浪漫性,他把人作用于自然比作演奏家弹奏乐器也不妥。乐器是人造的,而自然不是人造物,尽管今天的自然已经越来越多地是“人化自然”;在制造乐器之前,人就掌握了乐器的机理,而人对自然奥秘则处在不断探索之中,人类至今从总体上还没有完全学会在不损害自然条件下娴熟地利用自然;乐器迟早是要坏的,损害了的乐器可以修理乃至丢弃,大自然本身在不断变化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自然可以任性,但人类不可随意改变自然的秩序和系统平衡。如果人类践踏自然而遭到“报复”,只能无奈面对而无法随意抛弃“不受欢迎”的那部分自然,因为地球生态是一个整体,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今天这样生态环境千疮百孔的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提倡绿色发展的时代,对于自然,我们还是多讲“尊重”、“顺应”、“保护”,而少提“控制”、“统治”、“支配”。

陈永森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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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1日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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