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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学者视角看拉美若干热点问题

袁文坤

2019年10月30日 07:49

周楠
《国际观察》2010年5期

摘要:美国学术界对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文对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关于拉美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高犯罪率、种族冲突和高等教育改革等社会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与整理,旨在通过综述美国学者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反映出拉美社会问题研究的新观点、新内容和新趋势。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展示美国学术界研究拉关社会前沿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祈望对我国刚刚起步的拉美社会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拉美社会 拉美教育 种族问题 高犯罪率 

作者简介:周楠,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拉美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萨拉曼卡,西班牙,37002

拉美社会热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并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些社会热点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背后常常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纷纷从改革中探索摆脱社会问题困扰的途径,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多种改革方案与措施的试验场。从整体上看,拉美各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历史传统与现实变革之间的矛盾、拉美各国生存状态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失调等错综复杂因素的滋生及蔓延,使拉美社会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状态:尽管拉美各国已经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市场经济,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广大民众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拉美社会仍然充斥着世界上几乎最为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在全球改革大潮中,这些问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美国学术界作为拉美社会问题研究的前沿,近期重点研究了一系列拉美社会热点问题,提出诸多具有重要的观点与看法,本文对其进行归纳与整理,期望对国内拉美社会问题研究及相关学术领域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热点问题之一:高犯罪率的社会根源及影响 

在过去20年中,拉美社会犯罪率急剧攀升,成为世界上发生暴力犯罪事件最多的地区,从2000年到2009年,整个拉美地区共有超过100万人在暴力犯罪活动中被害,很多城市“比战区还危险”[1],这严重阻碍了拉美各国的发展与进步。美国学术界有关拉美问题研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揭示其高犯罪率的社会根源及影响,以此为寻求拉美社会治理路径提供重要研究线索。 

(一)从实证分析角度挖掘高犯罪率社会根源的主要观点 

美国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式解剖拉美社会高犯罪率的根源,主要提出3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社会不平等是拉美社会犯罪率上升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是在参考美国125个城市犯罪率调查信息,借鉴其“收入差距大小是决定犯罪率的最重要因素,而贫困人口的比例则居次要位置”[2]的调查基础上得出的,认为拉美社会中下层人群通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也无法改变窘迫的生存地位,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实施犯罪可能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期望,不惜代价地铤而走险。第2种观点认为,就业率低迷是拉美社会高犯罪率的主要诱因。这一观点通过列举 一系列收入差距与犯罪率的数据,并将就业率与犯罪率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证明拉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就业问题直接导致犯罪率显著上升。第3种观点认为,拉美社会犯罪率日益增长是多种因素所致。这一观点采用举证和比较的方法阐述拉美社会高犯罪率产生的多元因素,如拉美各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基尼系数和青壮年比例偏高;警察和法官数量较少、入狱率偏低使制裁措施不够严厉;以及法律的双重性和不公正性,穷人的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一套适用于富人,另一套是给穷人预备的”[3]。政府和司法等部门执政不作为以及行政腐败,使社会底层民众的诉求无法表达,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怨恨,这些都导致了拉美地区犯罪率不断上升。 

(二)从理论分析角度解剖高犯罪率社会根源的主要观点 

美国学者从理论角度分析拉美社会高犯罪率产生的根源,主要提出4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暴力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是导致拉美地区高犯罪率产生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从心理学角度指 ,幼年时成为暴力事件受害者的不幸遭遇是致使成年人使用暴力的最大因素,经常目睹或遭受暴力的儿童在成年之后更加具有暴力倾向,因此,家庭暴力和社区暴力发生率高的社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4] 美国学者以2002年巴西的一项调查为例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在圣保罗的穷人区,8%的儿童的父亲或母亲死于他杀,13%的儿童曾亲眼目睹过凶杀[5],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暴力倾向远大于在健康环境下长大的儿童,由此也为未来犯罪埋下火种。 

第2种观点认为,政策失误是造成拉美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拉美社会当下高犯罪率可能与20年前社会底层家庭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法律规定禁止流产有关。美国学者还参照美国经验对其加以阐释,认为流产合法化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减少的重要原因,这一政策使不具备抚养条件的父母有权自行选择放弃生育,客观上使婴幼儿的生存环境实现优胜劣汰,减少了不良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的负面影响及伤害,从而降低其成年后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因此,拉美地区禁止流产的政策与社会暴力犯罪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这一研究没有举出相关数据和事实加以论证,仅限于理论阐述。 

第3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是拉美社会高犯罪率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从经济学视角,指出“犯罪率增加是由于参加犯罪活动所获得的潜在利益增加,而其机会成本降低的结果”[6]。经济低迷使社会中、下层人群从事合法劳动能够获得的经济收入急剧减少,而富有阶层由于已经积聚巨额财富,几乎不受影响,这就降低了该阶层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使暴力犯罪活动对艰难谋生的人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此外,第4种观点认为,社会排斥是拉美社会犯罪率持续增长的重要根源。这一观点依据“社会排斥” 理论做出分析,认为拉美社会司法、行政力量普遍薄弱,造成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渠道满足安全、司法、经济等方面的需要,黑社会组织、贩毒集团趁机填补了这一空缺,不同程度地替代国家权力机构行使职能,在政府影响力薄弱的地区充当社会保护者、司法裁决者的角色,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容忍和接纳,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纵容犯罪的社会效应。 

(三)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影响 

对于拉美地区高犯罪率的社会影响,美国学术界做出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高犯罪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犯罪率持续上升不但威胁个人生命财产安全,迫使拉美政府不得不持续加大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而且还直接影响生产、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严重破坏了拉美经济。美洲开发银行的年度报告指出,1999年暴力犯罪使拉美各国平均损失国民生产总值的7.1%[7]。 巳罪活动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投资环境,使拉美失去了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2003年世界银行一项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显示,52%的经理人把高犯罪率作为在拉美投资的最大不利条件.[8] 

另一方面是高犯罪率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有的学者根据欧洲历史上的经验,认为高犯罪率“比经济危机和其它任何因素都更容易导致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9]。有的学者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完全适用于拉美,到目前为止,高犯罪率没有导致拉美地区的民众更加希望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拉美多数民众的意愿是政府应该减少政策干预,尊重社会政治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但是,由于国家司法、刑事机构没能有效打击犯罪活动,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通过超越法律的报复行动来对抗与日俱增的犯罪活动。同时列出一组调查数据对此做出解释,有41%的危地马拉人,37.7%的巴西人,38.5%的委内瑞拉人,41.5%的哥斯达黎加人,27.8%的哥伦比亚人和21.9%的萨尔瓦多人支持针对犯罪活动的私自报复行动[10],这种僭越法律的倾向给民主制度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还有的学者认为,高犯罪率在客观上促进了拉美的政治民主,并列出一系列调查数据说明受害者的亲人、朋友或熟人的政治参与热情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犯罪率不但没有削弱民主制度,反而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表达意愿的热情。[11]

热点问题之二:现代社会的种族冲突与融合 

拉美地区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聚居地,充斥着极其复杂的种族问题。近年来,这些问题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摩擦与冲突日益加剧,这一情况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主要集中在种族认同、印第安运动及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与冲突以及美国和拉美种族问题比较研究等领域。 

(一)关于种族认同方面的研究 

没有种族认同,就没有种族平等。种族认同在反对种族歧视、建立平等的种族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许多美国学者认为,拉美地区印第安人、黑人的种族认同率较低已经构成解决种族问题的重要障碍。有的美国学者通过分析拉美国家举行的3次民意调查统计信息得出结论,认为经济、文化因素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种族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在印第安人受访人群中,经济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自己是印第安人的概率就越低。有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政治因素也是影响种族认同的重要变量。加入政治组织的印第安人种族认同率明显高于不参与这些组织的印第安人,政治组织严密的印第安族群的族群认同率明显高于组织松散的印第安族群。此外,左翼党派更加注重保护印第安人文化和满足印第安人需求,因此支持左翼政治的印第安人具有更高的种族认同率。与印第安人相比,黑人维护自身权利的运动始终未得到充分发展,这成为制约黑人种族认同感提高的主要因素。还有的美国学者整合了前两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削弱了印第安人的种族认同,而正在兴起的印第安运动又加强了印第安人的种族认同,这两种未来发展趋势将共同作用和影响印第安人的种族认同过程。因而,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拉美社会未来发展中演化为较为显著的一方,将成为影响种族认同率上升或者下降的主导力量。 

(二)关于种族关系方面的研究 

理清种族关系问题是妥善解决种族问题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将研究视线转向这一领域,当前该领域有两个关注点。一个关注点:拉美社会种族关系现状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种族杂居在一起有助于减少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促进种族融合,因此拉美社会基本不存在种族问题。而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在种族高度杂居的社会中种族认同问题仍普遍存在。在巴西,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种问的通婚比例与人口比例相接近,而白人仍然更倾向于与白人结合,说明黑人与其它有色人种关系较为亲近,白人与有色人种关系较为疏远。此外,白人和有色人种的通婚率更容易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越发达,白人与有色人种的通婚率就越低,而有色人种内部的婚配率几乎不受外界因素影响。[12]

另一个关注点是种族关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对此,有的学者做出这样的分析,种族不平等导致的心理因素对受歧视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决定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因素中,白人的政治参与率与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客观状况紧密相连,而黑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而且在政治选举过程中,黑人表现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非常激进的极端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正是长期的种族不平等对黑人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关于印第安运动与拉关现代化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下,跨国企业和经济组织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开疆拓土和争夺自然资源,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墨西哥等国家先后出现了反对在居住地内建设天然气管道、开采石油的印第安运动。风起云涌的印第安运动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深人探讨。其中有的看法认为,印第安运动是对“现代化”的强烈批评,拉美的现代化片面追求财富增长而忽视了人的基本需要,没有把政治、经济融合作为变革的基础就粗暴地把印第安人拉入现代文明之中,拉美的现代化是“无情的、可怕的、急功近利的、固执的现代化”[13]。还有的看法认为,印第安运动反映了印第安人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公民权利和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更大自决权的愿望。如果印第安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有可能会实现一个自由派、改革派和社会主义者都没能完成的现代化”[14],印第安人的抗争已经成为拉美政治腐败和缺乏参与的敲钟人,它告诫拉美政府应当将“普遍的公民权利和特殊的种族权利相互渗透”[15] ,建设更加多元化的社会。 

(四) 关与美国种族问题比较研究 

一些美国学者将种族问题纳入拉美与美国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对立观点。一种是“相似论” ,认为美国和拉美地理位置接近,某些社会历史条件又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也存在着较为类似的种族问题,比如拉美与美国的种族问题的实质都是经济问题,解决种族问题的必要前提都是国家经济状况的彻底改变等等。在处理种族问题时,拉美应当参照美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此,这种论点做出这样一个比较分析: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并不代表美国种族融合斗争的最高成就。不应忘记,奥巴马宣誓就职地点的几个街区以外, “美国最贫穷和隔绝的黑人贫民窟之一就坐落在那里”[16]。因此,奥巴马的政治成就仍然是少数美国社会精英的成功,而不代表黑人的胜利。拉美各国同样有可能产生黑人或印第安人总统,但却不一定是黑人、印第安人的代表,也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如果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不做出根本性调整,这种不平等现象就不会得到彻底改变。 

另一种论点是“差异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和拉美的种族问题呈现出不同特点,存在的差异多于相似之处。美国和拉美在发展模式、经济结构、政治传统以及公民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照搬“美国模式”会给拉美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为证明这一观点,还以美国和墨西哥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内容为:在美国,肤色和社会层次是影响对种族问题看法的关键因素,有色人种和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对种族现状更加不满;而拉美的情况完全不同,文化水平决定了对种族问题的认识。在墨西哥,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倾向于关注和承认墨西哥的种族问题,而有色人种反而倾向于认同“墨西哥没有种族问题”[17]的观点。在有色人种内部,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意识到墨西哥社会的种族问题。最容易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群对种族不平等现象却最缺乏认识,这是解决拉美种族问题的一大障碍。 

热点问题之三:高等教育改革陷入困境的反思 

进入20世纪80和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以贷款的形式在拉美掀起高等教育改革浪潮,期望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率,使更多的社会中下层民众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其社会地位,缩小拉美社会贫富差距,这一举措令世人瞩目。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拉美高等教育改革屡屡受挫、陷入困境,对此美国学术界主要做出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影响拉美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 

在美国学术界,对于影响拉美高等教育改革的因素分析,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与高等教育在拉美地区的社会使命相背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高等学校在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之外,还肩负着“传播”的社会使命,即对“落后的社会群体进行文化传播并提供技术支持”[18]。教育改革提倡知识私有化,主张把教育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就不能保证各阶层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二是教育系统的结构特点无法与市场规则相融合。高质量的教育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作为基础,而市场规则却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削减成本以牟取利益的最大化。1995年巴西的一些学校为降低成本,就曾经大量购进教育部不推荐的廉价图书用于教学。三是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应该强调不同阶层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以市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追求的是竞争与效率,无法为底层人民接受教育创造有利环境。改革的结果是“受益者仍然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社会底层人民和劳动者为这场改革付出了代价”[19]。四是教育投资和商业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形式不同。教育投资的收益具有长期性,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标准,而商业投资却促使学校像企业一样在短期内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与教育产业的运行模式相冲突。如果把受教育者一生的平均薪金水平作为标准来衡量教育的经济回报,投资给社会底层人民的经济回报率是最低的,因此,教育商业化的政策必然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高等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将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力度、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进行对比,认为阿根廷高等教育改革失败的因素主要在于新自由主义未被完全推行。 

(二)高等教育自主权缺失问题 

许多美国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自主权缺失是制约拉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反制力。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潮驱使拉美各国减少了政府对大学的资助,把高校完全推向市场,依靠自筹资金办学,高校发展的决策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资助方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因在市场竞争中显现出巨大优势而取得了决定拉美高校发展的话语权,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企业通过投放资金和施加外部政策压力制约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随着外部干预力量的增强,高校自主性逐渐丧失,拉美高校正在由自治向多元治理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传统的学术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但在对于拉美高等教育自主权缺失的主要因素分析中,美国学术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强调高等学校外部因素是制约拉美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主要障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高等学校坚持维护高度自治的传统价值观,就会造成“资金短缺”,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学、研究活动受到破坏”;如果高等学校放弃了自主权利,完全听从于国际基金组织和市场需要,大学“只关心项目和商业” ,而“忽略了研究本身”,那么就等于“丧失了它的社会使命”[20]。另一种观点强调高等学校内部因素是制约高等学校自主权的主要因素,并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改革过程为案例,进一步阐明拉美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官员把大学当作升迁的桥梁和通向政府更高职位的途径,对于政府的措施惟命是从是高校自治的主要障碍。 

(三)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反思 

对拉美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危机,美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改革动机。拉美地区之所以甘愿接受国际金融组织倡导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观原因是对现代化和融人全球经济的渴望,客观原因是债务危机导致拉美各国政府不得不缩减公共开支,向国际金融组织借贷,被动地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向以市场为中心转变。然而,改革政策没有解决拉美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社会精英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社会中下层人群的经济、社会、教育需要。改革不但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还破坏了教育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二是改革倡导者的行为。改革倡导者们认为在这场改革中,拉美各国政府没有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把主导权交给国际金融组织和市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组织也应该更加民主和理性地对待各国政府和人民,尊重欠贷国家的文化和主权,国际组织与欠贷国家之间不平等对话的现状应该得到彻底改变。三是改革理念。拉美高等教育改革倡导的“全球化”、“现代化”理念,不但导致拉美社会内部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也增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 “市场化”不能赋予参与者平等参与的权力, “全球化”、“现代化”在文化上也不具有中立性,国际组织推行的“市场化”政策实际上是“市场殖民主义”,使人和政府都要屈从于看似中立的市场。正如肯普纳质问的那样, “这些包裹着英美语言文化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经济竞争和民主共和的理念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和欢乐

美国人研究拉美热点问题的规律 

分析上述美国学术界对拉美社会问题的关注热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一是关注社会不平等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没有比在拉丁美洲当女人、印第安人和穷人更糟糕的事情,即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歧视”[22]。在拉美,社会不平等既是社会现象,也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l生较差造成拉美社会分层趋于固定化,社会底层人群很难通过合法渠道改变自身经济状况和提高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犯罪、种族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如何兼顾社会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是拉美地区亟待解决的难题。二是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各国政府纷纷接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到了90年代,这一政策在拉美地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过分贬低政府在克服市场盲目性方面的积极调解作用,导致失业率陡然增加、贫富差距增大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给拉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追求的效率和质量引发的“马太效应”使社会既得利益者在竞争中仍然占据优势,把底层人群和劳动者推向更加不利的地位,这就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激化了社会矛盾。 

此外,美国学者还颇为关注“美国模式”是否可以应用于拉美。美国和拉美地理位置接近,某些社会历史条件又具有一定相似性,美国处理社会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可供拉美地区借鉴和参考。但是,美国和拉美在发展模式、经济结构、政治传统以及公民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照搬“美国模式”会给拉美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政策起源于美国主导和推行的“华盛顿共识”,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改革政策严重破坏了拉美社会的稳定性,甚至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诱发阿根廷等国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在参照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如何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本土模式”已经成为拉美社会问题研究的风向标。 

美国学者在研究拉美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实地测量和数据分析,尽可能地保证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但是也难免会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在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上,美国学者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拉美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没有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对改革失败负有责任,而同时又认为一切政府干预都是侵害高校自主权的行为;在讨论拉美种族问题时,美国学者充分肯定印第安运动的正义性,这符合美国学界一贯关注人权和民主的思维习惯,甚至认为如果印第安人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有可能会实现一个自由派、改革派和社会主义者都没能完成的现代化”[23],这一提法把印第安人运动的意义及影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前,中国和拉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不断深化,然而,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拉美社会问题的认知和研究水平还不能满足中拉交往的需要。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借鉴和分析这些国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给中国的相关领域研究带来更多新的启示。正如我国学者张凡所指出的那样,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既有必要避免‘虚无主义’态度,即对于一系列历史或理论定论的全面否定或排斥;又要防止所谓的‘中国式傲慢’,即对国外学者的新颖概念和观点充耳不闻、视而不见”[24]。

注释: 

[1] Moises Naim,“Street Crime Sends Latins to S.Florida”,The Miami Herald,Nov.12,2007. 

[2] Blau J.R.etc.,“The Cost of Inequality: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Violent Crim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2,Vo1.47,No.3,pp.114-129. 

[3] Heather Berkman,“Social Exclusion and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2007,p.19. 

[4] David Levinson,Family Violenc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1989,p.128. 

[5] Nancy Cardia,“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Violence in Sao Paulo:Accepting Violence or Continuing Horror?”,in Susana Rocker, Citizens of Fear,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2-183. 

[6] Rodrigo R.Soares etc.,“Understanding High Crime Rates in Latin American:The Role of Social and Policy Factors”,Harvard University,2007,p.15. 

[7] Juan Luis Londono,Violencia en Amdrica Latina- Epidemiologia y Costos,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l999,p.375. 

[8] Rodrigo R.Soares etc.,“Understanding High Crime Rates in Latin American:Th e Role of Social and Policy Factors”,Harvard University,2007,p.58. 

[9] Nancy Bermeo,Getting Mad or Going Mad? Citizens,Scarcity an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in Interwar Europ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p.53.转引自Kurt Weyland,Poli~cal Repercussions of Crime and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03, p.6. 

[10]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Attitudes towards Violence in Selected Cit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Spain”,1997,http://www.paho.org/English/HCP/HCN/VION IOLENCE-GRAPHS.HTM 

[11] Regina Bateson,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rime Victimization in Latin America.Yale University. 2009,P.16. 

[12] Edward E.Telles,“Racial Distance and Region in Brazil:Intermarriage by Color in Brazilian Urban Areas”,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1993,Vo1.28,No.2, pp.141-162. 

[13] Leon Zamosc,“Agrarian and Protest and the Indian Movement in the Ecuadorian Highlands”.La 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1994,Vo1.20,No.3,PP.19-20. 

[14] Leon Zamosc,“Agrarian and Protest and the Indian Movement in the Ecuadorian Highlands",La 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PP.19-20. 

[15] Theodore Macdonald,“Latin America:Indigenous Peoples”,State ofthe World's Minorities 2006,2006.p.80. 

[16] Sundiata Ibrahim K,“In the Age of Obama-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La 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2009,PP.16-21. 

[17] Cristina A.Sue,The Dynamics of Color:Mestizaje,Racism and Blackness in Veracruz,Mexico,University of Colorado.2009.P.13. 

[18] Rodfigo Arocena etc.,“Latin American Universities:From an Original Revolution to an Uncertain Transition”,Higher Education,2005,Vo1.50,No.4,p.582. 

[19] Lidia Henales,Neo-liberalism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2002,p.127. 

[20] Rodrigo  Arocena etc.,“Latin American Universities:From an Original Revolution to an Uncertain Transition”,Higher Education,2005,Vol.50,No.4,pp.586-587. 

[21] Ken Kempner etc.,“The Global Politics of Education:Brazil and the World Bank”,Higher Education, 2002,Vo1.43,No.3,p.332. 

[22] Carlos Ornelas,“From Straits tO Optimism:Education in the Americas”,La 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04,Vo1.39,No.3,p.227. 

[23] Leon Zamosc,“Agrarian and Protest and the Indian Movement in the Ecuadorian Highlands”,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pp.19-20. 

[24] 张凡: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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