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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 ——谈钱钟书对黄遵宪的赏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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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30日 07:18

 
          
内容提要】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而钱钟书是黄遵宪研究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家。本文考察了钱钟书对黄遵宪的评论,在分析钱钟书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认识到他在研究黄遵宪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贡献。钱钟书论述黄遵宪人境庐诗运用的思想方法,对研究黄遵宪有推动的作用,应该得到充分重视,这些都带来了更为普遍更为长久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钱钟书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 诗界革命
 
    黄遵宪作为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历史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他是钱钟书一直关注的人物之一。在黄遵宪研究史上,我们能发现很多钱钟书对他的评论,特别是对人境庐诗以及与晚清诗坛关系的阐述上,足以看到钱钟书包容中外古今的理论视野以及洞察千里的艺术眼光,让我们感叹不已。从学术价值来看,钱钟书对黄遵宪及晚清文学史的评论,能够引起我们对近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树立新的观点,理清思路,从而推动整个近代文学的学术进展。下面我把钱钟书对黄遵宪的评论述说如次,以期得到学术界的考察反思来更加深入的研究黄遵宪对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黄遵宪,字公度,别署“观日道人”[1]、“东海公”、“人境庐主人”、“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鹃人”诸号。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新派”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内忧外患,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都对黄遵宪的思想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康有为在给黄遵宪的诗集作序时就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2]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高旭也说过:“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3] 他站在中国十大古典诗人行列之中,但他又被称为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旗手,他的革命思想上承林则徐,下启梁启超。他用诗歌纪录下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在民族存亡的黑暗中,他举起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的火炬。中国人称他为“十九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外国人则称他是“中国的但丁”。
    一、创作渊源
    黄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在诗人家乡,每当“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来情往,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余风。地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诗人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幼耳濡目染着客家山歌,他在《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中这样描述儿时的情景:“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一读一背诵,清如新炙簧。”[4]童年时期客家文化的浸染,成为日后诗人开创新诗的主要艺术滋养。黄遵宪非常喜欢客家山歌,他还亲自收录整理过大量的客家山歌。
    钱钟书论黄遵宪诗的取径说:“《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5]宋芷湾即宋湘是客家先辈诗人,这也是人境庐诗的直接来源,“无以过其乡宋芷湾”钱钟书正指出了这一点。
    黄遵宪接触到大量中国古典诗歌,懂得民歌的价值,在他所整理的山歌大都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反映了她们对忠贞不二的爱情的追求,和亲人远离时的痛苦以及别后的思念。语言显得活拨天真,表现上则采取了谐音、双关等传统的民歌手法。黄遵宪认为它们颇有六朝时《子夜读曲》等民歌的“遗意”,曾经选择了若干首,进行过加工:
“自煮莲羹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饥。为贪别处双双箸,只怕心中忘却匙。”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6]
“做月要坐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7]
此外,《新嫁娘诗》也可能作于这一时期,写少女在新嫁前后的心情与生活,明显地接受了山歌的影响。如:
“前生注定好姻缘,彩盒欣将定帖传。私看鸾庚偷一笑,个人与我是同年。”
“屈指三春是嫁期,几多欢喜更猜疑。闲情闲绪萦心曲,尽在停针倦绣时。”[8]
“洞房四壁沸笙歌,伯姊诸姑笑语多。都道一声恭喜也,明年先抱小哥哥。”[9]
“迎门旧侣笑呵呵,东阁重开镜细磨。最是夜深相絮语,娘前羞道一声他。”[10]
不过,一组诗大都词采过于华丽,庸俗、色情的地方也比较多,远不及山歌的朴实、健康。读了黄遵宪的一些诗作后,发现他的一些作品大胆以地方风情入诗,他那通俗易晓的语言让我们感觉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通俗化,这是与客家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特别是宋湘的诗歌,宋湘的《红杏山房诗钞》给了黄遵宪创作诗歌的灵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钱钟书也论述了。黄遵宪在诗作中也屡次提到宋湘,钦佩敬爱之情流露在笔尖。[11]
黄遵宪不仅与宋湘有密切联系,他的人境庐诗继承了清代袁枚、赵翼、舒位、龚自珍的传统,特别是对龚自珍的效法。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就指出了:“黄公度之《岁暮怀人诗》、《续怀人诗》均师承定庵,只与渔洋题目相同;其《己亥杂诗》则与定庵不但题目相同,笔力风格亦几青出于蓝,陈抱潜当如前贤畏后生矣。”[12]
长期以来,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把黄遵宪当作是“新诗派”的一面旗子,而且这种看法非常普遍,将他为代表的“新诗派”与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宋诗派”、“同光体”相对立起来,两者的关系势不两立。其实陈三立对黄遵宪有很深厚的感情。在湖南新政时,黄遵宪任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1902年,他有《黄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岩阿。”[13]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友谊的深厚和真挚。
    钱钟书指出了人境庐诗与以文为诗的“宋诗派”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宁非昌黎至巢以文为诗之意耶。”[14]钱钟书这段论说,真实地描述了晚清诗坛复杂纷繁的内部情况,特别把文学史家诟病的“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看作是“文章之革故鼎新”之“道”。黄遵宪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学有所宗,通今博古,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5]黄遵宪也不例外,他学习借鉴了中唐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以及晚清郑珍的“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同时还主张将通俗语言入诗,认为作诗最宝贵的是用当代活的语言。
    钱钟书还进一步考察了当时诗坛风气对黄遵宪创作人境庐诗的影响:“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亻频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衿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弢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弢叔之言昌:‘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弢叔序,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区以别矣。”[16]“道广用宏”即是说,对于古往今来众多诗家黄遵宪没有崇古卑今和门户宗派之见,而具有“转益多师”的胸襟器识,所以他能达到“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的境界。钱钟书还指出:“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馀,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17]用钱钟书在《中国诗和中国画》里的一句话来总结黄遵宪的创作渊源就是:“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是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18]
    二、我手写我口
    谈到“诗界革命”,少不得引黄遵宪“我手写我口”诗为证,胡适也说:“他(按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二十多岁时作的诗之中,有《杂感》五篇,其二云:(按即“我手写我口”一首,诗略)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语作诗了。”[19]
    在封建时代,反封建与维护封建之别,即表现为反传统与维护传统之别。黄遵宪大胆否定束缚和禁锢人性发展的汉、宋之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启蒙意义。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才使黄遵宪在二十一岁时写的《杂感》一诗中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黄氏这句诗,向来被文学史家推崇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宣言,只注意到它在文学上的意义,而忽视了它的思想内容。黄氏此诗,其实就是他的厚今薄古的进化史观、是他的反传统封建理学束缚人性的思想产物。该诗写道:“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20]
    从这首诗的前后联系来理解,黄遵宪力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是今人胜过古人。于是,诗人对那些“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腐儒作了辛辣的讽刺。无疑是要人们大胆地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于黄遵宪这位诗人来说,诗就是他表达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他把当时反封建的思想揭橥于诗。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黄遵宪公开标榜自己的诗是“新诗派”[21],把诗歌作为他表达爱国主义思想和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工具。
    可以说,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钱钟书则说:“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22]当然钱钟书所说推重黄遵宪的“论诗界维新“者,起源于梁启超的说法。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24]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张扬和对黄遵宪的高度赞誉,影响甚为深远,他的某些观点至今还被引用。钱钟书评论梁启超倡导最力的“诗界革命”与时人关注其以西学为武器之“创新”的角度不一样,是关注“诗界革命”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联,指出他们所谓的“革命”不过在字面上驱使一些西方典故罢了,这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使用“参军蛮语”、“佛典梵语”的旧习惯没有什么区别。这在《谈艺录》里可以找到原话:“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23]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总结道,所谓“诗界革命”就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25]、“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26],同时他也意识到,“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至今思之,诚可发笑”[27],他还说“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音,无俟言也。”[28]可见,钱钟书所论,与梁启超的观点并不矛盾。
关于“我手写我口”钱钟书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从另一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学人每过信黄公度《杂感》第二首‘我手写吾口’一时快意大言,不省手指有巧拙习不习之殊,口齿有敏钝调不调之别,非信手写便能词达,信口说便能意宜也。且所谓‘我’,亦正难与非‘我’判分。”[29]钱钟书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手有巧拙之分,口有敏钝之别,我们常常下笔就错,开口即非,写错字,说错话都是难免的事,能做到心口如一、左右逢源即实现“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实在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高深境界。这也揭示了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艺术思维与语言表达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钱钟书提出这个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第二,他还提出了“我”与“非我”的关系,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自我与外物、主体与客体也是难以分割的。此番论述对于“我手写我口”提升了它的新的理论高度,从而更能理解整个创作过程,意义非凡。所以语言与文字是不能一对一的。有些人口头表达能力很强,可是就落不到纸上;有些人心里想到很多话,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词不达意往往造成尴尬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今天读到古人的文章就不是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春秋》和《左传》这类的文言文,有些甚至没有注释我们也无法理解。孔子还主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就促使了语言和文字的分开,即手口不一,总之对于常人来说,很难把他所见、所感、所想表达出来,文字也好,语言也好,都很难统一起来,要想手写达意、口说意宣,做到得心应手还真是个困难的事。
    三、西学思想
    黄遵宪作为外交官,出使过日本、朝鲜、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特别是日本,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留日期间所著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是第一次深入、系统、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的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就题词说:“黄遵宪是日中友好的先驱者。”同时,他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友人,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医学的汉学家的欢迎。尤其是他的诗篇,这在他的《诗草》里有说明:“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王母环来夸盛典,《吾妻镜》在访遗编。若图岁岁西湖集,四壁花容百散仙。”[30]由于在日本的这些诗篇,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不曾描写过的题材和境界,所以黄遵宪才自负地称之为“吟到中华以外天”。《日本杂事诗》作为中国诗人咏日本事物的诗集,以其构思新颖,诗笔清新而深为日本人士所喜欢,龟谷省轩称赞说:“敬诵《杂事诗》,胸储二酉,笔驱风云,其所考证,凿凿中核,诚不堪叹服!”[31]渊桂阁甚至要求黄遵宪将《杂事诗》初稿葬在他家花园中,作为明治初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对此,《笔谈遗稿》亦留下可贵的记录。[32]但是钱钟书却指出了其中的弊病所在:“《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藉红毹,吟罢拈针弄绣褥。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33]
    钱钟书认为,《日本杂事诗》借中国传统的典章事物、旧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日本风土人物,这容易造成诗歌本身还没有对诗歌进行注释的重要,真是“椟胜于珠”啊。因为两者很难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钱钟书还举宋湘的一首诗与《日本杂事诗》相比较,可以看出,从诗歌的结构、形象、意趣方面宋湘的诗明显高于黄遵宪。这就揭示了黄遵宪那个文化变迁之际一种普遍性的规律。黄遵宪实际上只是在表面上、很肤浅地接受西学思想,而并未深入了解西方精髓真谛所在。因此黄遵宪的很多诗篇就形成了貌新而实旧、似西而实中的面目。钱钟书分析黄遵宪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态度,可谓切中肯綮。这就像黄遵宪自己也和日本人谈话时说过:“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又在著作里写道:“吾不可得而变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以得而变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34]。因为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就存在一个流行的公式:“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35]。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西学中源论,黄遵宪从走出国门直至终老故土,始终认为中学乃西学的渊源,相信“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36]钱钟书在他的《七缀集》中说过,黄遵宪虽然提倡西学和洋务,可是他作诗还避免不了引用传统手法,他在由日本赴美国的船上作了一首绝句:“拍拍群鸥逐我飞,不曾相识各天涯;欲凭鸟语时通讯,又恐华言汝不知”[37]。可以将宋徽宗著名的《燕山亭》词对照一下:“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38]。黄遵宪不写“人烟汝不知”,而写“华言汝不知”,言外之意就是把洋语与鸟语等同起来,看来,不管是英 语也罢,日语也罢,到了黄遵宪的耳朵里,还是叽叽呱呱的鸟叫仿佛。[39]
    针对黄遵宪的西学思想,钱钟书又说:“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40]在钱钟书看来,所谓的“制度名物”、“声光电化”都是点缀诗歌的,而与西学并无深刻的联系。近代对西学引进甚力的应该算严复了,可是在钱钟书眼里,严复的大多数作品也是“韵语格致教科书,无精微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只有一首“直译”西谚者堪称佳作,其他不过是将当时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新鲜事物以韵语记录,仅限于表面的新奇颖意,并无深挚之情[41]。在黄遵宪同时或稍后年代,唯独王静安,才是把握了西方哲学的奥义真谛所在,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旧形式表现出来,不露痕迹,惟妙惟肖,臻致化境。钱钟书说:“前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42]钱钟书也将黄遵宪与王国维作了比较:“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茜清冷也。”[43]钱钟书认为,不是说静庵诗优于人境庐诗,而是说二家各有千秋,各具风貌也,因此各有各的价值所在。可见,钱钟书看问题是那么全面,他的学术思想是那么圆融周详,辨证统一来对待西学东渐的一些问题,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之关系。
    钱钟书对黄遵宪的论述,散见于《谈艺录》和《管锥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但是发未人之发,很有创新见地,县试出他洞明入微的器识。钱钟书对由来已久的简单化、程式化的观点文学批评方法构成一个有力的反拨。钱钟书论述了黄遵宪的创作来源、西学思想以及分析解剖“我手写我口”,打通了文学与哲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只有他才是对中西古今文化的精湛了解者,他才是文化的“打通者”,他才有资格站起来说别一样的声音,让我们在在方法论上颇受最珍贵的洗礼,我们得到的感受也是最深刻的。这对黄遵宪的研究者、对近代诗歌研究者,都是可贵的启迪和深刻的教益。
 
 
 
 
【参考文献】
[1]这是他在旅日任使馆参赞时用的别号。见《日本杂事诗》手稿,现藏中山大学黄海章先生处。
[2]《人境庐诗草笺注》(以下简称《诗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3页。
[3]《愿无尽庐诗话》,《南社》第1集。
[4]《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见《人境庐诗草笺注》卷5,第154页。
[5]《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6]《山歌》,见《诗草》,第19页。
[7]此诗《诗草》未收,见《人境庐集外诗辑》(以下简称《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第135页。
[8]《黄遵宪集》上卷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96页。
[9]同[8],第297页。
[10]同[8],第301页。
[11]可参阅《过丰湖书院有怀宋子湾先生》、《丰湖棹歌》等诗,《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版,第20页。
[12]《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5页。
[13]陈衍编:《近代诗钞》第15册,陈三立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
[14]《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0页。
[1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16]《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
[17]《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18]《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9]《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20]《黄遵宪集》上卷卷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89-90页。
[21]《人境庐诗草》卷八《酬曾重伯编修》诗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是为黄公度张“新派诗”之始。
[22]《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23]同[22],第24页。
[2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1982年版,第2页。
[24]同[23],第1页。
[25]同[23],第51页。
[27]同[23],第49页。
[28]同[23],第50页。
[29]《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6页。按“我手写吾口”误,当作“我手写我口”。
[30]《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见《诗草》卷四,第122页。
[31]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5月出版,第318页。
[32]同[31],第300页。
[33]《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34]黄遵宪:《日本国志•工艺志•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90页。
[35]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外篇《设学第三》,大连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05页。
[36]《黄遵宪集》上卷《日本杂事诗》第54首自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6页。
[37]《黄遵宪集》上卷《人境庐诗草》卷四《海行杂感》之十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38]《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98页。
[39]《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第122页。
[40]《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4页。
[41]《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
[42]同[41]。
[43]同[41],第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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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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