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并不是一种簇新的闪现技能http://www.rmruk.com/OLED并不是一种簇新的闪现技能zh-CNThu, 10 Oct 2019 00:00:00 GMTThu, 10 Oct 2019 00:00:00 GMT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sy-blog generator120OLED并不是一种簇新的闪现技能http://www.rmruk.com/ui/img/logo.jpghttp://www.rmruk.com/<![CDATA[长假消费超2万亿,彰显中国经济底蕴]]>http://www.rmruk.com/109011/54736.aspx今年国庆假期,多项消费数据再创新高。据报道,10月1日-7日,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近6500亿元,同比增长8.47%;国庆档票房约45亿元,同比增长120.9%;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52万亿元,同比增长8.5%;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2.0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4%,其中仅前6天消费总量即超过去年黄金周7天之和。

由于统计口径、统计范围存在差异和交叉,消费支出总额不能简单相加。考虑到国内消费支付方式已经以电子支付为主,因此,刨去非服务型消费支出,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超过2万亿元,是相对更能体现国庆假期消费增长的数据。

目前,仅从各项数据的同比增幅看,今年国庆假期消费,无疑可用“爆棚”形容。从中,我们也可以看清,中国经济的底蕴有多深厚。

先看消费能力。按照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0万亿的预期算,国庆7天假期消费支出约占5%。换句话说,以国庆7天消费支出的幅度,用140天就可以达到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水平。而如果以今年国庆7天的消费支出与去年90万亿元的GDP总值对比,这7天的消费可占去年GDP总值的2.2%。

再看消费项目。旅游收入也好,国庆档票房也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也好,这些都不是消费的全部。要知道,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都不计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而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才是国内消费者支出的“大宗项目”。即便是在支付了“大宗项目”之后,国庆消费还能有超过8%的增长幅度,充分说明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如果,教育、医疗、养老等大宗消费领域能够进一步激发出市场活力,形成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就可以更好地减少经济运行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而实质上,恰恰是中国经济较强的“内生能力”,促进了长假消费的火爆。

今年,虽然受外部环境影响,一些行业的挑战增加,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超过了GDP增幅,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总体而言钱袋子仍在增长,这为长假消费提供了坚实底座。

另外消费场景的翻新,消费市场供给能力增强,也为消费增长起到了“开源”作用。今年外出旅游,市场从一二线城市下沉的迹象明显。国内消费者在传统旅游景点、线路之外,有了新的选择,进而带动了假日经济的繁荣。

当然,在客观上,国内景区价格体系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也造成了境外旅游回流的势头。一方面,不少著名景点调低价格,高端消费供应增强,吸引了国内消费者;另一方面,原来的一些境外旅游热门线路出现调整,让更多的游客选择在国内消费。

总之,从整体来看,国庆长假之所以消费火爆,无外乎是因中国经济较为稳健的基本面与市场主体灵活的调整应变能力,尽管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一些变量,但国内消费能力与消费市场的前景依然广阔,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国庆假期各项消费数据创新高,是中国经济仍然健康的证明书。与十几年前相比,长假经济不论是从消费规模还是从消费结构、消费品质上,都已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也印证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之高。而实打实的数据,更是照鉴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与远景,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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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0Wed, 09 Oct 2019 02:52:00 GMTWed, 09 Oct 2019 10:51:00 GMT
<![CDATA[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思考]]>http://www.rmruk.com/109002/54728.aspx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总结历史创造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70年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在当时,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战乱破坏严重、经济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烂摊子。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艰苦奋斗,遭受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完成三大改造,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此后,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走过弯路。

这一时期,虽然跌宕起伏,几经坎坷,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我国初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建立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以及民用科技实现了重大突破。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我国对外关系有了突破性发展。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三步走”战略。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2012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阶段。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要求,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两岸交流不断扩大。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我们党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在前期改革扎实推进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有效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58年,第一辆“红旗”牌轿车研制成功,写下新中国工业发展新的注脚。今天的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汽车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经受住各种考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经济发展连续迈上大台阶。70年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过70年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突破9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我国已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仅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水利、交通、能源、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步伐加快,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二)经济社会结构持续优化。7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结构不断适应经济结构变化,保障了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0年来,三次产业占比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从1952年的50.5:20.8:28.783.5:7.4:9.1,调整为2018年的7.2:40.7:52.226.1:27.6:46.3

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公有制经济在改革中不断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活力增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创新逐步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7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由过去的跟跑为主,逐步地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甚至领跑。自2013年起,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教育事业成就显著,2018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已接受过高中阶段以上教育。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稳步推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医疗卫生事业长足进步,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本集中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一五”、“二五”时期,以156个重大项目为重点,实现了对全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改革开放后,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东部率先发展等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引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城乡关系不断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分割的体制逐步被打破,城乡关系走向融合。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至2018年的59.6%19492018年,我国城市数量从132个增加到672个,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初步形成。城乡关系正在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转变。

 

(三)对外开放取得辉煌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贸易,195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万亿美元,增长了223倍,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正在实行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转变。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70年来,新中国从成立初期80%以上人口是文盲,到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的获得感日益增强。

 

(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70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城乡居民就业持续改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渐优化,自主就业和创业实践改变了中国就业格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逐步成为新时代我国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至2.69。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56年的88元增长到2018年的19853元,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28.4%,商品短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条件显著改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按照2010年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7%,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2020年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保障事业持续推进,2018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改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标准得到全面落实。

 

(五)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70年来,我国突破了外来封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借鉴先进国家经验,逐步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外交总体布局作出战略谋划,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0载砥砺奋进,与国家繁荣富强相伴随的,是亿万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大变迁。翻开河北省滦州市骆宗明老人的388本家庭账簿,从飞鸽自行车到家庭小轿车,从BP机、大哥大到智能手机,再到五次建房四次搬家的经历,每一笔收支都是老人一份宝贵的记忆。

 

三、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70年来,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宝贵启示。

 

(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70年的一切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必须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这是总结7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得到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科学分析和清醒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着力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五)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长期坚持、决不动摇。

 

(六)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新中国70年经济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必须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是新中国70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争取主动,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八)必须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基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才能在7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70年砥砺奋进,70载春华秋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继续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进发,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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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礼群0Mon, 31 Dec 2012 17:12: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5:00 GMT
<![CDATA[充分汲取新中国成立70年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一步一个脚印把治蜀兴川事业不断推向前进]]>http://www.rmruk.com/101003/54720.aspx本报讯 10月8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及在相关庆祝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从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治蜀兴川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参加学习。
与会中心组成员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作交流发言。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望70年前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热情礼赞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充分宣示前进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站在新时代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政治宣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号角,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气贯长虹、掷地有声,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和鼓舞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更加坚定自信地为实现伟大梦想而不懈努力。
交流发言后,彭清华作了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贡献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领导者,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必须保持旺盛革命精神和斗争意志,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确保步调一致向前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前进、再出发,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经济新高地。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我们必须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景无比美好光明,我们必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践行初心使命,勇于担当担责,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发展的总体擘画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彭清华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四川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正处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四川各项工作,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矢志奋斗。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要始终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广泛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弘扬英雄模范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认真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加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着力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努力把四川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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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帅0Wed, 09 Oct 2019 01:53:00 GMTWed, 09 Oct 2019 09:55:00 GMT
<![CDATA[新中国70年社会保障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http://www.rmruk.com/109007/54712.aspx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70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实现了从部分覆盖走向全民福祉的发展目标,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民生福利的持续改善与社会权益的持续扩大,更折射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变革与发展进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新中国社会保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始于1949年、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灾民与失业工人所采取的大规模社会救济活动,并以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主要标志,之后,我国不断建立其他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制度变革,最终演变成为当前造福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总结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成就,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实现了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到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转型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自然灾害频发,全国受灾人口数以千万计,城镇失业工人几乎占全国在职职工的一半,如何帮助灾民与失业工人度过生活危机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紧迫任务。1949年12月、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两个社会保障政策文件,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救济灾民与失业工人行动,不仅迅速化解了灾民与失业工人的生存危机,稳定了灾区和重要城市的社会秩序,而且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1951年制定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党和政府相继建立起了一套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社会津贴、城镇社会福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五保”制度等,其显著特征是国家—单位(或集体)保障制,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紧密结合,虽限于异常薄弱的财力而采取了城乡有别的方式,但城镇居民均被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农村居民由集体经济支撑建立了互助性质的初级保障体系,人民群众从这套制度中受惠并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改革的重要对象,经过不断探索,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国家主导,但多方分担责任取代了过去的政府、单位(或集体)的单一责任主体,缴费型保障替代了过去的免费型保障,社会化保障机制替代了单位(或集体)包办的封闭式保障机制,多层次保障体系正在替代过去的单一层次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转型与日益健全,有力地维护了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了社会公正,维系着国家发展与民生质量的持续提升。

2.从主要面向城镇居民发展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发展中国家往往只有补缺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和覆盖面窄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覆盖范围的大小通常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程度的核心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初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面向灾民与失业工人实行救济政策,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主要依靠集体内部的互助,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国家出面给予相应救济。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只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约18%。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转型,特别是近1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覆盖全民的目标,已经从主要面向城镇居民提升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不仅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分割的格局也已被完全打破,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基本实现了一体化。截至2018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4293万人,领取养老金待遇者达27696万人,每个老年人均能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3445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基本实现;在社会救助方面,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者4526万人,享受特困人员救助者483万人,得到临时救助者1108万人,接受门诊和住院医疗救助5361万人次,实现了应救尽救;养老服务、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事业也在全面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社会保障的这一成就,将全球社会保障覆盖率从50%提升到了60%以上,为当今世界的社会保障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于2016年将“社会保障杰出贡献奖”授予了中国政府。

3.从应急性救济走向适度保障,人民福祉不断增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保障立足于应急性地解决灾民与失业工人的生存危机;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在城镇可以勉强维持居民温饱,在农村只能满足初级医疗卫生需要和在居民饥饿状态下施以有限救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伴随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呈现出“水涨船高”的态势,全体人民均能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合理地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

以养老金为例,我国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已实现连续15年增长,从2004年的人月均700多元提高到2018年的2800多元;城乡居民养老金也从2009年试点的人月均55元增长到100多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享受医保待遇者从2010年的12.3亿人次增长到2018年的19.8亿人次,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达81.6%,城乡居民实际住院费用医保基金支付比达56.1%,疾病后顾之忧持续大幅度减轻。在社会救助方面,城镇居民低保标准从2000年的人月均157元增长到2018年的579.7元,农村低保标准从2005年人月均76元增长到2018年的403元;其他各项保障待遇均在同步增长。

4.从单纯的民生保障发展成为能够长久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

社会保障通常被视为保障民生的基本制度安排,在发展落后、保障不足的阶段,这一制度只能定位在提供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日益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增加城乡居民的即期收入,直接减轻乃至解除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贫困、失业、天灾人祸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进而减少其为应对未来生活风险的储蓄,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消费信心,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促进了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使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了恒久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社会保障实现全民覆盖、保障水平持续提高,居民家庭消费也在急剧增长,全国商品性消费继2008年、2012年先后突破10万亿、20万亿元后,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万多亿元。最终消费(包括居民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4年48.8%上升到2018年76.2%,成为名副其实且能够长久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一现象显然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

新中国社会保障的艰辛探索

7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根据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是国家—单位保障型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是国家—社会保障型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它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1.改革开放前社会保障的探索与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1949年和1950年实行应急性救济、1951年—1967年建立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并在不断调整中发展、1968年—1970年从劳动保险到企业保险蜕变后定型、1971年—1977年进一步延续发展的过程。

1951年制定并实施了面向城镇企业职工并惠及其家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在中国的正式制度化,这一综合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了职工养老、医疗、工伤等多项保障。1952年建立了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1955年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现役军官退休养老制度,同一时期还建立了职工福利制度与多项社会福利制度。农村则在1956年—1960年间建立了“五保”制度和合作医疗等集体福利制度。至此,城乡有别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得以成型。

1968年—197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艰辛探索时期,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也发生了一些蜕变,即面向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进一步走向单位化,国家仍然决定着社会保障政策并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实施,但劳动保险筹资机制改为企业各自承担,社会保障的具体组织实施亦由各个单位包办。当然,由于政府始终承担着最终责任,城镇居民的福利保障权益继续得到维护。这一时期农村“五保”制度得到巩固,合作医疗与免费型初等教育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人力支持而迅速发展,农村缺医少药、文盲遍地的状态迅速改变。

透过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如下基本逻辑:

其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单位(或集体)对社会成员的生活提供保障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和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并与各个单位或集体的劳动分配和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活动交织在一起,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连成一体,形成的是低工资(报酬)、多福利、追求平等的社会分配机制,社会保障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二,计划体制构成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在城镇,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加上少数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们既是经济社会部门,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部门,城镇劳动者既从企事业单位获得工资报酬,又和家属一起享受公有制下的各种生活福利保障;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还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组织,既管生产性事务又管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事务与集体福利,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福利保障几乎全部来自集体分配。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面向劳动者的各项劳动保险与职业福利,以及面向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与福利设施均按国家统一计划加以实施,且均采取免费型福利供给的方式。

其三,城乡分割与单位(或集体)分割构成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严格的户籍制度与职业身份管制,以及附加在城镇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和单位(或集体)分割,进而形成了企业保障、机关事业单位保障与农村集体保障等不同的制度安排。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制度结构将社会成员紧紧捆绑在不同的单位或集体,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伴随着国有企业劳动者老龄化而出现了不同单位(或集体)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虽标准不高,经历过局部波折,但总体上仍是不断发展的。这种通过福利分配来追求平等的直接效果是居民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的城镇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在0.21—0.24之间,表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2.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的探索与发展

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经济改革的推进,一些国有企业因不堪承受医疗费用支出的膨胀开始自发尝试让职工分担部分医疗费用,一些地区因国有企业无力承担自行支付退休职工养老金而自发对某些行业(如纺织业)的退休费用进行跨单位统筹,这可以视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前的准备。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改革始于1986年。这一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单独设章阐述社会保障改革与社会化问题;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正式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合同制替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终身就业制,首次为失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对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开始在外商投资企业试水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保障开始从“单位化”走向“社会化”。不过,当时的变革主要是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的烙印,新制度在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缓慢生长。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保障确定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维系机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1994年、1995年国务院先后推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均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使得社会保障改革呈现出鲜明的效率取向。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整合全国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以切实维护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权益和保障下岗、失业工人及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并将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筹资渠道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作为建设新制度的明确目标。这些重大举措使社会保障改革继续坚持维护社会公平的取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快速成长。

2009年,国务院以全民医保和人人享有养老金为目标,实施“三年医改”方案,同年启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并大规模推进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这标志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全面建设时期。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社会保险法》并于2011年实施,明确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以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保险为主体的制度安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构了整个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传统的非缴费型退休金制度转化为缴费型的社会养老金制度,缴费型社会医疗保险全面替代原有的免费型劳保医疗、公费医疗与农村合作医疗;工伤保险制度从单位负责制走向社会保险制,新创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市场竞争中发挥了有益作用。在社会救助方面,从传统的政策性救济走向法制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而发展成为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这一制度有效地保障了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了底线公正;在住房保障方面,从原来的福利分配经过商品化改革再回归到适度保障,使大多数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概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走过的是一条从被动变革到主动变革、从自下而上探索到自上而下推进、从个别地区试点到全面总结经验推广、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改革、从服务并服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到独成体系地发展、从注重效率取向到以维系和促进社会公正为己任的渐进式发展路径。改革目前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项制度尚未真正成熟,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

经过70年来的制度变革与发展,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不仅有效地解除了人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保障了13亿多人的基本生活,而且有力地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社会公正。总结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与发展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

 1.坚持民生为重的发展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生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重视民生必定重视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必定强化社会保障,这是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全面推行,国家通过迅速建立包括劳动保险、公费医疗、城镇社会福利、农村合作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民生,体现的即是民生为重的价值取向。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选择了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则始终以民生为重,党和政府特别重视通过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针对可能出现的失业工人,建立了国有企业失业保险制度;20世纪90年代末,针对部分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大规模下岗职工等现象,强力推进“收支两条线”“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发展并迅速覆盖全体人民。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化解了困难群体的生活危机,而且全面增进了全体人民的福祉。

 2.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可见,社会主义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保障具有二次分配的功能,要走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公平的再分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治理格局,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发展能够考虑长远与全局,并且政府具有统一、有效的执行力。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推进了新中国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回顾7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保障的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党中央在凝聚全党智慧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条件下提出的,通过制定统一、具体的政策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发挥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撑作用,各级政府在改革推进中能够保持行动的高度一致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大规模的救济行动,到20世纪50年代迅速建成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后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10多年来社会保障成为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党和政府发挥的作用为当代世界所仅见。比如,城乡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全部由政府负担,虽然开始时养老金水平并不高,但制度得以迅速全面建立起来,每个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得到了保障;再比如,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政府承担的筹资责任与个人缴费之比约为3:1或4:1,有力地推进了全民医保目标的实现;而针对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2018年全国医疗救助基金支出424.6亿元,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7673.9万人,实施门诊和住院救助5361万人次,等等。

3.依据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之路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依据现实国情,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之路。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国重视预防、低成本高产出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生产自救和政府救灾相结合的体制亦使中国能够化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局面;强大的家庭保障与邻里互助传统则为社会成员应对生活风险提供了巨大的韧性。改革开放后,为减少改革成本,尽力保障群众福利不受损失,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策略,每项改革都从地方试点开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形成全国性方案,在全国加以推进。目前来看,政府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建立福利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正在推进中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等,均是依据现实国情作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举措。

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全成熟,但总体而言,它已经以造福全体人民并持续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之路的正确性。

 4.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相互促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立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曾激发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后来因过分追求低工资高福利式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发展受挫,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后,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持续加大对社会保障及相关公共服务的投入,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发展也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关键时点发挥出重要作用。

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形成了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1998年,党和政府意识到社会保障不足是消费不旺的重要原因,便将社会保障改革摆到头等重要位置,强力落实“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同时建立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医疗保险改革与住房体制改革等,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城乡居民的现实困难,也刺激了居民消费,为全面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并实现国民经济再次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再次形成了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2009年党和政府强力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为农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并很快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全体适龄人口的目标、启动三年医改计划并很快实现医保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同年还掀起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些举措迅速减轻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促使居民消费快速增长,进而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

5.渐进式改革与收入增长替代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任何社会保障改革都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触及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如果在收入不增长的条件下削减福利,结果必然是社会成员的福利净损失。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保障改革,采取的是与经济改革一样的渐进式策略,即试点先行、渐次推进、平稳过渡。这种策略有利于及时总结社会保障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并不断修订、完善改革方案,避免了任何一项社会保障改革因波及全国而产生巨大社会风险的可能。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保障改革几乎触及所有人的利益,它使改革对象丧失了免费享受养老金、医疗保障待遇的权益,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缴费责任,但改革并未引发广泛的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城镇职工工资不断提升、农民因土地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等使收入迅速增长而产生的收入替代效应。2014年通过增加工资的举措,让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免费型退休金制度转为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也使利益相关者降低了对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直接增强了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承受力和认可度。

建设更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有不少预测认为2021年我国将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表明国家发展已经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部署的时间表,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到本世纪中叶,国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将达到一个更高水平。为此,新时代的社会保障,要在全面优化现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科学的顶层设计,坚守共建共享、互助共济的基本原则,重构责任分担机制,充分调动各界各方的积极性,促使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沿着普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一个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成,将不仅能够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切实保障民生质量稳步提升,而且可以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促使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坚固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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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0Tue, 08 Oct 2019 07:23:00 GMTTue, 08 Oct 2019 15:23:00 GMT
<![CDATA[产业扶贫,重在产业链]]>http://www.rmruk.com/109011/54704.aspx到基层调研,正赶上当地向贫困户推广刺梨种植。很多贫困户之前并未种过刺梨,但也纷纷响应。群众的积极性为何如此高涨?一位群众直言,镇上建起了刺梨加工厂,还有蔬果产业园,种了不愁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情形。在一些农村,农产品种植的产业不少,帮扶干部尽心尽力引项目,希望群众能一起做大产业。算细账、讲效益,从理论上看,这是“双赢”的发展机会,可是就算村干部说破了嘴,群众还是不买账。原来,群众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种不难,换不来钱咋办?”

产业脱贫,有的是“种了不愁卖”,有的则担心“换不来钱”,这种对比不由得让人深思。同样是产业,为何有的群众相信干部、敢上敢干,有的就犹豫踟蹰、顾虑重重?细细分析不难发现,积极性高的地方,不只是鼓励群众种植,而且有配套产业支撑,让群众摸得清市场、看得见希望。可以说,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各地把产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关键还在于产业能否释放出带动效应,让产业发展靠得住,进而让群众信得过。

投身农业产业,群众存有一些顾虑不难理解。农业生产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一个产业培育起来要花几年时间,但是受制于市场行情、自然天气等因素,如若出现销售问题,损失也会不小。这些年,类似的问题并不罕见,如一些刚发展起来的扶贫产业,转年就因价格不高让群众受损;又如一些群众生产的农产品,销路不是靠市场,而是靠干部的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产业十分必要,但能不能有完善的产业链条、市场体系,影响着脱贫致富的可持续性。扶贫产业链,既是产业扶贫得以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产业扶贫赢得群众认可的关键所在。

形成稳固的扶贫产业链,需要放眼长远、提前谋划。在选择和发展扶贫产业时,要做到未雨绸缪,着力规划和培育好相关配套产业。不能“走一步看一步”,仅仅局限于完成扶贫任务、短期获益;也不能好高骛远,最后设定的目标实现不了。产业扶贫是个系统工程,如今资金、技术等因素不再是群众发展产业的最大障碍,急需的是在产业链上破题,尤其要解决生产环节之后的加工、销售等问题。只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通过科学规划、精心培育,不断完善扶贫产业链条,才能真正让群众脱贫致富。

形成稳固的扶贫产业链,需要坚持市场思维。扶贫产业有其特殊性,但仍须遵循市场规律,避免拔苗助长。各地政府不仅要重视布局扶贫产业资源,更要统筹协调区域内的扶贫产业布局,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例如,一些地方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借助市场主体的力量完善扶贫产业链条,取得了一些好经验、好效果。探索更多元、更有效的发展模式,有赖于让基层干部群众大胆试、勇敢闯,激发首创精神与发展智慧。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延伸扶贫产业链,就是产业扶贫健康发展、保障稳定脱贫、做到持久致富的“法”。更为重要的是,对贫困群众而言,有了稳固的产业链,即便收益一时受影响,来年仍有盼头,产业扶贫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得民心、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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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民德0Tue, 08 Oct 2019 02:50:00 GMTTue, 08 Oct 2019 10:49:00 GMT
<![CDATA[复兴之路:《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http://www.rmruk.com/101004/54696.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9月28日下午,复兴之路:《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许涛,经济科学出版社副主编柳敏分别致辞。《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主编,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介绍了该丛书编撰情况。上海财经大学社科处处长靳玉英主持发布会。

许涛表示,这套丛书旨在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充分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相关方面的经济理论创新和思想发展,是把学问真正做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写照。经济科学出版社副总编柳敏表示,该丛书在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叙议结合,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柳敏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出现了重大转变,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已经步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性发展轨道,与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步,中国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两者交织前行,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创新实践,对原有学原理解释力和预测力提出了挑战,蕴含了经济理论创新的空间。为了更好地呈现丰富的经济思想成果,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组织精干团队主编及撰写了《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丛书内容涉及经济思想的各个领域,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蓄意结合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明确了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可借鉴性的中国方案。

程霖表示,作为一部较为全面地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在若干重要领域上的研究成果的丛书,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济思想加以充分吸纳、呈现,系统性回顾了近70年中国经济思想的理论变迁,系统性梳理了近70年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系统性总结了近70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论坛发布的《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是作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学术献礼,首批丛书共9卷、230余万字,以专题立卷,涵盖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经济转型思想、国有企业改革思想、民营经济思想、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特区经济体制建设思想、银行制度建设思想、人口思想、旅游业发展与经济思想等9个专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邹进文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魏明孔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荣誉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唐任伍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有贵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叶坦研究员等先后就《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作专题发言,阐释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大家纷纷表示,程琳教授的团队开拓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这套丛书反映了新中国70年对经济理论的探索,非常系统,很有价值,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意义重大,为我们国家经济理论的建设,经济学体系建设作出了贡献。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丛书主编程霖教授向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赠书仪式。

据了解,本丛书是程霖教授所主持的2017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中国70周年研究系列”项目——复兴之路: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本丛书重要依托,上海财经大学一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之一,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经济史学系。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已建立起梯队完善、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聚焦于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专家和学者,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对我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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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 夏立0Tue, 08 Oct 2019 02:08:00 GMTTue, 08 Oct 2019 10:07:00 GMT
<![CDATA[出行脚步丈量国家进步]]>http://www.rmruk.com/109011/54738.aspx“开车回乡还是让爸妈进城?”“订高铁票还是飞机票?”每逢节假日,如何团聚、怎样安排行程,经常成为家庭热门话题。与多年前的“人在囧途”相比,今天的出行方式十分便捷,给人以更加多元的选择。

犹记第一次坐火车,是1993年考上离家千里的军校。那时,对铿锵有声、曳着长烟的火车充满向往,总想象着铁轨通向的远方就是自己的梦想所在。然而,挤火车时的扰攘、车厢内的拥挤、20多个小时的站立,让人真切体会到旅途的艰辛和无奈。后来,一次次加入春运潮的大军、黄金周的人流,翻过车窗、坐过椅背、听惯了“瓜子花生方便面”的吆喝。备受煎熬的旅程,愈发感觉时间过得太慢。

车轮飞驰,不觉经年。如今,绿皮车换成了贴地飞行的“复兴号”,网上订票代替了通宵排队;我国高铁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航空运输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村村通公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私家车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朝夕之间便可跨越万水千山。

有人说,在空间上有两种东西永远让人类迷恋,一是故乡,一是远方。不论求学还是出差,探亲还是旅游,每一次远行,都让我们以最直接、最生动的方式,感受着时代的脉动、社会的发展。路还是那条路,然而,我们在不一样的时间刻度上观察着,“中国号”列车究竟是以怎样的姿态,一次次驶过历史的站台。

出行的路,连着发展的路;出行的脚步,丈量着国家的进步。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进,70年厚积薄发。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起步,历经艰辛奋斗、顽强拼搏,今天,我国交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构筑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为大国复兴铺就了前行的坦途。仅以铁路为例,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就从1949年的2.18万公里增长到如今的13.1万公里以上,列车时速提升到350公里。伴随着路网的延伸、交通的巨变,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成为常态,为无数人打开了追梦的空间。

从愚公移山的故事,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喟叹,出行便捷始终是老百姓的朴素愿望。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渴望提高出行速度,更渴望改善出行品质,期盼在与国家共命运、共发展中,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取消省界收费站、让高速公路更加畅通无阻;创新服务方式、让高铁上的乘客收到沿途的外卖;多措并举、努力提高航班正点率……今天,路网在加密、列车在提速、服务在优化,一个流动的中国,正在向着“人悦其行、物优其流”的愿景稳步行进。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民生改善就跟进一步,始终承载着的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新故相推舒画卷,丹青妙手向翠峰。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境游客源国;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感受沧桑巨变、凝聚奋进动力,在现代化的征程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行,我们定能凝聚再出发的磅礴力量,为民族复兴标注新的高度、书写新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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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士红0Wed, 09 Oct 2019 02:55:00 GMTWed, 09 Oct 2019 10:54:00 GMT
<![CDATA[扩大文化消费试点激发文旅消费潜力]]>http://www.rmruk.com/109002/54730.aspx2018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总结推广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关于进一步激发居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际上,早在2016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就在全国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45个城市,实施“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武汉大学课题组对此进行了为期近4年的跟踪研究,现将试点政策的成效与经验总结如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扩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的举措与成效

 

扩内需,补短板,拉动居民文化消费成效显著

根据武汉大学课题组数据,2017年全国45个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3.394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资金约11.78亿元,中央财政补助1.6178亿元;全国45个城市直接拉动文化消费约900.14亿元,其中,试点居民实际支出739.07亿元,直接拉动居民消费比为154.522018年,各级财政对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累计投入资金18.384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5085亿元,地方财政投入16.8757亿元;全国文化消费试点直接拉动文化消费737.85亿元,其中,试点居民实际支出730.08亿元,直接拉动居民消费比约139.71

2018年,全国45个试点城市相关活动总参与人次达53477.23万,单人次获得财政补贴1.45元,居民平均单次消费约为7.63元,居民单次消费平均拉动比为15.26。此外,据对26个试点城市的抽样调查统计,居民整体满意度为94.23%。数据表明,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扩内需”已见明显成效,老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8年下半年,全国参与试点的文化企业、商户达17317家,参与试点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达3981家。各试点城市纷纷以扩大文化消费为抓手,动员文化企业和公共文化机构参与,抓住机遇补齐文化消费、公共服务效率的“短板”,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促进文化市场发展。

 

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连通,扩大文化消费、助推文旅融合

课题组调研发现,大部分试点城市以消费连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了消费人群的“相互导入”,如长沙市每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培育文化消费市场。同时,一些试点城市充分发挥自身旅游资源优势,将旅游与文化消费有机结合,扩大文化消费,引导提升旅游体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增加旅游项目附加值,呈现出乘数效应。如重庆连续举办了三届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2018举办了冬季旅游节,试点主题逐步由公益惠民转变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2017年—2018年,甘肃张掖肃南县借助国家扩大文化消费试点的政策,将民族文化内涵注入旅游产业链,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独特经验。肃南县是一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裕固族聚居县,西柳沟村是肃南县一个普通村落,坐落在离县城两公里左右的郊区。全村约有110户、500多人,以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2017年,张掖市和肃南县政府开始实施西柳沟村整体改造规划,市、县两级财政投入2000万元对该村的村容村貌进行了改造。同时,组织全体村民成立合作社,每家每户自行投入3万—5万元资金,再由财政补贴部分资金对自家住房进行旅游民宿改造,以旅游业带动农家乐的经营和蔬菜牲畜等农牧产品的销售。

据统计,2018年,肃南县游客人数已达75402人次,到访西柳沟村的游客也已突破3万人次。借助2017年国家文化消费试点政策的支持,西柳沟村大力推进文化活动与旅游活动,通过文化旅游融合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肃南县创新了文化消费激励政策,设计了文化消费券,一方面用于对游客购买特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补贴,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对当地公共文化活动进行补贴,鼓励村民开展音乐舞蹈、民俗节事、非遗展览等文化活动。西柳沟村旅游产品也不再只是传统的“参观、餐饮、住宿”,而是将特色文化活动融入其中,给游客带来别样的民俗文化体验。

201810月,武汉大学课题组对肃南县两家以生产民族服饰和旅游纪念品为主的小微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在县文化旅游部门实施的三次文化消费季活动中,两家企业通过文化消费券拉动的直接收益均已超过30万元。

 

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创造了“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循环机制

相关调查表明,2012年—2014年,在国家不断增加文化投入的背景下,居民文化消费的满意度不升反降,这表明我国文化建设正在进入“效率拐点”,文化投入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困扰。因此,当前我国在继续增加文化投入的同时,还必须改变投入结构,转变投入方式。基本公共投入仍维持原来的财政拨付渠道,继续通过供给侧投入保证公共文化单位的正常运转;财政投入的增量部分,不再通过供给侧而是通过面向社会购买服务,赋予居民文化消费的选择权,即通过需求侧健全完善文化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向。

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文化正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居民通过文化消费等获得积分,用积分换得消费券,循环激发居民的文化消费,客观上扩大了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居民文化消费直接分配到居民手中,借助居民“用脚投票”的机制进入消费市场,从而真正发挥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提升公共资源利用率。

部分试点城市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创造了“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循环机制,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充分挖掘公众潜在需求,进而使买方市场的供给端通过数据分析准确地作出市场预判,并在新的信息机制下创造出与需求变化相同步的供给,以此达到供需平衡。

 

对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推动文旅价值链上升为“文旅+”价值圈

行业的形成,往往依赖于类型技术的支撑。相对于行业性的类型技术,数字信息技术是一种平台技术,具有连接各种类型技术的平台功能。借助数据技术平台,行业性产业链和价值链得以实现“弯曲”对接,产生新的业态,形成“文旅+”价值圈。

如武汉借助“文惠通”微信公众平台,将演艺场所、书店、旅游主题公园、电影院和文创产品五大文化部类纳入政策激励范围,五大文化品的比例分别为:72.77%18.64%4.96%2.97%0.66%;其获取补贴的比例分别为:64.79%23.57%6.46%4.35%0.83%。截至20181130日,武汉“文惠通”上线商家151家,有效使用人数80.47万。试点期间,平台累计发放财政补贴3106.29万元,直接拉动消费金额16491.27万元,直接拉动比15.31。惠民政策极大激发了居民参与文化消费的热情,参与消费人次83.89万。

借助数字信息平台的价值链接功能,试点城市建立了多方主体的价值链接。第一,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需求方之间形成了价值链接。平台发放消费积分的同时,也在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多重信息反馈回路。第二,在不同供给主体之间形成价值链接。事业型文化供给单位和市场型文化供给机构通过消费平台链接在一起,借助评价积分实现联通,形成新的共生格局。第三,在文化行业与城市整体发展间形成价值链接。文化和旅游消费与城市智慧公共场馆、智慧城市管理相链接,游客信息和客流数据等的汇集有利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相比传统价值链,以“文旅+”为中心形成的价值圈,体现了整个文化和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社会的价值倍增效应。

 

扩大文旅消费是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有效路径

我国文化领域城乡消费的不平衡性和文化消费短板,尽管体现在需求侧,掣肘却主要在供给侧。南京文化消费试点的经验表明,政府对表演艺术消费者的补贴能够有效传导到供给侧,有助于提升文化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南京对演艺行业采取消费积分补贴和奖励补贴两种方式,消费者在享受直接消费补贴后,票款剩余部分形成积分,在消费者再次购买政府指定剧目时可作为现金抵用,双重补贴叠加最高可达40%2017年,南京落实了1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进演艺消费,分5批次遴选出139251场剧目予以补贴。南京文化部门建立了专业性演艺信息管理平台,以连接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这一举措吸引了外地文化资源,新建平台先后引入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10多家演出机构,同时激活了原有演出供给生态,通过市场消费“倒逼”原先依靠政府采购剧目的市属院团和本地演出团队增强市场意识、优化供给结构,进而提升了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南京演出市场出现了观众群回流。

这一政策设计对艺术剧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根据江苏剧院20178月后统计数据,其获得演出补贴的项目平均上座率约为78.23%,比未获补贴项目平均上座率高出10个百分点。

 

“移动互联网+政府”创新文化管理体制

在武昌,武汉大学课题组设计了“居民参与文化评价—文化消费激励”的政策试点模式:消费者注册“文化汇”微信公众号,对区域内公共文化场馆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获得积分奖励,选择文化企业兑换奖励积分,完成剩余支付,完成文化消费。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后台数据库核对试点文化企业积分兑现信息,武昌区文体局审核发放积分补贴到文化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将政府、文化企业、公共场馆和居民消费者连接成闭环系统,形成了从文化供给到文化消费的完整流程,并由此达成了不同主体的目标:政府构建起公共文化产品(场馆)消费者评价机制,探索以扩大文化消费引领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路径;文化企业扩大企业产品传播面,增加用户黏性,通过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精准性;公共文化场馆建立消费者评价数据收集机制,观众评价与场馆绩效挂钩;消费者通过满意度评价获取文化消费券,获取文化产品和服务信息。

 

激发文旅消费潜力的政策建议

 

我国文化消费短板并不仅是“供需错位”的简单因果,其背后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模式的深刻转型,以及文化消费从“供给主导逻辑”向“消费主导逻辑”的转型,其社会根源是数字信息技术赋予文化消费者极大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性。

 

加强对国家文化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的高层级统筹协调,作为落实《意见》、打通文化和旅游消费“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抓手

根据课题组研究,全国文化消费试点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决策层用“项目思维”而不是“平台思维”统筹协调试点工作,政府文化和旅游综合发展目标缩小为部门目标,没有发挥“文旅+”价值圈的综合效益;部分试点城市对文化消费政策的财政引导资金受到传统投入结构的约束,投入明显不足,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

因此,新时期改进和完善文旅消费政策的重点,在于落实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高层级统筹协调机制。812日,国务院办公厅《意见》发布,本次政策设计突破了传统的文旅消费模式,更关注文旅融合、“互联网+”等新供给、新业态、新模式对文旅消费的带动引领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的独特作用,建立健全中央和省级两个层级的部际(厅际)协调机制。重点是制定完善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地方专项政策,协调落实财政引导资金,指导各地建立文化和旅游消费数据监测体系,完善评价激励机制。

顺应文化和旅游融合大势,新一轮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应重点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行业和旅游业“两个融合”

《意见》明确提出,要择优确定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到2022年,建设30个示范城市、100个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例超过6%。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建议在试点城市的政策设计中,用“平台思维”而不仅仅是“项目思维”来统筹城市区域内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方案,利用文化消费积分奖励和政府奖励两种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策设计把文化和旅游消费嵌入各类消费场所、园区和景区。同时,对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场馆进行设施改造提升,合理配套餐饮区、观众休息区、文创产品展示售卖区、书店等,营造更优质的消费环境,并纳入地区文化和旅游消费政策保障范围。

 

对试点城市相关管理人员开展专业培训

通过专业培训,提升试点城市主管领导、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局的认识水平和专业判断能力,特别是提升其统筹文化旅游消费、引领文化行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规划能力,帮助其形成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不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和主管领导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建立试点城市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学习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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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才武0Mon, 31 Dec 2012 17:12: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5:00 GMT
<![CDATA[今年冬小麦力争稳定在3.3亿亩以上(礼赞70年)]]>http://www.rmruk.com/101003/54722.aspx本报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秋冬种已全面展开,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3亿亩以上,优质专用麦比例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冬油菜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

目前夏粮、早稻丰收到手,秋粮收获已经过半,增产趋势明显,又将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秋冬种生产面临气候条件较为复杂、部分地区前茬作物收获推迟等因素。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落实秋冬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快转变生产方式,高标准推进秋冬种作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2012年首次突破12000亿斤大关。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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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钦0Wed, 09 Oct 2019 01:59:00 GMTWed, 09 Oct 2019 10:00:00 GMT
<![CDATA[《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解读]]>http://www.rmruk.com/109010/54714.aspx一、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的要求,明确指出“构建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网点布局不合理、基础信息获取不便利、服务平台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围绕我国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对于知识产权信息的现实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顶层设计,加强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等信息化支撑,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队伍智力支持,努力提升知识产权信息传播效能,对于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内容

《若干意见》共四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建立健全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组织实施,共十八条内容。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分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明确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体系是“以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区域或专业性公共服务节点为骨干、社会化信息服务机构为网点”的结构体系。明确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宗旨是便民利民,搭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骨干网络、整合公共资源拓展服务渠道是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式和工作抓手。

“基本原则”从明确责任、建设重点、建设主体以及基本要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明确责任方面,坚持“统筹谋划、分级负责”,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均等化。国家知识产权局统筹全国,做好顶层设计,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统筹本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分级分类指导系统内公共服务机构、部际合作的公共性机构及市场化服务机构建设和运行。建设重点方面,坚持“需求导向、聚焦关键”。从基础数据开放共享、基本检索分析工具有效供给、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干网络、重要节点和专业机构建设等方面着力,满足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对高质量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建设主体方面,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和相关服务工作,支持和引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各类社会资源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或者低成本信息服务。基本要求方面,遵循“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实现各服务主体以及数据库间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形成一张信息和服务顺畅流转的网络,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最大社会效益。

“总体目标”从2022年和2025年两个阶段规划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总体目标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十四五”知识产权规划目标相呼应。

第二部分关于建立健全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该部分是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若干意见》核心内容。一是发挥职能主导作用,加快建设国家、省级、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所属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为主的主干网络,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二是强化部际合作,推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向高校、科研院所、图情机构等领域延伸,统筹布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三是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信息服务体系共建共享。四是加强信息传播利用及信息资源管理的统筹工作,推进信息传播利用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效能。五是健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机制,加快建立体系的统筹协调机制,经验交流机制、服务协作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等,实现服务效能最大化。

《若干意见》中主干网络是由知识产权系统内的从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骨干服务机构组成,承担提供基础性、系统性、权威性和所在区域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主责,辐射支撑服务网点,是体系建设的重点。服务网点是由知识产权系统之外的高校、科研院所、图情机构、行业组织等有关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组成,承担提供特定领域或特定行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职责,联接依托主干网络,是体系建设的服务终端。依托国家、省市知识产权系统主干网络,辐射各层各类社会信息服务网点,构建立体化、多层级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部分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首先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是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支撑,以及大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路径。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定位于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的汇集中枢和传输枢纽,既是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各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支撑,也是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网络支撑。作为全量数据仓库,汇聚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国际交换数据和部委共享数据等,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互联互通,做到专业数据应有尽有,相关数据互联互通,解决数据资源和服务碎片化、分散化问题,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实现数据资源的基础性、权威性、共享性和安全性,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和枢纽,具有总平台的色彩,主要由业务服务、政务服务、信息服务三个板块组成,以大数据中心为基础,聚焦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难点,落实国务院关于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要求,为政府机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便利高效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公众普遍需求。

此外,就加强特色化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建设、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信息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信息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单位、地方特色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各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等作为体系重要节点,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鼓励支持各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鼓励建设开放协同的产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三是支持各地建立部门间合作机制,针对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培训、帮扶等公共服务。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培养,建立一支专业化、高层次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队伍。五是深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国际合作,建立完善信息国际交流机制,不断扩大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建设规模数量等。

第四部分组织实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切实担负起统筹者、建设者、推动者的责任。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各地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加大财政投入。三是加强效能评估,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监督评估机制。

三、下一步工作

认真做好《若干意见》的宣传和解读工作,积极推动各地认真落实好《若干意见》,早日在全国建成运转高效、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为提高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效能奠定坚实基础。一是着力在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上发力,实现各地公共服务平台和各类专题数据库互联互通、开放共享。二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加大支持指导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化,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整体能力。三是加大整合社会资源力度,不断拓宽信息公共服务渠道和领域,丰富公共服务内容。四是尽快发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指引,明确信息服务体系节点、网点职责任务,努力提高服务体系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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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Fri, 20 Sep 2019 00:00:00 GMTTue, 08 Oct 2019 15:42:00 GMT
<![CDATA[新中国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http://www.rmruk.com/109002/54706.aspx一、制度变迁:宅基地“两权分离”的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的整整70个年头里,中国宅基地制度历经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改革等重大变革,宅基地使用权流转(1)制度也经历了允许自由流转到限制流转,再到尝试解禁等重要改革。在这些制度变迁背后,承载着怎样的政策制定考量,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发展脉络,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解决路径又将指向何方。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研究和分析上述问题是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本质、掌握发展的规律、得出正确结论的。探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应从回顾过去开始。

 

(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两权合一”模式下的自由流转阶段、“两权分离”模式下的变相流转阶段和“两权分离”模式下的限制流转阶段。

 

1.“两权合一”模式下的自由流转阶段(1949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一是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归农民所有,即农民私有(2)。二是在流转上,实行绝对的自由,土地和房屋均可以自由买卖、出租、抵押等(3)。三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这较为强烈地体现了政治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四是保障功能从宅基地制度建立伊始就成为主基调。宅基地的制度设计严格遵循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的理念,以平均分配、无偿取得为主要内容,以“居者有其屋”为主要目标。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两权合一”模式下的自由流转阶段,时间大概为1949年至1958年。

 

2.“两权分离”模式下的变相流转阶段(19581978年)。

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国家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出进一步改革的举措。在宅基地问题上,学界一般认为宅基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1958年的合作化运动的高级社阶段即已开始,表现为将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历史上称之为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一阶段的制度改革除了考虑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因素外,也体现出了对经济因素的一定考量。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度改革对克服这一局限、发展经济有着较强的意愿;另一方面,落后的生产技术以及简陋的生产条件成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度改革是排除这一制约因素所作的努力。同时,还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倾向。《关于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的出台,标志着宅基地私有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宅基地“两权分离”时代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在1978年的《宪法》中得到认可。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一是确定了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权利架构,农村宅基地从农民享有所有权转变为农民享有使用权(4),这一制度安排在日后的宅基地权利结构改革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甚至是概念开始被逐渐重视起来。二是在流转问题上,宅基地单独不准出租和买卖,但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而变相流转(5),且未限制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社员房屋,形成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雏形(6),并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课题,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三是宅基地继续体现出较强的居住保障功能,表现为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有无期限性等。四是国家对宅基地规范管理的具体化、细致化的意愿初显,如在宅基地分配方式上,做出了以农户为单位实行“一户一宅”的规定。但整体上这一阶段的制度设计仍较为笼统,不够详细,如未对每户的宅基地使用面积做出限制等。同时,社员房屋出卖后,宅基地的使用权也随之转移给新房主,实际认可了宅基地“地随房走”的流转。由于这一阶段房屋买卖并不多见,并未对当时的城乡二元管理结构造成冲击,因此也未对此做严格限制。

随着1978年宪法有关房屋属农民所有,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等内容的规定,宅基地“两权分离”权利结构以及规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且日后的修补都是在未改变宅基地“两权分离”基本构架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两权分离”模式下的变相流转阶段,时间上大概为1958年至1978年。

 

3.“两权分离”模式下的限制流转阶段(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旧有的宅基地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国家在此期间对宅基地的管理日趋规范、具体(7),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也不断加码,并一步步形成了现有的限制流转格局。国务院于1982年颁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一方面对城镇居民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表示认可(8),另一方面首次对每户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面积标准做出了规定,禁止出租、出卖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行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也出台司法意见,对《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等国家政策做出了积极回应(9)。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面积标准,禁止出卖后再申请以及盖房占用耕地报批等做出更为细致、规范层级更高的规定(10)。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土地价值日益凸显,土地的价格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土地价格不断飙升,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进程飞速推进,炒卖宅基地、侵蚀耕地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做出应对,国家于1993年做出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房的规定(11),在1998年做出禁止城镇居民取得宅基地的规定(12),试图通过缩小宅基地原始取得的主体范围这一权利取得的入口来缓解上述问题。这一阶段,农村宅基地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限制。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于农房买卖的宅基地使用权附随流转是被许可的,之后则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管控直至最终完全被限制(陆剑,2014)。但是,这种限制流转并没有带来国家所期待的结果,农房买卖不减反增。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诸多问题日益增多并暴露出来。四是“两权分离”模式下的宅基地使用权规范体系日趋完善和具体,如每户宅基地使用权的面积标准,出卖房屋后不准再申请宅基地等等。可以把这一时期概括称之为宅基地“两权分离”模式下限制流转阶段,时间上大概从1978年至2000年初。2000年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理论界开始对宅基地制度的改革进行大规模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本文将在后文中进行梳理。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历史脉络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宅基地制度的发展历程,虽然不同时期的宅基地立法都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元素错综交织其中(喻文莉,2011),但一条条制度变迁的逻辑主线却清晰地贯穿始末,使得宅基地制度酝酿、形成、成熟和演变的过程有规律可循,有经验可鉴。分析“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变迁,首先就需要理出这一条条变迁的主线,并以此为基本线索,总结农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制度演变过程所蕴涵的制度特征、逻辑规律,以期在未来的改革中得到启发和帮助。

 

1.立法思想:

从公权主导向私权彰显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年集权史的国度里,无论是制度的变革还是创新,都无法忽视政府的制度安排意愿,国家设计始终是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众多力量中的主要方面(高海燕,2007)。”政治因素、国家行为等公权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主导性、根本性、决定性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人民公社成立,公权力依靠中国制度集权和高效的优势,以带有强烈国家强制色彩的推行方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而推进宅基地所有权从私有到集体所有的转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诚如有学者所言,土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温铁军,2009),笔者在此无意在话语上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改革的公与私简单对立,而是意图从源头上探寻此后一系列政策的脉络。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及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作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公权力不能简单等同于学界现在所探讨的民法意义上的公权,但这却是农民个人所有的“两权合一”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的“两权分离”的直接动因,且这种公权主导的思维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得到了延续,表现为通过限制流转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宅基地的保障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由于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稳定的偏好,赋予土地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功能,使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产品流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以社会和政治稳定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目的(孙涛、黄少安,2009)。这也使得经济因素以及经济理论的适用在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直接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形成、发展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是很难用规范的纯经济学的语言和逻辑做出解释的(靳相木,2005)。在改革开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宅基地的流转限制却出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更高集权式的倒退”(赵树枫等,2015),这似乎有悖历史逻辑。现行立法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非市场化配置的规定,体现了从公法逻辑中的政治因素考量对私法领域中个人私权的限制。正是由于宅基地“两权分离”与限制流转在制度初创时以政治、保障等公法因素为主导,才使得在私法视角上宅基地使用权权能受限,并进而引发了农村土地利用上的低效、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秩序上的混乱。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今天,宅基地制度的立法思想仍停留在公法层面的居住权利意义上,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宅基地私权权能不断扩充,宅基地的私权属性不断彰显,社会各界对宅基地私权定位呼声越来越高。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以及在此之前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立法规定的一系列讨论都可以视为宅基地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最终出台的《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内容较为简单,并且对很多棘手的关键问题采用了引致条款留待后续法律修改解决,但对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的界定却具有重大的宣示意义。将这一重要问题规定在一部保护私权的私法之中,更是对宅基地私权属性的一次重要彰显。“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制度,权利的逻辑和权力的逻辑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因此,在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设计方面必须考虑在私法逻辑中嵌入公法逻辑这样一种复合结构,同时注重流转风险的多层次防范措施”(秦小红,2014)。农村宅基地交易不是一个物权法可自作主张的问题,能否交易的决定权在公法领域,公法层面上需要把握的方向是体现国家对私权的适度限制(孟勤国,2005)。由此可见,不论是私法逻辑嵌入公法逻辑,还是公权在私权中的限制,都体现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设计上“公”与“私”的深刻交织,流转制度的改革也应体现出私法和公法复合的价值取向。

 

2.治理体系:

从城乡二元向城乡统一的转变。在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家采取了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治理体制。这种二元体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二元户籍制度,二是城镇土地与农村土地的二元土地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进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时期。从这时起,土地制度的发展改革与户籍制度的变迁演进如影随形,两者无论在制度生成的时间上,还是在制度的功能上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王菊英、王晓明,2008)。与此同时,一方的变革往往会引起另一方的变革,从而表现出动态上的互动性与适应性(汤玉权,2006)。一方面,户籍制度产生了控制人口流动的实际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户籍制度仅具有身份证明以及人口统计的作用。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户籍制度基于国家在特殊年代优先发展工业的需要,成为了政府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工具,并由此固化了这种社会二元治理的格局,逐渐偏离了设计的初衷和预设的轨道。在这种治理格局中,以限制人口流动为目的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质,乃是通过控制有限资源的分配实现对城乡社会流动的控制。另一方面,宅基地制度的设计中,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把农民和土地以及地上的房屋捆绑在了一起,减小了农民向城市迁徙的可能,减轻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催生了土地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动因也可以视为是对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的呼应,本质上就是一种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的体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在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共同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阻断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和向城市迁徙的通道。

可以说,从制度基本逻辑和动因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与户籍制度密切关联且高度一致。二元土地制度是二元户籍制度长期稳步运行的基石,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又反过来固化了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和土地均以一种稳定的二元制度运行,两者互动频繁、互为基础、交织共生,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土地制度变革的基础,其改革的力度深刻影响着土地制度改革的广度。而土地制度的改革又对户籍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助力推动作用,两者呈现出的互动的状态最终共同成为控制人口流动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了城乡不同利益分配格局的最基本依据。

改革开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促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形成。这些群体在流动中寻求解放和发展,人口流动改变着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冲击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治理体系,关于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限制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纷纷出台。但与此相比,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却仅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上,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土地利用规划等管理层面的内容为主,在权利结构、权利属性以及权利内容等方面的根本性改革鲜有涉及。因为一旦要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就会难免触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根基,伤筋动骨,这无疑“增加了预期制度安排中的实施成本、摩擦成本乃至政治成本(刘润秋,2012)”。但现实却是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关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已得到逐步完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根本上已经逐渐发生解体,并具备了重构的可能和需求。特别是2007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象征着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已然打破,对于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元的户籍制度改革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仍然固守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限制流转的安排,其制度流弊日益凸显,改革已迫在眉睫。

 

3.权利属性:

从保障属性主导向财产属性凸显的转变。保障属性一直位居宅基地使用权权利属性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目标是保障“耕者有其田”,那么宅基地制度则是保障“居者有其屋”,两者共同构成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改革开放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棘手改革难点和社会焦点,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财产属性并不明显,保障属性的主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质疑。但是,随着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宅基地资产功能的凸显等现实情况的变化,对宅基地的利用已经超出了保障功能的范围,宅基地保障属性逐步弱化,而财产属性却不断加强,农民流转的意愿和诉求日趋强烈,流转的动因日益加强。一方面,农房转让、宅基地“隐性流转”、被拆迁后基于宅基地征收补偿等等所体现出来的宅基地资产价值,使得宅基地财产属性日益凸显,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拆迁后整村农民一夜暴富的现象。近年来一系列改革的着力点也一直集中于对使用权的扩张和强化,这就使得宅基地使用权在事实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财产权益。另一方面,农村的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保障制度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惠及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大城市城中村和近郊的农民,很多已有逐步接近或者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趋势,有的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甚至已经超过一般城镇居民,从整体上看宅基地原有的基于身份属性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已经逐渐弱化。财产变革通常与身份变革同行,这两者构成了近代变革的主旋律(郑永流,2004),宅基地使用权权利属性正是在这一变革中逐渐从保障属性主导向财产属性凸显转变。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农村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步建设的不完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一旦农民失去房屋无处居住或者进城打工者无法在城市立足,回乡又无安居之所,就容易带来“流民”等社会问题。而如果允许失地农民重新获得申请宅基地的权利,又势必对集体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最终影响农民群体的整体利益和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秩序。所以,宅基地的保障权能虽然弱化,但尚不能被完全忽视。

 

二、现实困境:既有改革路径的局限

 

(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20002013年)

从时间的接续上看,“两权分离”模式下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的实践探索,大约从21世纪初开始,到2013年有十多年的时间。21世纪初,《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启动,这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解除流转限制的努力,可以视为“两权分离”模式下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初步探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明确提出农村宅基地制度以及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并开始了国家层面的农地“三权分置”探索,可以视作这一轮探索的结束。在这10年里,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改革的态度较为明确,但改革的路径还不是非常清晰,处于一种先期探索阶段。

 

1.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探索。

在国家法律层面,未正面回应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这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2002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审议《物权法》草案,整个过程集中反映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在前三次审议稿中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曾规定:“本集体以外的人通过转让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应当交纳宅基地使用费。”其实是做出了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规定。但是,在第六次审议稿中却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规定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集体同意,可以将合法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住房转让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即地随房走,严禁宅基地单独买卖。对于这项修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不赞成流转,认为城镇居民会把农民的宅基地买光。有的则赞成流转,认为农房属于私产,应处置自由,同时流转也符合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道路的要求(13)。还有的提出较为折中的办法,希望通过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来保护宅基地相对稳定。最终,20073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七次审议通过的《物权法》选择了搁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认为放开流转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今后修改“留有余地”(14)。

在《物权法》从起草到颁布的过程中,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允许流转到试图在法律上明确限制流转,再到改为暂不表态的转变,国家立法态度的反复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对农民财产权实现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保障属性的重视,体现了对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所致风险的顾虑和担忧。修改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此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及国家对该问题的观望意愿。立法者无意在《物权法》中确立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采取一种引致条款的方式与其他法律衔接,为今后依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流转制度做出改革预留了空间。此后近10年来,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探索相比,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体系则一直未有突破性变化。

 

2.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实践。

中央政府除了对宅基地进行严格的流转限制,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改革试点尝试,在国家政策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15)。“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改革实践探索,其流程为将拆旧地块和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和耕地总量的不变和平衡。“增减挂钩”虽然至今还在实施,但是该政策更多地立足于对耕地整体数量的保持,着眼于中国庞大人口的饭碗问题,而相较于此,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改革则重在解决房地的分离问题,意图盘活农民的住房和土地这些“沉睡资产”。因此,“增减挂钩”之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

相比于中央,地方的探索意愿更为强烈,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地方规定,进行了流转制度改革的积极尝试和大胆实践。在中国,无论是浙江温州、义乌、宁波以及江苏苏州等东部沿海地区,还是河北、内蒙古、广西、陕西等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都出台了关于宅基地管理的办法或者意见。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文件中,一般都是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灵活的规则,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可能,内容上更为激进和大胆,形成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改革模式,反映了较强的改革欲望与迫切需求。总体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宅基地置换模式。宅基地置换模式的流转方式较为直接,简单说就是用宅基地和自己的农房换地换房(16),在流转过程中体现为较强的公权力主导色彩。宅基地置换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名称,如上海“中心村”模式、浙江“两分两换”模式、天津“宅基地换房”模式等等,但实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一种宅基地的置换。宅基地置换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由政府主导,农民的个人意愿在其中难以完全体现,实践中个别地方的做法并未充分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导致农民“被上楼”“被城市化”等问题发生。二是被置换的土地性质如何认定、置换后新建房屋是否具有完整产权等问题尚未明确,亟待统一规范。三是宅基地置换的政策动因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的规避,可以理解为是对宅基地资源的整合,政府的置换动力仍然是基于对被置换宅基地的开发意愿。由于与土地征收程序相比,宅基地置换更为简便易行且自由空间更大,被地方政府所广泛青睐,在浙江德清、义乌等地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改革效果(17)。

第二,宅基地资本化补偿模式。这种模式相对置换模式更复杂一些,其实质是将宅基地资本化,最为典型的就是“地票”制度。2008年,重庆推出“地票”(18)改革,其具体做法是将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闲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验收后,按增加的面积核发“地票”(即城市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从而通过该指标将农村废弃、闲置的建设用地予以置换,实现土地权证化,解决土地浪费和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浙江借鉴重庆的改革经验,将宅基地使用权量化为“宅基地权票”,通过权票交易、流转,实现农民宅基地自由、有偿退出,在不改变宅基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允许符合条件的宅基地及农房突破村级集体组织的边界,在全县农业人口范围内进行置换、转让、继承、入股(19)。除此之外,还有四川“土地银行”模式、江苏“收购储备”模式等等。地票制度使得“土地指标在本省市内高度市场化和抽象化”(孙建伟,2017),具有了财产价值。地票交易的决定权不在每年有多少农民有流转土地的意愿,而在于政府需要多少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其不能属于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途径,而仅能理解成是“《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占补平衡的一个衍生物”(贺雪峰,2012),是对国家增减挂钩政策的一种变形,与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陆剑,2014)。

比较分析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改革实践,地方政府是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力量,而中央政府的态度则相对保守。虽然地方政府的一些尝试,可能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存在“打擦边球”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做法也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改革的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即朝着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最终目标而努力,各地的探索可以视作对中央政策边界的试探和操作的细化。中央政府在默许各地方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希望能够总结和吸纳各地成功做法和经验,形成可推广的模式,待到时机成熟时,再扩大推行至全国范围。同时,对“三权分置”的地方探索也已经在浙江等地展开。

总之,如果说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的明确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那么2013年之前的流转探索可以视作是为更全面的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参考。中央的宏观把控和地方的积极实践,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解决路径的探索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理论分歧:限制流转与自由流转

实践的探索离不开理论的基础和支撑,实践的经验离不开理论的总结和归纳。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既有改革探索和实践方案,都是以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理论为基础的。在学界,各方围绕是否应支持宅基地使用权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更大范围流转,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在学界,保持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属性,是一种成员权,只能在成员集体范围内流转,自由流转不符合其固有属性,禁止有偿出让宅基地使用权是符合国情的,具有重要意义(王利明,2003;任中秀,2012)。二是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保障属性,是一种生存权。对中国宅基地现有状况而言,即使土地流转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宅基地仍会作为特殊问题存在(王旭东,2007;窦希铭,2011)。三是从社会风险上分析,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最重要的财产可能就是宅基地及其房屋。如果允许农民自由流转,他们很可能会失去生活的最后保障而变得无依无靠,沦为流离失所、无居无业的“流民”(孟勤国,2005;刘守英,2015)。同时,流转可能还会导致耕地红线虚置,反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在城乡之间开放主要是为了保护耕地红线(秦小红,2014)。四是出于对农民整体的生存利益和长期经济利益保护的考虑(汪军民,2008)。五是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时机尚未成熟,城乡经济并未实现同步发展,一味追求城乡土地权利流转的自由程度或是城乡之间的自由流转不符合现实情况(孟勤国,2005;窦希铭,2011)。保持限制的观点重点在“保持”,可以从两方面做出解读。一方面,客观上,改革伤筋动骨,各种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保持”可以理解成一种对现有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的维护,解决现有制度存在问题的办法是选择在不改变大框架前提下,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另一方面,“保持”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上改革意愿不够强烈,更像是一种维持的心理,体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倾向,政府部门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支持取消限制、自由流转的观点也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宅基地使用权本就是一种私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现实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实际权能已经扩张,宅基地使用权成为一种可独立交易的权利客体,“地票交易”和“宅基地置换”均反映了这种权利的存在(龙开胜,2016)。二是宅基地使用权不具有流转属性是其权能上的缺失,使得权利人难以形成对其财产的有效有益预期,必须丰富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权能,通过流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曹泮天,2012b;龙开胜,2016;刘庆、关欣等,2006)。三是限制流转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宅基地沉积为“死资产”,侵害农民对于宅基地的财产权利(韩玉斌,2005;曹泮天,2012b)。四是农民也是一种理性人,能够正确判断流转可能带来的风险,且宅基地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放开流转不会带来不可控的社会风险(曹泮天,2012b;秦小红,2014)。五是客观上存在农房买卖的旺盛需求和庞大市场,基于“地随房走”原则农房买卖已经导致了大量宅基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只有开放流转才是克服宅基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弊端的必由之路,而由此形成一个统一、公开的市场也才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农房本身的价值,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韩世远,2005;朱岩,2006;郭明瑞,2007;龙翼飞、徐霖,2009;陈小君、蒋省三,2010;韩松,2012;曹泮天,2012a)。

 

(三)困局根源:公益属性与私益属性难以调和

美国土地经济学家伊利和莫尔豪斯曾共同指出,成功的土地利用是以土地特性的认识为基础的(伊利、莫尔豪斯,1982)。中国学者贺雪峰也提出,对土地制度的客观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土地属性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贺雪峰,2013)。宅基地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综合体,宅基地的属性可以从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等多个方面去理解。从宅基地的自然属性看,宅基地具有区位固定性、土地数量整体(全国)有限性与局部(村集体)有限性、长期利用性。从宅基地的经济属性分析,宅基地具有土地供给稀缺性、土地利用多向性与用途转换困难性。从宅基地的社会属性分析,宅基地又具有保障功能性、生态环境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喻文莉,2011)。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宅基地的权利即宅基地使用权的属性又如何认识呢?综合上述自然、经济、社会视角的分析判断,从法学权利属性与权利内容上分析,宅基地和所有其他类型的土地一样,具有公益和私益双重属性(向勇,2015)。宅基地作为一种物的客观存在,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住行中“住”的来源和依托,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和根本基础。而当其一旦被某一个个体所占有,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的财产时,其经济和法律层面的意义便从自然资源属性中分离出来,使得宅基地具有了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内涵和特性功能。资源是公益层面的表达,资产是私益层面的认知。在宅基地确立为“两权分离”的制度框架中,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属性就表现为一种公益属性和私益属性并存的状态,并进而表现为双重的权利定位、权利功能。这两种权利属性的相互冲突,为日后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1.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属性色彩。

宅基地是土地的一种,首先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而存在。说到土地资源,离不开土地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脱离了人的活动的土地,只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不具有任何资源属性。正是因为人的繁衍、生存和发展等活动,土地才有了满足人类各项需要的意义,才具有了公益的属性。因此,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宅基地,宅基地的公益属性表现为对整个社会居住需求的满足,这是宅基地最根本的公益属性。具体而言,宅基地的公益属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身份属性。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做出明确规定,即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主体只能是农民集体成员。因此,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必须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宅基地具有较强的身份属性。可以说,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是宅基地权利公权属性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身份性的存在,才使得宅基地具有了社会功用上的保障性和权利内容上的福利性。即便在《物权法》明确将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属性界定为用益物权的情况下,学界也普遍将其认定为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特殊的身份属性,正是其“特殊”的根源。

第二,保障属性。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居住这一基本生存权利,在制度设计伊始便被赋予了大量的社会功能。农民通过申请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这便是农民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实物生存保障。只要社会保障体系未在农村全面覆盖,宅基地使用权就仍应具有生存保障功能(刘俊,2006)。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但社会功能定位的不同,决定了限制程度的差异。相比而言,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程度是较低的,并逐步展现出更为宽松的趋势,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博弈的结果。而宅基地使用权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作用,甚至对整个国家的稳定也产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在制度的设计之初就体现为一种以公平为主导的价值取向,而其它价值目标的实现几乎是被忽略不计的。宅基地使用权设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农民居住权利的保障,其保障属性相对而言更为突出。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社会治理结构下,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普遍在工作技能、生存能力、经济能力上存在差距,其居住保障依靠集体的免费分配而实现,是对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较为弱势地位的考虑。另一方面,这种保障属性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中国的历史表明,大量失地农民是社会动荡和朝代变更的直接诱因。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过程中所显现的一些问题,也让国家对农地资产价值的凸显导致的土地兼并和社会风险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并导致国家在农地治理问题上改革动力的不足和路径依赖。综上,宅基地的保障属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宅基地制度构建之初是作为首要的价值来保护和实现的。从这个层面讲,宅基地的保障属性也可以视为是对其流转限制的根源,这本质上是一种在制度设计中对不同价值进行取舍的结果。

第三,福利属性。在法学界学者眼中,宅基地具有社会福利性质是大家普遍的共识。福利权与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一起,共同被视为基本人权。而全体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普遍、平等的享有正是这一基本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同时,这种福利属性与宅基地的保障属性还具有一定的互相重合关系,但福利属性是从农户角度对宅基地的认识,而保障属性是从国家的角度对宅基地的认识,两者的认识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权利内容看,宅基地的身份权利是福利权利内容实现的基础,而福利权利的重要权利内容就是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资格,福利是身份的体现。除此之外,宅基地的权利内容还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偿性。根据现有法律,农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需要提出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对宅基地的原始取得是无偿的,无需支付任何对价。二是无期限性。如前所述,1963年《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作出了农户对宅基地“长期使用,长期不变”的规定,此后无限期使用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沿用至今。

 

2.宅基地使用权的私益属性色彩。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宅基地是一种资源,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但当这些土地分配给每个个体加以利用的时候,土地就变成了一种财产。人们在上面盖房、定居满足个人生活居住的需要,对每个人来说宅基地就具有了私益属性。

第一,特殊的用益物权。《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属性做出了用益物权的明确界定,为权利人行使权利、保障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限制流转导致宅基地财产属性无法得到真正体现,其财产价值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即便《物权法》将其定性为用益物权,但宅基地使用权却仍有很多与传统物权理论对用益物权认识不一致的地方,表现为其获得或享有与集体成员权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农村居住保障等社会功能,带有很强的特殊性。因此就有学者认为,农民的私有住宅与集体公有的地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住宅制度,其中所涉权利相当复杂,不能以“用益物权”对其简单阐释(郑尚元,2014),甚至有的学者进而提出,其应作为独立的物权类型在《物权法》中加以规定(惠建利,2016)。由此可见,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宅基地使用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私权,对其认识应有别于大陆法系传统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其财产属性是有限的、受抑制的,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

第二,有限的可转让性。在主流经济学说中,自由转让权与排他的使用权、收益的独享权共同组成了产权最为基本的权利内容。可转让性是私人产权的一种本质属性(柯武刚、史漫飞,2003),是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权利内容之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成为一种自由转让权,也就不足以被认为是一项完整的私人产权。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如果法律制度规定,产权持有人对其界定清晰的产权禁止转让或者不承认其转让产权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那么其开发潜能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其利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该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就等同于没有产权。宅基地在法律产权上的缺失,使得现实中权利人难以形成对其财产的有效收益预期。有限转让性导致宅基地的价值无法实现,资产严重减损。“宅基地闲置”“空心村”等现象就是最为生动的例证,而在此基础上造成的整个社会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就不可避免。更值得忧虑和思考的是,当前宅基地使用权实际权能已经突破了不可转让的限制,“隐形流转”现象大量存在。但即便如此,也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宅基地产权结构冲突带来的矛盾,无法保障农民土地利益。产权视角的启示是,现行宅基地制度的理论基础发生了较大改变,且这种改变的趋势越发显著,制度改革需要丰富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权能,并推动实际权能的合法化。

 

3.“两权分离”构架下公益色彩与私益色彩无法调和。

对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与自由流转的两种对立观点正是基于对宅基地双重属性及其背后权利内容、价值追求的不同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强调宅基地使用权身份属性和权利内容中保障权能的,主张采用限制流转的观点;而强调宅基地财产属性和权利内容中资产权能的,则站在了放开流转的一边。在既有的宅基地权利构架中,正是基于上述对成员权、保障属性、公共利益的维护,而限制甚至剥夺了宅基地使用权可转让性的权利内容,抑制了宅基地财产权、资产属性、农民群体利益,进而影响了农民对于农房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而一旦允许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则会极大提高流转到集体组织成员之外的可能,也就突破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

宅基地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宅基地法律制度对公法与私法两种立法导向的追求,宅基地的公益属性更倾向于对公平价值的追求,而宅基地的私益属性则更强调对效率价值的实现,两种价值追求并非天然对立,无法统一。但正如前文所言,在宅基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实行了一种以政府强制力推动的土地改革,表现为强烈的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后,宅基地的管理思维也一直贯彻着从严治乱的思想,缺乏私法的关怀。而在既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解决路径上,要么是对公益属性的强调,要么是对私益属性的主张,难以调和。这样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似乎形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局,这才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症结所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公益属性在国家的制度构建中显然更被重视和青睐。所以,在面对近年来解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的呼声时,中央政府才会谨慎回应,小心探索,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现有的改革路径无法解决宅基地公益属性和私益属性这对矛盾的冲突,这是流转问题迟迟无法满足各方需求、达成共识、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从上文的改革实践梳理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主线一直是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上做文章。在“两权分离”模式下,由于第一层的集体所有权制度触及国家根本政治体制,不具有改革的空间。改革只能在扩大使用权权能,发挥产权激励作用,调动土地使用者积极性,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第二个层面的权利内容上寻求突破(刘守英,2014)。随着宅基地使用权私益属性权利内容的不断扩张,公益属性与私益属性愈发均衡,对第二层权利即宅基地使用权继续进行分解的“三权分置”改革路径呼之欲出。

 

三、改革方向:“三权分置”是必然选择

 

(一)“三权分置”的继承与发展(2013年至今)

“三权分置”最早在浙江的地方改革中得到积极实践。20019月浙江省出台的《积极有序地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通知》(浙委[2001]53号)提出了“稳制活田、三权分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案,随后,2003年福建,2004年安徽合肥,2005年江西抚州,2006年杭州萧山,2007年湖北武汉、广西南宁兴宁区、浙江嘉兴以及重庆,2008年浙江宁波、四川成都金堂县、陕西安康,2009年河南焦作、洛阳及广东从化、四川等地都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农地“三权分置”意见。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等改革目标。201312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国的政策演进几乎都是以国家的重要会议文件为主要标志,以重大会议的召开为时间节点。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坐标,随着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施政方针颁布实施,在农地流转问题上的改革思路也逐步明确,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出现了很大的松动迹象,如何向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方向改革的路径逐渐清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上的探索基本以每年至少一个大动作的节奏大刀阔斧地展开。

通过对上述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几条政策制度的发展脉络。一是对宅基地财产权利的重视。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起,中央在后续的2014年、2015年、2016年反复强调“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保障农民宅基地权益”,体现了国家对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视和关切,对宅基地财产价值日益凸显的积极回应。二是对自愿原则的强调。从“宅基地换资金”“宅基地换住房”“宅基地换社保”到对“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的强调,过去的政府主导型退出方式正在逐步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退出自主权得到提高(江晓华,2016),截至2016年底,14个试点地区共有21044户退出宅基地,退出面积12874.1亩(神州土地研究院,2017)。三是对宅基地保障属性的不放松。从2015年到2016年,国家连续两年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探索农民住房保障新机制”,表明中央并未忽视宅基地的保障属性,只是要通过新的机制来实现保障目的。四是有条不紊为进一步改革铺路。“有偿使用”的探索、“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对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推动等都可以理解为对开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积极准备。

同时,在宅基地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如何流转问题上,虽然仍然存在障碍,但国家改革路径的选择逐渐清晰。一是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相比,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为谨慎。相对于其他事项而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最为明显,但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却没有提出修改法律的要求,而是要求审慎稳妥试点,明显表现出政策的渐进主张和改革的观望态度(秦小红,2014)。二是改革仍然存在技术层面的障碍。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的限制,使得即便允许在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物权法》和《担保法》中有关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但对于抵押物处置的范围仍未作出任何说明。正因为如此,人民银行等部门才会在半年多以后出台了“变卖或拍卖抵押的农民住房,受让人范围原则上应限制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内”的规定。这也就导致了金融机构对抵押物变现价值的担忧,对参与办理农房抵押业务积极性的降低,并最终使试点的效果大打折扣。可见,在立法缺位的背景下,法律不承认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正当性,改革试点只不过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有益探索”(杜志勇,2017),从改革试点探索到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述政策演进反映了国家对宅基地保障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兼顾态度,即财产属性要实现,但保障属性也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有偿使用、加强管理都是对流转制度的完善或基础性工作的布局,核心还是如何流转的问题,其中包含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不同的改革任务,一是宅基地制度改革,二是住房财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房地难以分离,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以宅基地产权重构为基础(叶兴庆,2016)。通过上述这些努力和探索,改革的方向逐渐清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剑指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重构。2014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表述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首次在中央政策文件中被提出。但是,这些改革都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领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问题上,坚持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农户或集体成员的前提,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放开土地经营权流转,所得收益归农户或集体成员的“三权分置”思路(孙建伟,2017)。“三权分置”一经提出,就被解读为未来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大趋势和历史必然(叶兴庆,2014),这也为中国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经过前期的探索和经验积累,以及不同改革路径的对比选择,最终“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也被运用到了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上。201812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正式提出要探索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这标志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路径第一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提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是继承包地“三权分置”之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制定意见、起草条例的表述,都可以视作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已正式进入操作层面。

 

(二)“三权分置”的争议及辨析

在理论界,“三权分置”并不是由法学界提出的,经济学界更早提出了“三权分置”的路径。早在1985年,就有学者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雏形,认为土地转包导致“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在不同层次上的分离”(关春根,1985)。从此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成果论及农地“三权分置”,但数量不多。“三权分置”真正成为学术讨论热点,是2013年在得到中央层面的认可之后。“三权分置”作为一种政策一经提出,就面临很大争议和挑战。在学界,尤其是在法学界产生了较大质疑。有的质疑其不符合基本法理(申惠文,2015),有的认为“三权分置”是中央文件的政治用语(张庆华,2015),是一种政策设计而非法律用语(陈小君,2014),有的质疑“三权分置”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栗阳,2017)。还有的质疑声音似不在产权分解本身,而在于产权分解后新的权利的定性问题。“三权分置”的理论根据主要是经济学上的现代产权理论,与法学研究领域中的物权理论似有衔接上的困难。如法学中的物权只包含对于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等权利内容,而经济学中的产权却包含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等更为丰富的权利内容,其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也要相对更为复杂。物权不能涵盖的权利,如农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等,恰恰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范畴中举足轻重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言,要求“三权分置”都要统一到传统的西方物权范畴中解释,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董祚继,2018)。

“三权分置”是一种流转路径上的尝试,既然是政策层面的思路,在上升为法律之前就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和讨论必要。这就要求学界以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来分析“三权分置”路径下新分解出的宅基地资格权、新宅基地使用权,做出法学视角的重新解读。可以说,“三权分置”从政策文件中的一种改革路径上升为国家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中间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和回答。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是,“三权分置”与以往的改革思路有什么不同,它的解决路径是什么?在宅基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模式下,宅基地所有权层面的权利内容和结构是锁定的,是作为红线无法触碰的。因此,既有的改革路径均是从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扩大角度切入来寻找自由流转的可能。

第一,与法定租赁权路径的比较。法定租赁权的路径主张,农房的买受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对于房屋的宅基地并非取得作为物权的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而是取得作为债权的“宅基地租赁权”,基于该债权占有使用宅基地,达到“用益”目的。这一结果并非出于买卖双方的自由意思,而是基于法律规定当然发生的结果,因此称之为“法定租赁权”。租赁的标的物是“宅基地”,而非“宅基地使用权”。原房屋所有人(出卖人)的宅基地使用权继续存在,但不可以用来向房屋买受人主张。在立法政策上,可以让其权利人主张相应的收益,即房屋买受人定期支付的租金。该租金恰恰可以成为失房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韩世远,2005)。采用设置法定租赁权来解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观点在学界有较多的支持者,被评价为“立足国情”“构思新颖”(申建平,2011),具有重大意义(刘凯湘,2010),还有的学者专门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现代化构造对相关流转问题做了详细建议(王崇敏,2016)。这种流转路径也受到了一些司法实务部门的赞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组在《关于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建议稿)》中就提出,应做出“农民房屋转移给非集体成员,而宅基地未同时转让,则依法形成法定租赁关系。买受人是本集体成员的,宅基地可以同房屋一同转让,买受人成为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规定(张坚,2017)。

笔者尝试对法定租赁权的法律逻辑做出如下分析:一是法定租赁权不能称之为一种权利分解的解决路径。法定租赁权不是从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使用的权利内容,也不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权利内容中使用权利的让渡,而是对宅基地的租赁,换言之租赁的标的物是“宅基地”(韩世远,2005)。法定租赁权路径在宅基地使用权之外新设了一种权利,而非对固有权利的分解,宅基地使用权本身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二是法定租赁权路径对流转受让方的保护存在不足。法定租赁权路径的法理依据是土地及房屋分别为独立的交易标的物,即“房地分离”原则。而无论是中国城镇土地关于“房地一体”原则的立法选择,还是实务界对“房地一体”原则的认可,都与“房地分离”原则相悖。因此,法定租赁权路径以法定的方式允许房屋受让人继续使用土地,但应支付相应代价,通过租赁这一债权方式赋予买房人继续使用土地的权利,实现农房买卖。选择租赁这一流转方式是对“房地一体”原则下无法实现农房买卖的规避。但众所周知,债权性质的租赁权与物权性质的权利在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这种租赁权是法定的,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债权。建立在债权基础上的对房屋不动产所有权这一物权的保护,仍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和交易安全隐患。三是法定租赁权路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法定租赁权的构造是以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自由流转为前提的,目的是在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自由流转的情况下,解决农房的转让。既然是着眼于农房的转让,那么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本质上,法定租赁权是一种渐进路径,其实质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自由流转的妥协。从短期看,流转的问题在不改变宅基地使用权公益和私益双重属性的前提下解决了。但从长远看,法定租赁权一旦通过制度构建建立运行起来后,对农村土地建立权属清晰的登记制度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租赁关系在流转公示方面存在的天然不足是难以克服的。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中的福利保障等公益属性本质上没有被分解,对于构建城乡统一、同地同权的土地市场等改革目标的实现仍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因此,这种渐进的方式所产生的改革成本是高昂的,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与地上权路径的比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地上权路径并不是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本身是地上权。在学界,早有学者提出宅基地使用权是地上权的观点(江平,1999),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讨论。在这里,地上权是作为一种解决路径而存在的,其与“三权分置”相比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减少制度跨越的风险(温世扬、韩富营,2019)。地上权解决路径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与地上权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对所有权具有限制作用,且同样具有取得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效力。当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时,宅基地使用权本身不随之转让,仅需转移地上权。地上权解决路径将宅基地使用权理解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替代物,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地上权为设立于宅基地使用权上的限制物权,宅基地使用权人因而有权要求房屋所有权取得人支付地租。地上权期限届满时,宅基地使用权人在补偿地上建筑物价值的条件下收回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王卫国、朱庆育,2014)。地上权路径的基础是把宅基地使用权理解为一种准所有权,并进而认为地上权为宅基地使用权上的限制物权。但是,由于无法将宅基地使用权视为所有权,因此地上权的解释路径无法应用于实践,也无法与现有法律体系相衔接。地上权的解决路径已经有了权利分解的影子,但还不能视为是一种纯粹的权利分解思路。同时,地上权让渡后,宅基地使用权留下的权利内容是一种怎样的权利,仍是宅基地使用权还是一种新的权利,地上权路径似未能完全解决。

综上,既有解决路径无论是法定租赁权还是地上权路径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两种解决路径面对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权能的缺失问题都采取了妥协态度,无论是理解为渐进亦或是过渡的改革方案,均未触及权能缺失这一问题的本质,宅基地使用权仍然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用益物权,未能彻底解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所带来的交易风险等后续问题。另一方面,两种路径都无法兼顾宅基地使用权自身所存在的公益与私益双重属性,未能从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构造上作出改变,从根本上调和公益属性与私益属性之间的矛盾,化解限制流转的症结。

 

(三)“三权分置”的思路:权利分解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并不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而是一个“路径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逐渐开放流转”(于霄,2013),也许换一种解决思路,答案会有很大不同。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产权的界定将影响资源的配置,并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不合适的产权制度设计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或阻碍社会总产值的最大化。就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言,有效率的产权界定并不是仅指权利的归属,还包括权利束中权利结构的安排等重要内容。对于土地这一带有资源属性的产权而言,其必须不断通过交易来实现资源配置的调整,并达到或无限接近于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但在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结构中却欠缺了转让这一项重要的权利内容,这才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问题所在。“关系产权的身份性突破是农地使用权有序流转的关键”(陆剑,2014),对宅基地权利结构重新做出调整和安排,剥离其身份性权利内容,赋予其流转的权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如上文所述,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障碍在于其自身存在着两种难以调和的公益和私益属性,那么能否放弃对流转非此即彼的争论?答案是肯定的,解决的路径就是对宅基地的权利内容进行重新的分解。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解决路径是将宅基地的权利结构由“集体享有宅基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两权分离”结构转变为“集体享有宅基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宅基地资格权—农户或者流转受让主体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三权分置”全新结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分解加以认识。

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三权分置”是产权可分割性的体现。产权的可分割性意味着其能被“拆解”,实现所有权权能与各种具体用途上的权利相分离(柯武刚、史漫飞,2003)。产权只有在能被分割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规模集中的有效利用。因此,产权如果要实现利用效能的最大化,则产权权利束构成中的各项权利,就必须具备被单独或组合地拆解出去的权能。回归到法学视野分析,一项财产的所有权权利内容由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四部分组成。如果按照产权可分割性的逻辑,所有权的各项权利内容就应该具备与名义上的所有权主体进行分离的权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产的效用。“三权分置”一改禁止或开放的二元选择,着眼产权再造这一基础性课题,从权利解构的角度对宅基地权利重新进行分解,将双重功能和权利内容通过资格权和使用权实现了剥离和独立,其实质上就是对产权结构的调整。与民法物权理论重在通过在所有权之外建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他物权以加强财产利用相比,现代产权理论重在通过产权安排,既解决土地资源利用问题,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又解决土地利用负外部性问题,确保农地可持续利用和农村社会稳定,无疑更加彻底、更加全面(董祚继,2018)。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质就是一种对宅基地地上权利的分割,体现了宅基地制度从“所有主义”到“利用主义”的重要转变,是产权可分割性的充分例证和重要实践。“三权分置”能够兼顾福利保障属性和财产属性、既保留身份属性又实现流转,可能法学色彩不强,但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三权分置”既是基于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特定情况进行的理论创新,更是回应广大农民实践探索的结果,可以借鉴但不能囿于西方物权理论(董祚继,2018)。“三权分置”寻求从宅基地权利内容的分解入手,对宅基地权利构造中公益属性与私益属性这对矛盾分而治之,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摆脱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有利于重塑城乡土地权利关系。

第二,从政策生成动因认识,“三权分置”是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三权分置”的权利构造离不开对问题导向和政策话语的准确把握。在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户使用的“两权分离”模式下,宅基地使用权一方面承担着土地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财产属性。两者的内在冲突导致宅基地使用权难以市场化流转,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种失衡,表现为宅基地保障功能的延续与财产价值的实现之间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本质上是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三权分置”政策生成的动因正是致力于对公平和效率这对矛盾的调和。一方面,宅基地资格权及其背后的福利性内容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利于维护整个农民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分解出的新宅基地使用权又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这是对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提出的“加强对农民财产权的保护”这一目标的重要践行(董新辉,2018)。

第三,从土地权利的发展历史分析,权利分解理论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英美法系的保有制(20)对认识和理解“三权分置”具有启发意义。如何认识和理解同一土地上不同权益之间的关系,是两大法系都在致力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就大陆法系而言,从罗马法时期就采用了权能分析的方法,以自物权(所有权)—他物权的关系模式认识和规范同一土地上不同权益之间的关系。但在英美法系则没有这一模式,而是选择将土地上的各种权益一并纳入土地保有制的模式下(咸鸿昌,2009),保有权理论为认识“三权分置”带来很多启发。在英国,土地保有权不仅可以无限制分割,而且分割后产生的土地权益能够并存。不但可以在水平维度上对土地权益做长宽划界的分割,在垂直维度上对地下矿藏、地上空间进行分割,在时间维度上对不同主体设置先后相继的权益,而且可以在权利内容上进行分割,如将土地的收益权从保有权中分离出来等等(咸鸿昌,2009)。中国历史上权利分解也有先例可循。在清代,长三角地区土地所有权逐渐演变成了两层权利,即为满足城市富人投资土地和贫困农民卖出土地的需要而买卖的、受国家法律认可的田底权,以及实际使用土地、不受国家法律认可的田面权。至20世纪40年代,长三角地区的华阳桥等地的田底权买卖已经非常频繁,形成了一个计划式自由竞争的田底权市场,而田面权则显得相对较为稳定(黄宗智,2014)。虽然可以将田面权与田底权理解为一种社会自发形成的惯例,但权利分解的事实状态却在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中有了事实上的雏形。

第四,从制度变迁的线索分析,“三权分置”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宅基地制度的发展脉络。2018年中央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方案,将代表私权属性的资产价值、财产属性分离出来,进一步表现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定位从公权范畴向公私交织范畴的过渡。鉴于历史上土地制度对中国农村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经济社会转型,新型城镇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应以维护公益为基点,以保护私益为制度变革完善的驱动力,以公益与私益的平衡作为改革的制度逻辑。中央政府从经济学的视角借鉴权利解构的解决路径,通过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来调整和规制制度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引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符合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方向。一方面,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权利内容分解成资格权和新使用权,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强化,这种强化一方面体现为对财产属性的凸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保障属性的坚持,是“1 1>2”的道理。另一方面,“三权分置”改革力图通过在土地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加入更多的私法元素,实现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实现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对现实中宅基地使用权私权属性乏力的回应,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民事权利属性的回归和财产属性的凸显。同时,“三权分置”改革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干预,通过赋予农民最大化的选择权,把是否流转以及何时流转的选择权留给农民自己,进一步减小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四、结语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问题是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里“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宅基地使用权自身所包含的公益与私益的双重属性,使得其流转问题充满了鲜明的对立和尖锐的矛盾。围绕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自由流转,赞成与否定双方都“坚定地各执一词”,赞成的一方不断强调宅基地的资产价值,否定的一方不断重申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双方都在不断证明自己,否定对方,难以达成共识。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一直在等(21),这个等的背后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是改革条件的不成熟,甚至有国家的路径依赖所带来的一丝惰性,但说到底,还是没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最好的方案就是对不同利益、不同价值、不同权能、不同理念的兼顾,实现求同存异下的统一。不论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学术界,改革的探索一直不曾停步,正是在不断的制度试验和学理争鸣中,“三权分置”的改革路径逐渐清晰起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方案从经济学产权解构的理论借鉴而来,兼顾了财产属性和保障属性,对“放开”“限制”两方面的需求都有所考虑,既回应了对“风险”的担忧,在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条件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入市流转,又关切了对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和实现,赋予流转农户具有保障属性的宅基地资格权,似是妥协的方案,实则是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一子落而满盘活”。总体上看,“三权分置”的流转路径解开了宅基地“稳”与“活”的死结,打破了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困局,有利于凝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共识,是在宅基地制度改革关键节点的重大创新。

但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天下也许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规范制度设计或一蹴而就的问题解决方案,所有的制度的完善或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理论探讨中逐渐改进,并无限接近于完美的渐进过程。宅基地“三权分置”作为一种改革路径是全新的——新分解的宅基地资格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宅基地使用权,权利的架构,新分解权利的性质、甚至是称谓,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充满了大块的空白,很多现实问题还亟待政策实践中去检验,再由理论论证,最后上升为立法。“罗马城”的建设,非一日之功,可以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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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新辉0Tue, 08 Oct 2019 03:10:00 GMTTue, 08 Oct 2019 11:08:00 GMT
<![CDATA[国庆假期 6785 万余人次游四川]]>http://www.rmruk.com/101003/54698.aspx本报讯 10月7日晚,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19年国庆假期,全省共接待游客6785.8万人次,同比增长9.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0.42亿元,同比增长10%。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省各地开展国庆庆祝活动、文旅特色活动、文旅惠民活动、文旅主题优惠活动等千余场,丰富多彩的文旅融合新业态带旺假日消费市场。据国庆旅游接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省外游客占比23.19%,较去年增长0.7个百分点;自驾车出游比重达74.81%,与上年同期相比提升7.81个百分点;游客平均停留达2.25天/人次,同比上升0.12天;省外在川过夜游客人均消费356.24元/天,同比消费上升43.7元。
在全省纳入统计的74个4A级以上景区中,传统自然观光型景区游客人次及收入呈下降趋势,开放式文博类景区、度假旅游区游客人次明显增加,并带动收入增加。其中,文化旅游重点工程成效凸显。从各地景区看,接待游客人次增幅前五位的是:雅安市蒙顶山旅游区、螺髻山旅游景区、甘孜州康定情歌(木格措)风景区、黄龙风景名胜区、广元皇泽寺。门票收入前五位是:广元市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区、峨眉山风景名胜区、都江堰旅游景区、乐山大佛景区、南充市阆中古城旅游区。
全省各地独具特色的夜游项目吸引了广大游客。“夜游成都”相关旅游产品热度较往年增长6成;广安华蓥山景区推出森林夜游活动,宝箴塞推出电视剧《大英雄》场景还原体验活动;西昌市推出“夜游邛海”项目,大型彝文化风情实景火秀《阿惹妞》火爆上演;攀枝花米易梯田景区举办“品傈僳风情,迎盛世华章”文艺演出及舞台剧表演;乐山市《只有峨眉山》等文化体验项目深受游客青睐。
红色旅游成为主流。许多家庭纷纷前往邓小平故里、朱德故居、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泸定桥革命文物纪念馆、川陕苏区红军烈士陵园、梓潼“两弹城”、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等红色景区缅怀革命先辈、回顾祖国建设历程、了解科技发展成就。攀枝花市仁和区26度农场大片波斯菊中的五星红旗和“我爱您中国”巨幅标语成为“网红”拍摄地。仪陇县朱德故居景区每天游客数量在3.5万到4.5万人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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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艺茂0Tue, 08 Oct 2019 02:11:00 GMTTue, 08 Oct 2019 10:23:00 GMT
<![CDATA[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走访慰问老专家老党员]]>http://www.rmruk.com/903017/54690.aspx9月30日上午,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走访慰问活动,慰问我院劳动模范、老党员,褒扬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表达院党委的关心爱护,并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1

在四川省劳动模范查有梁同志家,李后强感谢他为我院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福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希望他永葆学术初心,悉心指导后辈,为社科院的事业增光添彩。查有梁同志感谢院党委及李书记的关心,并赠送专著《力学与航天》。 

5

在老党员王元治同志家中,李后强与他亲切交谈,询问身体、生活情况。他指出,老党员是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的事业离不开他们当年的艰苦创业和辛勤付出。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百岁健康老人计划”“余热工程”“贴心工程”,深入细致服务好,一如既往地关心好、照顾好大家的日常生活。

党政办、机关党委、离退休人员工作处等部门负责人陪同慰问。

(机关党委柏志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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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志坚0Mon, 30 Sep 2019 14:14:00 GMTMon, 30 Sep 2019 22:12:00 GMT
<![CDATA[以严厉追责挤干统计数据“水分”]]>http://www.rmruk.com/109011/54737.aspx10月8日,国家统计局在官网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强调了对统计弄虚作假行为的责任追究,明确统计工作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对统计弄虚作假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统计是国家科学决策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以及经济社会管理活动的科学性,因此统计数据丝毫不容造假。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重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有的甚至以各种形式和手段进行统计造假,不仅会误导中央和地方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宏观决策,还会演化成破坏党风政风、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腐败推手。统计造假危害巨大,对统计造假必须零容忍。

造假者敢于明目张胆地给统计数据“注水”,以漂亮的数据装点政绩,虽然直接缘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人员的政绩观扭曲,同时也缘于对领导人员追责不力。我国《统计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统计数据造假行为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法律对统计数据造假行为的惩处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对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外,鲜有对躲在幕后充当操盘手的领导人员予以同步追责。即使相关部门对领导人员启动了问责程序,也大多止于行政问责的层面,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少之又少。

如果只对涉及统计造假的直接责任人追责,而对幕后起决策作用的领导人员不闻不问,这种追责方式不仅难以从源头上对统计数据造假行为产生应有的震慑,也会导致法律威慑效果不彰的“破窗效应”,让部分热衷“数字政绩”、追求“数字出官”的领导人员滋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在此语境下,新的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强调要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依法追责,可谓抓住了根治统计数据造假顽疾的“牛鼻子”,值得积极期待。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领导人员严肃追责,是维护党纪国法权威、实现社会治理最优化的基本前提。对于统计数据造假顽疾而言,唯有依法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才能给那些热衷玩数字政绩游戏的领导人员套牢“紧箍咒”,让其仕途命运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休戚相关,从而倒逼其端正工作态度,严格遵守统计法律法规,挤干统计数据的“水分”。

此次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针对统计数据造假顽疾久治不愈的现状,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完整为出发点和着力点,突出强调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依法追责,其用意正在于此。修正案获得通过后,必能对热衷数字政绩游戏的领导人员起到威慑警示和政绩导向的积极作用,促使其在严肃刚性的法律责任面前循规蹈矩。

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作为此次统计修法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通过依法治理,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种统计造假行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统计法修订也是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让统计更好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严厉追责挤统计数据“水分”的要求,坚决封堵统计数据造假的空间,确保统计数据成为衡量和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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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0Wed, 09 Oct 2019 02:54:00 GMTWed, 09 Oct 2019 10:53:00 GMT
<![CDATA[抛弃库尔德盟友 特朗普得失几何]]>http://www.rmruk.com/109006/54729.aspx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土耳其军队当晚在叙东北部边境发起军事行动,目标是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阵地。美国白宫此前一天发表声明宣布,对土方军事行动“不支持、不参与”,并且美军将从相关区域撤出。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实际上已经抛弃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盟友叙库尔德武装,这标志着美政策的重大转向。此举或有利于美国减轻驻军负担和缓和对土关系,但可能对地区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特朗普欲“甩包袱”

白宫6日的声明说,“伊斯兰国”已被消灭,美军将从相关区域撤出,区域内过去两年被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将由土耳其负责处理。美政府匿名高级官员在7日的吹风会上表示,约50名至100名美军会撤离叙北部,但他们不会撤出叙利亚。

长期以来,美土在如何看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分歧巨大,美国视其为反恐作战合作伙伴,土耳其则视其为恐怖组织。有美国媒体直言,此次美军撤离相当于给土耳其攻入叙利亚打击库尔德武装“开绿灯”。

想“甩包袱”被认为是美国改变立场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哈切特佩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谢布内姆·乌杜姆说,美方此举源于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已耗费了大量资源,而特朗普倾向于节约资源。土耳其《每日新闻》政治评论员塞尔坎·德米尔塔什认为,特朗普正“焦头烂额”地忙于新一轮竞选活动,急于从叙利亚泥潭中脱身,同时还希望甩掉成千上万名“伊斯兰国”俘虏这一“烫手山芋”和“包袱”。

此外,特朗普对叙利亚的认识及美国与伊朗关系也被认为是美国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美《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说,特朗普并不认为叙利亚对美国有任何战略价值,也不希望在美国对伊朗遏制战略进入关键阶段之时完全疏远土耳其。

美土关系或缓和

土耳其是中东大国和北约成员国,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然而近年来,美土发生一系列问题,包括被土方指责策划了2016年未遂政变的土宗教人士居伦的引渡问题、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库尔德问题也是双方主要分歧之一。两国今年8月同意在叙东北部设立“安全区”,但迄今未就细节达成一致。

土耳其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奥伊通·奥尔汉说,在此前土美关于建立叙“安全区”的谈判过程中,土方一直指责美方态度“不够积极”,导致计划进展缓慢。白宫此次的举动有利于缓和土美关系。

此外,土耳其总统府6日发表声明称,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在叙建立“安全区”交换了意见,还同意于11月在华盛顿会面。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将访美,显示两国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此次在库尔德问题上“示弱”对改善土美关系的作用有限。美国国务院前中东事务高级官员韦恩·怀特对记者表示,目前美土共同利益减少的趋势未变,而土俄关系日益亲密,这些都令美土关系未来前景难料。

地区局势添不安

尽管从叙北部撤军或许有助于美国“甩包袱”和拉拢土耳其,但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这一背叛盟友的行为不仅有损美国公信力,还可能对中东地区反恐斗争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杜博维茨认为,美军离开会造成叙部分区域力量真空,可能令“伊斯兰国”有机可乘、卷土重来。美国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批评说,美国此举给地区内的极端势力打了一针兴奋剂,令美国未来招募反恐力量时难上加难。

同时,土耳其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叙北部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7日已表示将不惜代价坚决保卫叙北部安全。奥尔汉认为,叙库尔德武装可能释放甚至武装“伊斯兰国”俘虏,利用他们来对抗土军,而美方此前一直向叙库尔德武装提供的武器装备也可能给土军带来麻烦。

此外,土耳其出兵叙北部未经叙政府同意,叙国家电视台已将土军7日的军事行动称为“土耳其的侵略”。未来叙政府将如何应对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

美国国内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也多有批评。格雷厄姆称,他已决定与一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制裁“入侵”叙利亚并打击库尔德武装的土耳其。

特朗普面对国内反对声浪不得不“打圆场”。他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土耳其做了任何“出格”之事,美国将“彻底毁掉土耳其的经济”。(参与记者:施洋、郑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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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刘品然 施洋等0Wed, 09 Oct 2019 02:26: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5:00 GMT
<![CDATA[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http://www.rmruk.com/101003/54721.aspx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会议通过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围绕市场主体需求,聚焦转变政府职能,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一是更大力度放权。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证照分离”,压减企业开办和注销手续,各地要向社会公开企业开办涉及的证照、办税、银行开户、接入电力等的办理时限,超过时限的,办理单位要公开说明理由。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和审批,对确需保留的许可、证明等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严控新设行政许可,凡要新设的,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审查论证和批准。二是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都要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行“互联网+监管”。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三是加强市场主体保护。

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和企业经营者人身财产安全,严禁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对市场主体和经营者个人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和维权援助等机制。四是突出政务公开透明。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水电气热等公用企事业单位应公开服务标准、资费标准等信息。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应按规定听取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若无法律法规等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五是严格责任追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相关违法违规和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公用企事业单位乱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评比认证和强制市场主体接受中介服务等,要依法追责。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草案围绕完善档案管理相关制度,规定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管理责任,增加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定,明确了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并扩大档案开放利用,缩短档案封闭期。会议决定,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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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09 Oct 2019 01:58:00 GMTWed, 09 Oct 2019 09:57:00 GMT
<![CDATA[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http://www.rmruk.com/109010/54713.aspx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以下简称《备案审查规定》),以及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规责任制规定》)。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修订这3部党内法规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党内法规制定步伐明显加快,先后制定和修订了18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立起来了,总体上实现了有规可依。备案审查工作全面开展,中央、省、市、县4级党委逐级开展备案审查,实现了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组(党委)制定的法规文件全覆盖,备案审查的政治功效和监督作用日益凸显。党内法规执行力明显提升,形成了以上率下抓制度执行的强大声势,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大大增强,制度执行不力的状况正在扭转。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依规治党、抓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指示,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确保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扭住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这个关键,该补的基础主干法规要补上;要把制度规范体系凸显出来,抓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把执行体系凸显出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把执规责任扛起来,不能只重制定不重执行;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执行力度,党中央对2012年印发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予以修订,同时制定《执规责任制规定》。这3部党内法规出台后,连同近年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解释工作规定》等法规文件,就对党内法规工作进行了全链条的制度规范,必将有力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问:这3部党内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遵循了哪些原则?

答:制定修订工作中,我们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把牢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修正案的新规定,将其准确体现到3部党内法规中,转化为相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坚持立足实践。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宝贵经验,把党内法规工作中的规律性认识和行之有效做法提炼为制度规定,并着眼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制度安排,强化制度保障。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统筹考虑、综合施策,从制度层面提出补短板、强弱项的针对性举措,着力破解影响和制约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四是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搞好整体谋划,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链条环环紧扣、无缝衔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问:这次《条例》修订有什么特点?重点修订了哪些内容?

答: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法规,《条例》自2012年5月印发实施以来,对于提高党内法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修订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强化功能作用,主要充实了一些实体性、保障性规定,同时完善程序性要求,使《条例》更加契合作为党内“立法法”的定位。二是坚持积极稳妥,内容可改可不改的不作修改,修改的内容做到必要、稳慎、准确。三是体现适度前瞻,从全局和长远考虑作出相关制度设计,增强预见性、适应性,更好发挥《条例》对于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这次修订基本维持《条例》原框架,由7章36条调整为7章43条,重点从4个方面作了完善。一是充实总体要求。新增了指导思想条文,强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要坚决贯彻“两个维护”的要求。完善了党内法规的定义,更加全面准确地阐明了党内法规的属性、特征和功能。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事项,对“适合由”、“只能由”党内法规作出规定的事项分别作出界定。丰富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原则,将《条例》实施以来一些重要经验和认识成果提炼为制度规定。二是明确制定权限。在原《条例》基础上,对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省级党委等制定主体各自的制定权限作了进一步明确,同时规定,经党中央批准,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委可以就特定事项制定党内法规。回应实践要求和各方面关切,对授权制定、联合制定、制定配套规定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补齐制度短板。三是完善制定程序。重点围绕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完善党内法规审议把关机制、提高党内法规透明度和知晓率等,对前置审核、审议、发布、试行等方面的规定作了完善。四是健全保障机制。完善了党内法规的效力位阶、冲突处理、解释、修改等规定,对抓好党内法规实施、清理以及编纂汇编等作出规定,强化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保障措施,也为制定相关配套法规留下接口、提供依据。

问:这次修订《备案审查规定》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在“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2012年6月出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于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修订,一是凸显全面规范,对这些年备案审查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就备案审查的基本原则、职责任务、工作要求等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二是注重守正创新,从现实需求出发,聚焦薄弱环节,对备案审查的主体、标准、处理方式等进行积极探索,既在制度设计上一体安排,又在具体规定上留有空间。三是增强可操作性,在调整优化备案审查有关标准和要求时,更加注重可操作性,尽量细化量化具体化,进一步提高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修订后,《备案审查规定》由18条调整为7章28条,进一步贯彻和体现了“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一是强化报备主体的意识和责任。报备主体横向上涵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委(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党组(党委),纵向上延伸至省、市、县3级地方党委。此外,对党的基层组织、中央有关部委系统内报备作了相应规定。二是完善备案审查的标准和程序。突出审查重点,将政治标准作为备案审查的首要标准,充分彰显备案审查在推动落实“两个维护”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全方位审查,细化合法合规性、合理性、规范性等审查标准,为全面审查、综合把关提供标尺。三是优化审查处理的方式和手段。根据报备的法规文件有没有问题以及问题的轻重,分别采用直接通过、提出建议、告知、书面提醒、要求纠正等处理方式,既坚持有错必纠,又做到纠错恰当。

问:请结合《执规责任制规定》,谈谈为什么要实行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如何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

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后,要更加重视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把制度的刚性立起来。现在,党内法规执行还存在“上热中温下冷”,先紧后松、上紧下松、外紧内松等现象,机械执行、选择执行、繁琐执行、变通执行问题都不少。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党规意识淡薄,执规能力不强,对出台的党内法规不学不懂不了解,没有真正把制度要求落实到位。制定《执规责任制规定》,就是从根本上破解党内法规“执行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执规责任制规定》共19条,逐一明确规定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等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执规责任,围绕部署推动执规工作、执规能力建设、实施评估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并对监督考核、责任追究等提出要求。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一要强化执规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执规是本职、执规不力是失职的理念,切实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二要压实执规责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纪检机关严格监督的体制机制,明责知责、履责尽责、考责问责。三要提高执规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尊崇的态度、敬畏的精神守规用规护规。四要坚持执规必严,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党内法规的各种行为,防止形成“破窗效应”。

问:请谈谈如何抓好这3部党内法规的贯彻落实?

答:这3部党内法规是我们党立规、执规的“规矩”,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要求,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健全备案审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执规责任制,确保依规治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把学习贯彻3部党内法规与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搞好宣传解读,组织好专题培训,使相关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要加强督促检查,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对违反规定、失职失责的行为严肃批评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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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Mon, 16 Sep 2019 00:00:00 GMTTue, 08 Oct 2019 15:41:00 GMT
<![CDATA[对“百年之大变局”的分析与思考]]>http://www.rmruk.com/109002/54705.aspx中国领导人20171228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2018623,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2019年的元旦献词中,他又强调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领导人为何一再提“百年大变局”这个议题?对于“百年大变局”的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如何把“百年大变局”放在世界与中国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视野下进行认识?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研究。

“百年之大变局”是一个大命题,它涉及的问题很宏大。分析百年大变局,既需要置于一个长时间跨度,又需要聚焦重要影响的大变化。本文以新千年为基点,梳理上个百年,审视这个百年,即从1900年至2000年的20世纪,2000年到2100年的21世纪。在分析方法上,一方面对世界与中国之变分而观之,另一方面,把世界与中国之变紧密相连,以研究其同步与交织的特征。如今,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互动性前所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百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良性互动。

 

1世界百年之大变局

 

按照本文的设定,让我们先从两个百年的世界之变进行分析,通过聚焦大事件、大趋势,总结出大变局的特点、规律和深层含义。

 

()20世纪的世界大变局回顾

20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大变局都是惊心动魄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近代以来,欧洲依托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之变的中心,也是新世界变局的推动力量,制定了对欧洲和世界发展起重要导向作用的规则和秩序3。但是,由于欧洲力量格局的变化,基于“国家本位”的新秩序并没有阻止欧洲再次发生战争。20世纪之初,欧洲列强激烈争夺,结成相互对立的集团,一场大战终于在1914年爆发,许多国家很快卷入战争,成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30多个国家卷入,人力损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损失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大国力量格局的结构,但战后建立的“国联”并没有在阻止新的战争发生方面起到作用,由于势力范围和利益的重新瓜分,反而为未来发生新的对抗播下了种子4193991,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次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遍及世界各大洲,其规模和损失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结束。

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力量格局变化是,一再挑起战争的崛起大国德国被彻底打败,借势强大起来的美国逐步确立了世界领先地位,基本完成了大国力量格局的转换。不过,这种沿袭大国争夺与战争的传统转换方式,让世界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5

二战后,世界开启了新秩序构建的进程。重要的是,这次构建不同以往,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194211,还在战争未结束的时候,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这奠定了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基础。19447,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相继成立。在联合国框架下还先后成立了16个专门机构,涵盖经济、社会、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领域。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终结了西方列强建立的殖民制度,各国获得了独立,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鉴于所有国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也加入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其他国际组织。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国际制度,让世界进入了一个“有管理的新时代”6

不过,二战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形成了冷战,让刚刚从世界大战废墟中走出来的世界又陷入分裂与核恐怖的阴影之下7。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结束。冷战以“非战争”的方式结束,这使世界获得了“和平红利”。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开始自我膨胀,极力凭借霸权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构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其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崛起,让世界陷入新的威胁之中。不过,过度膨胀的霸权野心也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长此以往,必然会力不从心,让美国从顶峰上跌落下来。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20世纪的另一个导致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事件。这场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并且以苏联为首结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东方集团”。在一个时期内,“东方集团”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并且以替代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新制度。鉴于此,在二战结束后,苏美反法西斯同盟分裂,陷入两大集团的对抗8。冷战是两个制度的对抗,尽管冷战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结束,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消亡,历史并没有终结,特别是中国继续沿着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影响力不断提升9

20世纪具有大格局转变意义的大事还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相互支持,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建造的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制度10。独立后的民族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作为世界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本国的发展。为了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和冷战分裂世界的格局,获得独立的国家做出多种努力,组成“非对抗性”集团,推动南北、南南合作。正是有了国家独立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有了如今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11

当然,20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中,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必须提及。那场危机是在世界经济(主要是欧美经济)发展的高歌声中发生的。未曾预料,其严重程度前所未有,从美国到欧洲,整个工业化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萧条,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就像一场大的浩劫,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胡佛总统签署法案,2000种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其他国家也仿效,打起了“关税战”,让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尽管危机到1933年基本结束,但是,此后几年,世界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中。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英国都先后宣布终止一战以后建立的金本位制。同时,危机也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从此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进程。二战后,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多边体系的建立显然有着防止那样的大危机再发生的背景,也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货币混乱的纠正。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改革和新体系建立,促进了二战后以市场开放、货币金融秩序稳定为主线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发达国家成为引领经济、科技发展的主动力,同时,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政策,加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有的按人均收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不过,二战后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传统发展方式之上的,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更多的物品,为此,生产规模越大,则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越大,其结果,大规模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过量增加,导致资源枯竭;在对资源的加工利用中,排放废气、废水、废渣,导致环境污染,作为综合反映,导致气候极端变化。其二,后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采取跟进战略,实行“赶超模式”,由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现有体系,使得传统工业化范式过度膨胀,虽然实现了快速的赶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突出,迫使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

总的来看,20世纪是世界发展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年代。就百年变局而言,突出特征是,由动荡到治理。二战以后,尽管有着冷战的对抗,但以全球治理为目标设计的一系列国际机构与体系建立起来。不过,由于大国利益与战略上的分歧,基于大国合作的国际治理往往失能。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大多数国际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往往以国内法抵制国际规则,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导致所谓的“治理失信”。

回顾20世纪变局的历史,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应记取的教训是:其一,大国争权、争霸必然导致大的冲突和战争;其二,霸权国家推行霸权单边主义,这必然导致对抗,特别是敌对性结盟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其三,世界需要走出“大国治理”的定式,构建广泛参与、以规则为基础、以包容为框架的新体系;其四,安全与合作、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永久性主题。

 

()21世纪的世界大势

回顾以往的百年之变比较容易,因为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而预测百年之变很难,因为未来具有很大的“不可知性”。面对大变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会如何?乐观者认为,这个世纪会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而悲观者则断定,世界可能会重新进入类似19世纪的大国纷争与战乱;怀疑论者则提出,未来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12

虽然进入21世纪才不到20,但世界大变局的一些大趋势已经很明显,它们大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开始显现,并会继续发展,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1.力量对比之变

新世纪伊始,2001911,美国突遭恐怖袭击,一架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顷刻间,大楼倾塌,大批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恐怖袭击。“9·11”恐袭促使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反恐运动,107,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动员北约及其盟友参与阿富汗战争,直到2014年年底,美国才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不过,至今美军仍留在阿富汗。尽管美国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但是,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在一些地区猖獗,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

恐怖主义势力崛起是21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起因复杂。从直接原因看,与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膨胀,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式秩序”不无关系。伊拉克战争激化了中东的宗教矛盾,助长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专家认为,纽约恐袭是极端势力对美国强制推行“美国式秩序”的一种反抗,也是一种“警告”,更是一种转变13

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危机起于美国,很快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迄今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时期。这次危机被认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此言并不为过。从直接原因看,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本身出了问题,在自由放任政策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金融衍生产品过度膨胀,导致金融市场发生信贷危机14。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则是经济结构大失衡的结果15。鉴于此,后危机的调整与恢复才变得如此困难。后危机时期的矛盾增多,标志着全球化和以此为依托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最令世人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执政后实行“美国优先”战略,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贸易、科技、人才、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施压,打出“美国不能输”的口号,这使得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遽然提升。美国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科技、军力快速提升,力量对比发生大的变化。其实,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常态,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久性高居第一。世界大变局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在国家力量对比之间,特别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鉴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力量要素的变化,且大国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演进中起着重大作用,此类变化往往引起系列反应16。当然,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仅仅是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感知17。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便是出于这种对中国力量不同的组成与性质的拒绝,因为中国的政治治理、价值观等与美国不同。

我们可以把力量对比之变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观察。按照综合的预测,21世纪前五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的转变。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和分析力量对比的大变化。

其一,自西方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的力量重心向西方转移,从欧洲到美国,组成发达国家集团18。世界由此分为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然而,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根据预测,GDP计算,2030,在经济总量最大的10个国家中,4个是发展中国家,3个国家中(中、美、印),2个是发展中国家。到2050,经济总量最大的前10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3个国家仍然是中、美、印三国19。重要的是,未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这是世界发展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变。

经济力量对比的大格局变化,从各个角度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发展方式、制度建构,乃至思想文化都起着导向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群体崛起,其所新体现与力争的不同利益、权益、治理、价值、文化等都需要以适宜的方式体现出来20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有些会跃升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差别也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与传统的西方群体有着很大的不同。鉴于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共处的国际体系,因此,后起者并不要求推翻以往的体系、制度而“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其调整、改革,以适应变化的格局。显然,既有体系的不断调整改革应该是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进程,新体系与规则构建必须能更好地体现后起者的利益诉求与他们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从这个视角观察,不仅维护现有体系有着相当的共识基础,推动其调整改革也应该有相当的共识基础。如果从理性的认识出发,力量对比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体系、秩序调整与变化,应该是一个开放与共商的过程,是非对抗性的。如果是这样,世界就会走出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走向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不过,国际关系的非理性特征与任性往往非常突出21。因此,体系与秩序的调整、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原有体系与秩序的主导者,肯定会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这种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二,就大国力量对比而言,上个百年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力量不断提升,由超越英国,打败德国、日本到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上半期,最有可能的变化是中国的综合力量超越美国,排在前三群组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美国、印度,老牌的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5位。从大国结构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国家中,有两个是非西方大国,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力量格局转变。

从以往的历史看,力量转换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2220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国挑战既有秩序,结果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主要是美苏争霸,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在21世纪,会发生中国与美国对抗吗?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的情况下,中国会全面挑战既有秩序,替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吗?这当然是世人极为关注的大局。中国一再宣称,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不称霸,做新型大国,但美国并不会轻易相信。因此,构建新型关系,需要双方对接与契合。其实,在中国有了明确定位的情况下,关键是美国如何处理。目前,特朗普政府决策者采取了对中国“极限施压”政策,力图阻止中国国力继续上升,这样,矛盾会激化,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大23

力量转换导致现行的霸权衰落,这是个规律。人们对霸权秩序不满意,对大国加剧竞争深表担心,特别是对“世界无序”充满疑虑。从以往的历史看,大国对抗极易发生战争,而新霸权的确立总需要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特朗普政府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号,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战略与政策操作,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为此不惜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终止原有的条约,对认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采取制裁、施压、封堵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做法极具对抗性。面对这样的形势,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上个百年的大战吗?世界能否以“非战争方式”走向人类新文明,实现“霸权的终结”呢?这些都是21世纪绕不开的大议题。

其实,力量转换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世界未来的发展会是由传统的西方导向转为“非西方导向”吗?自欧洲工业化以来,主要是西方导向,包括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等。所谓“非西方导向”的含义是什么?会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中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发展起“和合共生”的新关系呢?

重要的是,分析21世纪的力量大变局,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国家力量上。除了国家力量之外,还有越来越有影响的“非国家力量行为体”,这包括大公司集团——许多都是“富可敌国”,业务、财富和人员构成遍布世界;跨国商业网络——超越国家边界,运行于云空间;非政府组织——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庞大的联系网络;还有极端组织、恐怖组织集团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甚至超过单个国家,包括一些大国。不同的行为体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大公司集团,往往通过市场行为导向影响政策,或者通过利益关系影响政府政策方向;跨国商业网络可以通过其“内部系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推出“准规则”;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有影响力的游说对政府政策导向或者社会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还有极端势力集团,利用网络进行联络和开展活动,组成国际势力;等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以多样性存在,其作用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

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20192月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版图正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慕安会”会议主席沃尔夫冈·尹申格尔提出,我们这代人似乎正在经历国际秩序核心部分的重组。据笔者的理解,他所指的“国际秩序核心”显然是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大格局。他同时还指出:“危机在于,旧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状况就会层出不穷。”24

 

2.发展范式之变

西方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行列。这种追赶型现代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物品为目标,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物品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25

再则,财富的分配也出了大问题。全球化创建了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使得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使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现实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反全球化的势力、民粹主义势力,以及极端势力也在滋长,甚至形成很强的政治势力,或具有跨国特征的极端势力集团。如今,世界的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一些国家、地区以及族群的问题与其他的国家、地区与族群交织,形成了对世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26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但创建新的发展范式是一个长期进程。西方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及至价值取向等都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因此,改变是痛苦的、艰难的,进程也是渐进的、长时间的。同时,发展范式的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即并非完全抛弃现有的发展范式,而是在现有的发展范式基础上做修正与改进。在对现有发展范式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的利益集团会拼力保护旧范式,许多国家或地区也许缺乏创新或者接纳新范式的能力,要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显然,激进的转变尽管非常需要,但难以实现目标27

新发展范式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21世纪注定是新发展范式孕育与成长的百年,重要的是让转变的进程不可逆,逐步取得成效。

分析发展范式之变,不能不涉及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可能是21世纪最具影响的变局,因为它所影响的是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据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在被访问的2万多人中,大多数人把气候变化作为头等威胁28。据科学家研究,21世纪中期,2050,如果不能控制住温度升高的趋势,那将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也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有人认为,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29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1992,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先后有19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一致同意承担责任,采取共同行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防止发生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1997,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先后有183个国家签署,该议定书是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具体责任与承诺至2020年的行动议程。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不过,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安排并非易事。比如,美国、加拿大本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后来都先后宣布退出。美国曾是签署《巴黎协定》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他甚至明确表示,气候变暖是言过其实,美国不为减排买单。据认为,特朗普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争得“美国优先”的权力30

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防止悲剧发生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美、加特别是美国的退出,不仅自己不尽责,而且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实上,气候极端变化的趋势还在发展,南北极冰川融化、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等都表明,气候极端化的加剧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未来的变化令人们越来越担心。国际社会必须重聚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议程,毕竟所涉及的是人类的共同安全。不过,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真的会发生,也有很多人试图置身之外,逃避承担公共责任。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31

 

3.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21世纪,最能改变发展模式、社会状态,甚至政治大格局的也许是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革命。当前,我们还处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初级阶段”,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也被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32。智能化为中心的技术群与以往不同,它是以创造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化推广运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33

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生产方式。鉴于此,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等等。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推动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智能化技术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对世界变局所产生的影响。比如,一方面,智能化发展的优势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少数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从而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形成新的力量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会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大网络,从而把更多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吸纳进网络圈。智能化会以新的形式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在物联网时代,公司企业需要构建互联互通的大数据传输网络和参与大网络分工。在此情况下,国家要发展,政府应采取推动开放、构建合作网络、打造基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开放网络空间的政策。

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明与利用必然会导致竞争加剧,进而会改变国家间的关系。比如,为争夺新技术制高点,获取优势,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会对后来者进行技术垄断或者技术封堵。当前,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必须永远保持第一,为此不择手段地打击其他竞争者,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技术封堵,对在5G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华为公司实行全面封杀。美国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高度紧张,甚至对抗34

再则,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从而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可能会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对改变人类基因技术的滥用,智能化武器与智能化战争),等等。鉴于智能化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21世纪的新课题35

总的来看,21世纪的世界大变局是深刻的,带有突破性、转折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大变局中的中国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中国衰落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无力应对,只好忍辱负重,饱受列强欺凌。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20世纪末,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此后,复兴的进程加快。到2010,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预计到21世纪中期,2050,中国将可在综合实力上居世界首位,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个大变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

 

()20世纪的中国之变

对中国来说,20世纪既是灾难深重的年代,又是浴火重生的年代。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转折点是1894,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和割让台湾。若从大变局的中国与世界关联视角看,1900年也许更有深刻的含义。是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统治者仓皇出逃,最后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本息高达9.8亿两白银(庚子赔款),从而加速了衰落36

1911,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次年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不过,民国成立并没有为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在日本威逼之下,不得不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此后,内部动荡仍持续37

1931,日本关东军制造了“9·18事变”,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陆续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占领中国达14,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巨大,财物损失无计其数。

 

194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被赶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实现了稳定,开启了国家重生、重建的新征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振兴的进程并不顺畅,很快就被卷入冷战的漩涡,1950,中国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出兵朝鲜,虽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此后,尽管中国不再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但外部综合环境并不好。先是被裹挟在冷战的漩涡里,后与苏联交恶,甚至发展到大对抗,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一战;与印度、越南因边界争端发生战事,等等。同时,自己内部也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难,直到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内外环境才开始发生巨变。改革开放快速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了发展上的腾飞,同时也找回了中国失去的尊严,到上个百年末期,中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38

纵观中国上个百年的历史,从衰败到重生,重要的启示是:其一,国之衰,根本在制度落后。当西方步入工业化时,清朝已是“病入膏肓”,谋图变革的维新运动也被扑灭。推翻帝制,成立民国,曾为中国走出困境带来希望。但是,此变之后,内乱不止,外患难敌,国之不国。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国需要新的变革,建立新制度。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应运了这样的诉求。其二,新中国成立,结束内乱,由此才开启了国家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1978年的改革开放,所体现的是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和体制之变,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21世纪的中国

21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2000,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按美元计价,中国的GDP超万亿,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重回大国行列392001,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带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中国通过加入WTO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的步伐,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40

2008,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并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虽然奥运会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体育赛事,但它对中国来说却非同一般。通过举办世界盛会,中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发展成就,而且向世界表明了要做新型大国的价值观。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含义很清晰,即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决心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41

2008,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很快蔓延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对危机,中国发挥了一个“新兴大国”的积极作用,推出了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综合计划,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2

2010,按美元计算的GDP,中国超过了日本,这是一个具有大变局意义的变化。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走工业现代化道路,经济实力快速超越了中国,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格局。然而,这个改变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进行军事扩张,与西方大国争霸,侵略中国,力图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实力远超中国,2000,日本的GDP还是中国的4倍多。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继续高速行进,2010,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2018,已是日本的2.743。当然,由于人口规模的因素,按人均计算,中国还远远落在日本的后面,但就力量格局对比而言,总量因素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动员能力。

2017,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明确、具体的规划目标。按照规划,21世纪中期,2050,中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4对中国来说,2050年还具有另一层特别的含义,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100周年,上下两个百年,中国实现由衰落到复兴的伟大转变。由此而言,21世纪上半期是实现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下来认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二者不可分开。两个变局“相互激荡”,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其发展与转变不仅改变自身,也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1.新发展范式与特色道路

中国发展范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场大的转变,不仅涉及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而且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需要与此相向而行的政治变革、社会转变与文化创新45。就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发展水平还处在由低向高的转变过程,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跨越,但财富分配的均衡与合理需要创新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走向新发展范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需要抓住时机,超越传统经济范式转型的定式,实现“跨越式转型”46。同时,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是全世界的事,需要各国的协调与合作。这一方面需要创建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各国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和承担责任。在这方面,形成国际共识与行动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47

中国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其转变的深刻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的经济崛起,也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的政治崛起。西方国家坚持西方特色的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中,不同的政治制度本来应该、也是可以并存与互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的西方学者断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将主导世界,由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论断。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如今,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了现代化政治构建的理论和实践,并力求把中国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结合起来。在政治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将会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把握经济社会转变与政治转变的均衡;如何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把现代、传统与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创建多样性世界的政治共识与协调合作关系;等等。这些既是中国本身发展的探索,也是世界发展的探索,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影响首先突出地体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作用。比如在经济上,由于中国人口多,规模大,无论是总量的增减,还是单量的增减,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成功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走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发展道路,对于多样性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对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提供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学习与借鉴中国的经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方式。这样,多样性政治就有了站得住脚的范例和被认可的存在合理性。中国的政治建设是开放性的,是不断进行改进与改革的。不过,尽管如此,出于政治歧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特色道路还是有着很强的政治警觉和抵触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改变唯我独尊、唯我优越的价值观,在大变局时代,接受世界多样性发展的现实与未来48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与变革等。但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不会另起炉灶或者推翻它,但是却会通过新的倡议或者行动做出新的贡献;作为大国,特别是综合实力居前的大国,必然力争对世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即便中国声言不争霸、不称霸,也必然会引起其他大国,或者利益竞争者的反对与对抗。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者”,其含义很清楚,就是指中国试图修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秩序,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试图推翻西方制度的“百年马拉松”竞争对手。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认定,中国所要构建的是恢复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这些论调表明,美国难以接受中国不断提升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诉求49

 

2.构建新型国家关系

中国一再宣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积极推动基于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结伙不结盟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不结盟,是冷战结束后,面对极具对抗性的国际形势,中国推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一个创新,也是中国推动冷战后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50。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的行为。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于是开始大力推动“美国治下的和平”,先后于1991年和2003年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1999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2001年出兵阿富汗,并一再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等等。显然,军事手段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重要选项,在此情况下,中国推行的伙伴关系建设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拓展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空间,又避免了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对抗,也同时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公共产品”。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具风险的关系。在大国力量对比转换中,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最为明显,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不断缩小。据预测,依照目前的趋势,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便可超过美国。中国的超越尽管还是趋势,但已经引起美国的反弹。在奥巴马执政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应对中国的崛起作为重要战略,推出针对性很强的“重返亚洲”军事部署,打造不包括中国的高标准自贸区(TPP)。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推出近乎全面封堵中国的措施,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制裁,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设置壁垒51。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认为,NEW COLD WAR”已经开始,未来将是一个大国对抗的时代,甚至不排除发生大战52

如果未来沿着这样的大趋势行进,那将是一场灾难,重复20世纪战乱的悲剧。不过,也要看到,在一个相互交织与依赖的世界,“一损俱损”,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协商谈判的空间很大,似乎没有一方愿意突破“不冲突”的底线。特别是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而是继续坚持开放、合作的大方向。这样的“非对称性对抗”,也是20世纪所没有的53

其实,一个霸权大国不可能永久保持其主导地位,霸权衰落是必然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在面临新竞争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尽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但从发展的趋势看,采取单边主义政策,或者对抗的方式,并不能提高其地位,只会加速衰落。从这个视角看,尽管美国“退群”、让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奈的调整。但是,一旦退群和失去盟友的支持,美国不但会失去“道义制高点”,而且还会被“边缘化”,这也是其难以承受的代价。从未来发展大趋势观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肯定会发生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完全排除在外,新的体系会具有延续性和包容性。21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力量格局对比的变化,因此,处理好新型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54。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

 

3.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对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现代化强国,21世纪最重要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也必定会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并为之而付诸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就与其他国家一起提出基于新型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提出了构建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90年代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中国又先后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5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要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根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体现了中国人对新世界秩序的追求,既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也是基于现实的行动56。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与百年大变局紧密联系起来的,被作为中国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智慧和方案”57

 

3结 语

 

“大变局”是21世纪的主调。就世界格局与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由西方主导到非西方主导的转变58。尽管我们对非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与秩序还很难说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必须为这个大变局做好准备,并且确保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59。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明确表示,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60。的确,确保21世纪之变是和平的、发展的和安全的,应是世界各国应对大变局的基本共识和共同责任。就中国而言,既是大变局的主体,也是大变局的客体。作为主体,中国自身会经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变,成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客体,中国会努力推动现行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因此,中国必须担当好两个角色,把握好变化的大局,让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这既是挑战,也是责任。毕竟,以往还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样做过61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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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0Tue, 08 Oct 2019 03:09:00 GMTTue, 08 Oct 2019 11:08:00 GMT
<![CDATA[《70年成都发展之路》书稿座谈会在蓉举行]]>http://www.rmruk.com/109008/54697.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赵徐州 曾江 通讯员 张明)2019年9月25日,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主办,成都市金沙智库研究会协办的《70年成都发展之路》书稿座谈会在成都市举行。会议由成都市社科联(院)党组书记、院长陈蛇研究员主持。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晓阳作了讲话。本次座谈会以《70年成都发展之路》书稿为基础,特邀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成都市委党校、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的十余名专家莅会,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畅谈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为成都市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成都市社科联(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阎星研究员介绍了书稿的主要内容。

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充分展现成都市社科界对这一历史伟大时刻的祝福,成都市联(院)在理论研究、学术研讨、社科普及工作安排上都突出了“展示发展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题,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70年成都发展之路》这本书稿。该书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系统梳理了成都70年发展之路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回顾了成都市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新时代成都市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征程的路径,以期为促进成都市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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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徐州 曾江 张明0Tue, 08 Oct 2019 02:13:00 GMTTue, 08 Oct 2019 10:12:00 GMT
<![CDATA[天府智库论坛 大家论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与公司法的再修改——主讲人:周友苏]]>http://www.rmruk.com/912021/54732.aspx   

 



主讲:周友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

主持:郑泰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时间:20191015日(星期) 午  9:30

地点:学术报告厅


  周友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民商法学研究,著有和主编《新公司法论》、《新证券法论》等十余本著作,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作过公开学术讲座,是国内公认的公司法证券法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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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坤0Wed, 09 Oct 2019 02:28: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8:00 GMT
<![CDATA[“五唯”如何根治]]>http://www.rmruk.com/109012/54724.aspx要打胜治理“五唯”这一仗,必须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锦标赛制的学理分析,从各个关键环节进行改革和干预,才能对症下药并根治。

第一,重树教育观,改变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注重培养“人”的教育观和均衡式教育分配方式应该成为时代主流。要破除“五唯”,最根本的是要重树教育观。教育是否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活动?当然是,但并不全是!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人”与“人才”之间,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所产生的意义和带来的影响却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往的教育观,过于强调培养“人才”,这既是一种重点思维,也是一种工具主义教育观。这种重点思维与我国以往惯用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相辅相成:教育资源分配的权力相对集中,并且对重点学校、重点学科和重点项目投入大量的资源,引导学校通过“五唯”的竞争进入重点,引导师生通过“五唯”的竞争成为“人才”。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还停留在这种教育观和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话,不仅“五唯”问题会更加凸显,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新时代应推进教育资源向均衡式分配方式转化,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带来更多社会就业和人的自我实现机会,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和谐,并最终服务于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观,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要走回平均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让更广范围的受教育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平等对待,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这样的前提下,“五唯”便渐渐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所谓的“顽瘴痼疾”自然会得到破解。

第二,减少教育领域的评比和竞赛。目前很多人都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要破“五唯”,应当增加多维评价。这种思路从逻辑上似乎是合理的,但使用锦标赛制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存在问题。因为锦标赛制的一个主要技术前提是“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竞赛指标”,那么要减弱锦标赛制的效力,显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或削弱这些竞赛指标的存在。否则,在锦标赛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一味增加多维评价,常常会引起更多的“唯”,很可能会再产生“六唯”“七唯”……德国很少对学校进行评比,但每个学校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美国中小学课堂很少有考试和评比活动,但学生普遍都显得很有自信……如今我国教育领域的评比和竞赛还是过多,事实上这就是锦标赛制泛化的典型特征,其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学生、教师和家长长期处于一种过度竞争的环境中,不利于当前减负工作的推进。因此,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今年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把教师从各类检查、考核、评比中解脱出来,这才正是破除“五唯”的正确思路。

第三,改变教育评价机制,增加绿色评价。如果一定要增加某些维度的评价,应当慎重选择一些与当前“五唯”产生离心力的评价维度,或可称为绿色评价。比如在2018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这就是一种绿色评价的思维。这些指标常常是和“五唯”对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级各类学校在“五唯”指标上的压力,让学校和个人获得更加多元发展的空间。因为随着教育发展阶段的变化,温饱问题解决后居民对教育公共品的偏好会发生改变,比如要求资源分配更加公正,要求教育能实现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不是只重智育……因此,如今绿色评价在民间越来越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事实上,目前中央对困扰民间的“五唯”问题高度重视,就表征着一种民意传导机制的有效运行。在锦标赛制尚未能发生根本变革之时,更好吸取这种民意传导机制的变化并从顶层设计开始做“减法”,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改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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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哲0Mon, 31 Dec 2012 17:09: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2:00 GMT
<![CDATA[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http://www.rmruk.com/109010/54716.aspx9月10日,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财资〔2019〕49号,以下称《通知》)。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通知》中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请介绍一下《通知》出台的背景?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李克强总理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作出部署。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2017〕49号,以下称《实施方案》),决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划转对象为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实施方案》明确,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成划转工作。按此要求,2018年,经国务院批准,首先在中国联通等3家中央企业,中国再保险等2家中央金融机构,以及浙江省和云南省开展试点。在试点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中央层面又陆续对50家中央企业和12家中央金融机构实施了划转。地方层面,除试点省份外,其他省份也相继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为正式实施划转奠定了基础。

考虑到划转试点工作基本完成,积累了经验,全面推开划转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为进一步加快划转进程,增强社保可持续发展能力,2019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做好划转工作,经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了《通知》。

二、问:请介绍一下出台《通知》的意义和工作要求?

答:《通知》的印发,有利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划转政策落到实处;有利于加快划转进程,进一步增强社保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明确各方职责,为政策实施保驾护航;有利于增强划转的可操作性,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推进划转工作。《通知》对全国划转工作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一是时间要求。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其中: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2020年底前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转;地方层面,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二是股权划出划入双方的义务。国有股东应做好相关企业股权划出工作,督促企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承接主体应扎实做好企业股权接收工作,保证接收股权的集中持有和单独核算,接受考核监督。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统一由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一家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或委托一家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

三是划转责任主体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划转工作负总责,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办法,确保按要求完成划转任务。同时,要加强对承接主体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划转的国有资本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资监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履行职责。

四是规范划转操作的要求。《通知》将《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以下称《操作办法》)作为附件,要求全国划转工作严格遵照《操作办法》执行,规范划转操作。

三、问:《通知》所附《操作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划转试点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效。同时,由于划转涉及面广,企业情况复杂,实施中遇到一些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的事项。为此,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对试点中反映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收集整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措施,制定了《操作办法》。《操作办法》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划转范围和划转对象的确定。明确了相关企业的界定标准,规范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企业的划转操作。二是关于多元持股企业的划转方式。明确了多元持股企业牵头实施单位的确定以及具体划转程序。三是关于划转工作办理。明确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完成时限、划转基准日确定、受限国有股权划转和承接主体入账标准等。四是关于划转国有资本的管理。明确了承接主体与原国有股东责权利关系、划转国有资本现金收益投资范围、承接主体管理费用等具体问题。五是关于税费处理。明确在国有股权划转和接收过程中,免征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并规定了所得税处理方式。六是明确了划转工作如何与原国有股转(减)持政策衔接等。

四、问:划转国有股权获取的收益应如何管理和使用?

答:根据《实施方案》,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后,承接主体获取收益的方式是“分红为主,运作为辅”。也就是说,国有资本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今后由各承接主体的同级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国有资本收益状况,适时实施收缴,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不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同时,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经批准也可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国有资本运作主要是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有序进退,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获取更多收益,不是简单的变现国有资本。在资本运作时,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要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在禁售期内,如划转涉及的相关企业上市,还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禁售期义务。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对收缴资金的具体使用办法等另行制定。

现阶段,考虑到划转后国有股权将开始产生收益,为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操作办法》明确,在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台前,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可由承接主体进行投资,投资范围限定为银行存款、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和对划转对象的增资,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地方承接主体。每年6月底前,社保基金会及各省承接主体还应将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和分红情况报送同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证资金安全受到严格监督。

五、问:《通知》如何贯彻落实?

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和各省相关部门将形成职责清晰、任务明确、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和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中央层面将加强对地方的工作指导,科学确定任务和分工,定期对各地相关责任主体开展划转工作的进度和成效进行督促检查,及时研究解决贯彻落实中的难题,扎实推进工作。各省级人民政府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强化责任,发挥考核导向作用,加强调研督导,务求抓出划转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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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Fri, 27 Sep 2019 00:00:00 GMTTue, 08 Oct 2019 15:52:00 GMT
<![CDATA[专访·下|姜义华:需要形成一套适应这个时代的话语体系]]>http://www.rmruk.com/101006/54708.aspx9月20日,澎湃新闻就该书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华文明特质等问题,在姜义华复旦大学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专访。整个专访涉及问题较多,此为下篇。

对于传统文化,姜义华认为,它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细胞里,不是说想丢就能丢。与其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如谈如何进行现代性的、符合当下实际的转化利用。比如中国传统中,对礼异常重视,在姜义华看来,今日中国同样需要礼,它的具体性、可操作性,使它比单纯强调道德更能深入人心、移风易俗。“在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勇敢地、主动地吸取全人类精神生产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而有自己的创新。”

只有尊重历史、立足现实,我们才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姜义华看来,在信息革命正在进行中的时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追随者了。

“中国在信息革命和信息文明创造中,并不落后于别人,有些方面还在前列。但是我们还没真正深入地思考、总结。所以现在创造新的话语体系是我们要研究大量的、正在发生以及可能未来要发生的问题。”姜义华谈道。

【对话】

澎湃新闻:

我想请您谈下书里的另一个重要话题——传统文化。您说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失,在我们的血脉和细胞里一直都存在。那我们说传统文化复兴,又应该在哪一个层面来理解呢?

姜义华:

中国的发展从来就没脱离过过去。现在的我们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国家的统一,这是一个前提。人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它有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面。“五四”讲和传统彻底决裂,实际上决裂不了的。鲁迅写《阿Q正传》,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柢。中国传统文化在广大的农村,在他们无所不在的生活当中。所以传统不是你想丢就能丢掉的。

改变是个历史时期漫长的过程。首先解决教育问题,教育不仅改变人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的价值体系。传统文化呢,它本身也是个知识资源,关键是你今天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来创造我们今天的生活。

澎湃新闻:

我们在谈利用的时候,有个说法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是很多时候精华和糟粕是一体两面的,糟粕去了可能精华也很难存在。

姜义华:

对,我一般不这么说的,我不大用这八个字的。关键是它在过去是那么运用,但到了新的时代我们怎么来利用。

澎湃新闻:

要做一个现代性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转换。

姜义华:

就像我刚才讲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你要管好,你必须从地方上做起。你连地方都治不好要治国家,那不是空谈吗?像这样的想,它既是传统的东西,也是很现代的东西。在现代,同样是要经过地方再到中央,它都是一个实践过程。我们所重视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实践,不是靠你辩论赛上去讲一大通话,就可以直接去管整个国家了,你要有实践经验。

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间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必须跟着时代在变。所以传统的东西它不是哪一个算精华、哪一个算糟粕的问题。当然,有些东西一眼而知(它整体上是糟粕),古人也不欣赏,也在谴责的,比如见利忘义。

澎湃新闻:

您把中华文明称为泛道德型文明,对道德特别强调。但现实是越强调似乎越缺失。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现在从上到下也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在具体实践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姜义华: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个礼字。道德还是比较抽象的,礼就是把道德具体化,变成日常生活化、程序化。礼把德具体化,也是为法治打了一个预防针。把违法犯罪消灭在无形之中的就是礼治。所以要把四治结合起来。

曾经有个机构要造个国学馆,我反对,我说你们不如造个礼仪馆。中国需要制礼作乐,但我们到现在没有专门机构来研究礼。现在国宾礼仪很讲究,但人们日常生活的礼,我们一直没把它当个事好好来做。

澎湃新闻:

为什么不提倡“国学”?

姜义华:

“国学”到底指涉什么,其内涵和外延根本无法确定。“国学”究竟是指儒家一家还是百家都算?是汉族之学还是囊括所有中华民族之学?是指中国固有之学还是包括外来文化?又怎么算固有?是古学还是包括近代之学,古又是要多古,下限在哪?全都说不清,没法明确。

所以在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勇敢地、主动地吸取全人类精神生产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而有自己的创新。躺在外国人身上不行,躺在老祖宗身上也不行,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充分利用古今中外文化的各种资源,做出和我们时代需要相匹配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文化成果,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学术文化支撑,注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澎湃新闻:

近些年,网络上还出现一种“民国热”。您怎么看?

姜义华:

有多少人真的在民国生活过?现在有些知识分子把那时某几个人的学问说得那么高,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多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化巨人,也有自己文化成果。不能要求厚古薄今,也不能以今日的情况来苛求过去。钱钟书《围城》的大学、知识分子、文人是那个样子,那也是民国。周谷城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写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本书,他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描述,批评得非常厉害。他们都是当事人,都有深切的体会,那也是民国。

澎湃新闻:

所以这里面我感觉还是涉及到一个构建中国历史解释的话语体系问题。您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这个话语体系到底应该如何构建?如何才能让它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影响力呢?

姜义华:

这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做深入的研究,不要跟着人家的那些话题。近代以来,基本是西方主宰了世界话语体系的构建。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再到今天的方方面面,都是它们的主导。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凭空自己提出一套话语来,那是自说自话。我们应该对历史、对现状,都要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和思考,包括文明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这些都是新的研究课题。

所以,话语体系不是光去抄一点报纸上新的名词,而是要重新地认识世界发展、人类历史,要有新的视角、切入点。也要对自己过去的知识、观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反思,看过去那些认识有什么缺陷、不足,有哪些长处。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提出一批新的概念、命题,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实话语体系最后还是解决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

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他们建构的话语体系其背后实际上是有实践在支撑的。比如从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重大创造,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可能大部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建立的。

姜义华:

对,它是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而构建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当下的现实,不仅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还要有世界这些年的新变化,重新全面地思考。

今天我们已经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称为信息文明。它和前三次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改变世界改变得太大。最大的变化就是马克思当年讲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这个世界联系的人。这是小农经济时代做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时代也做不到。

信息革命给大家带来了这样前所未有的条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要站在这么一个高度重新研究,形成一套适应这样一个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

澎湃新闻: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您觉得应该如何总结好四十年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在新时代给世界提供中国的智慧?

姜义华:

西方文明现在也必须重新提出一套新的方案,否则他没办法应对今天的信息文明时代。而中国在这里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追随者了。因为中国在信息革命和信息文明创造中,并不落后于别人,有些方面还在前列。但是我们还没真正深入地思考、总结。所以现在创造新的话语体系是我们要研究大量的、正在发生以及可能未来要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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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0Tue, 08 Oct 2019 03:18:00 GMTTue, 08 Oct 2019 11:17:00 GMT
<![CDATA[全省各地集体上演灯光秀 用璀璨夜景向祖国深情告白]]>http://www.rmruk.com/101003/54700.aspx本报讯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10月7日19时30分,天府广场夜灯在歌声中准时点亮,紧邻的四川美术馆、四川大剧院在灯光投影下,时而变幻成一面面五星红旗,时而迸发出缤纷的礼花……
与此同时,天府广场以东的成都339电视塔,红色的灯光也流动起来,照映在四周的高楼上,街道上,流淌的河水里,迎面走来的人们的脸上,映出一片喜悦的红。
向南,环球中心4万平方米的LED灯具,与道路两侧飘舞着的红旗呼应,大熊猫、川剧脸谱、太阳神鸟等图案随着光影流动轮番登场。
9月25日起,成都各大城市地标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集体上演灯光秀。灯光秀通过夜景照明设计,突出城市空间和建筑特色,各大地标共同形成一条靓丽的轴线,为祖国献上一场华丽、浪漫、温馨的生日礼。
此次灯光秀凸显“向心凝聚”主题,以天府广场为中心,四周建筑内低外高,逐步向外绽放;亮度上,外围向中心越来越亮,光色上越来越暖。
整个灯光秀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各个地标、节点凸显特色,富有创意。四川大剧院、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美术馆,首次采用先进的建筑3DMapping投影技术,呈现出立体、流动的美感。锦江节点灯光秀主题为“锦绣蓉城”,4栋高大的现代建筑联动,形成一幅田园生态风光的唯美画卷,营造生态、宜居、唯美的夜间氛围。川大华西节点,被灯光提亮的传统建筑从背后高大的现代建筑中凸显出来,彰显出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息。
除了成都,绚丽的灯光秀也轮番在全省各地上演。在广安市广深产业园渠江云谷,34栋高楼一起点亮,成为广安夜晚一道新的景观。
在南充市顺庆区,一座座大楼上显现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印象嘉陵江 山水南充城”等字样,城市的秀美山水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交替呈现,组成多姿多彩的城市夜景画卷。
……流光溢彩,光影变幻,四川用璀璨夜景向祖国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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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雯0Tue, 08 Oct 2019 02:32:00 GMTTue, 08 Oct 2019 10:37:00 GMT
<![CDATA[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检查全院安全卫生工作]]>http://www.rmruk.com/908168/54692.aspx10月5日,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带领院智库工作处、后勤管理处相关人员检查我院国庆期间安全卫生工作。

微信图片_20191005110437

李后强仔细检查了科研楼、图书馆等区域的安全卫生和国庆期间值班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

李后强强调,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认真落实安全卫生工作各项要求,呈现平安、祥和、欢乐的节日气氛,确保国庆节期间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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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0Sat, 05 Oct 2019 03:59:00 GMTSat, 05 Oct 2019 11:59:00 GMT
<![CDATA[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商人研究]]>http://www.rmruk.com/109004/54735.aspx历史上四川商人有三次辉煌时期,分别是秦汉、唐宋和抗日战争时期[1],清代四川商人①虽不比这三个时期辉煌,也无法与同时期的徽商、晋商相比,却独具一格,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目前学术界对于四川商人的研究成果不多。管见所及,梁凌等所著《话说川商》简要介绍 了四川商人生长环境、经营思想、经营策略和行业情况,但侧重民国时期的研究;林文勋的《宋代 四川商人概论》和黄英的《浅析宋代蜀商》对宋代 四川商人形成的地理环境、商人种类、基本活动、资本流向和历史作用进行了阐述;谭平的《试述清代四川商业的特征》和《清代四川商业发展的 制约因素》分析了清代四川商业特征和发展制约因素;黎立《论清代打箭炉茶叶贸易》和苏倩雯《清代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对清代四川打箭炉这一区域的商业和商人进行了研究。①然 而,目前利用地方志研究清代四川商人状况的,暂无一本专著或专文成果。

地方志作为一种区域历史文献,翔实记载当地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历史人物等,为后世研究该地提供了丰富史料。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四川②地方志数 量最多,仅在清代,四川所修各类志书即达 400 多部。[2]数量巨大的四川地方志,特别是其中的商人人物传记,成为四川商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 源。笔者据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和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 志丛书·华中·四川》统计,整理出清朝、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志中有 570 条清代四川商人传记(见下表) ③。笔者试图以这 570 条商人传记为主要史 料,对清代四川商人的经商缘由、群体形象及影 响等进行初步探析,四川商人的经营范围、人员构成、地域分布、群体心理等,留待他日另行撰文。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四川商人在清代大量涌现,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第一,自然地理环境。四川周边群山环抱,陆路进出困难,水路虽有长江贯流,却极其凶险,特殊的地形和艰难的交通减少了商人出川概率;川内长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水系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给四川商人往来提供便利;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高低起伏的地 形地势,又为多种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二,人文社会环境。清初全川仅剩 50 万人[3],顺治末年开始移民入川,道光二十年(1840)已突破3834万人,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 省份,众多的人口为四川商人扩大规模提供了 基础;清统治 者实行“通商”政策[4],对“懋迁有 无”的商人群体给予特殊重视。包括肯定“商人 为四民之一”[5];除关市之弊,“禁革明末加增税 额银两”[6];通商贩之路,在江口至夔州的长江河 段各险滩设置救生船;达仕宦之途,设商籍方便其子弟科考;弛山泽之禁,任民自由开凿盐井。另外,生产力、生产工具、交通的进步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在四川商人成长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论述已多,兹不赘言。


方志所见四川各府州商量统计表

 

州县

州县

州县

州县

都府

93

庆府

121

夔州府

32

顺庆府

22

保宁府

8

潼川府

42

龙安府

12

25

叙州府

47

40

雅州府

16

宁远府

9

忠州直隶州

8

酉阳直隶州

13

泸州直隶州

22

州直隶州

21

眉州直隶州

9

邛州直隶州

4

绵州直隶州

15

茂州直隶州

0

6

石砫厅

0

叙永厅

0

松潘厅

5

杂谷厅

0

懋功厅

0






一、方志所见川人经商缘由

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四川地区商人大量涌现,超过前面任何一个时代,必有其缘由。

(一)家境贫寒,被迫行商

四川中部尽管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盆地,土壤肥沃,沃野千里,但移民不断迁入,致使川内资源趋于饱和,人均耕地面积变少,贫困农户无法依靠土地自活,被迫“弃本从末”加入商人行列。成都张新业“因贫废学业贾”[7];温江沈万祥“以家贫改业经鹾务”[8],熊世杰“家寒弃读为商,渐致饶裕”[8];简阳段荣宗“家贫卖酒”[9]。四川周边被秦岭、大巴山、乌蒙山、巫山、大雪山等崇山峻岭环抱,土地贫瘠,不宜耕种,难以自存 的部分农户也选择经商,以谋生计。方志中即有彰明县人李宪章“因贫岀贸”[10];泸州人徐锡“二岁失怙,依母为命,及长,为贫学贸”[11] 的记载。因贫从商的商人在四川商人群体中占据绝大多数。

(二)科举路断,弃儒就商

自科举创制以来,无数的读书人以考取功名为毕生追求。清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备,参加科考的人数再攀高峰,科举入仕道路更趋艰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士人对商人和商业也趋渐改观,不再视其为“末业”,在屡试不授的情况下选择投身商海。徐治平“少负雄才,屡应童子试,不售,弃儒贸易”[9];官永仪“幼习举业,不售,弃儒就商”[12];也有少数像孙桂生那样“才智精卓,胆略过人,不屑屑为章句学”[13],冲破“商不如 士”传统观念,去儒习贾者;或类似李陞映,因“清末科举诏停”[14],被迫中断仕途路,转投商海。

(三)父母年迈,继承祖业

中国是一个讲求儒家伦理纲常的社会,尊祖敬宗、孝顺父母是对每个子女的要求。发展到清代,儒家伦理纲常更是达到僵化地步,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追求的枷锁。尤其是那些有着庞大祖业,因父母年迈而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有追求,继 承祖业的人,这在四川商人群体中也有体现。彭廷彦“因亲年迈,乃废学理家政”[15];温玉坡“年十五工属文,以世业贾,父宣豫不乐烦琐,请废读营贸”[16]。

以上三种原因,其中家境贫寒,为求生计被迫经商的情况最为常见;科举无路或者看淡仕途,转投商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年迈,继承祖业经商的也有一定代表性。这三种是地方志所见清代川人经商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原因。其他情况如:耕读兼商业、儒学兼商业、弃官从商等只是个例,不具有代表性,暂不单列。

二、方志所见四川商人的群体形象

四川商人在封建时代商帮中属于后起之秀,自始至终也无法与徽、晋等大商帮相比,但其“好 义乐善、诚信经营”“孝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的正面群体形象却丝毫不逊于他们。当然,以上形象不能概括全体四川商人,地方志中的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儒家伦理和封 建传统,才“有幸”被“卫道者们”载入史册。

(一)诚实守信,好义乐善

《春秋·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是“儒家八德”之一,四川商人在商业经营中也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形象。池云光来邑习贾,以“业诚 信大着”[17];廖明龙“生性忠厚和蔼,与人交易诚信无欺,有周某者年老无子,寄数十金于明龙处,周殁,明龙归其金于周之族兄”[9];李清榜“业白花生理,弟清楷用秤偶尔欺人,清榜重责之”,账单交易时“漏算银五十两,清榜清算明白,如数给 之”[18];像刘仲超、李兴、刘吉安、李道生、钟子英、周大伦、李琼林等路拾遗金,如数归还其主者,更是不计其数。

发源于清初的“袍哥”组织,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行为准则,拜关公、重义气,四川商人也深受“袍哥文化”影响,一些四川商人还加 入袍哥组织;再加上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义气” 的推崇,四川商人便把“义”作为自身经商的标尺。李云鹏“设烟肆赌场为生……平生尤醉心者 为关岳,自命字曰云鹏,示兼佩二公”[19];凌必扬 以贸易起家,“乐善好义,尝与人共财,忠实不 欺,数十年如一日……有因债货妇者,亟为赎 还”[20];庞思奎以商业致富,“性仁厚,厉行公善, 凡修桥筑路及济贫乏、施米药棺板等善举,靡不 乐为”[21];更有像魏国乔这样的商人,“遇人危急 时,至倾资不恡,如是者屡矣,而家遂落,于是去闽之湘广交游,通商贾,已复致富。然好施,则较在闽时尤甚,家又落,乃挈其余资来蜀,家于新都。值族人某为债所苦,国乔怜之,且愤,甚罄所 有以与之,而焚其劵,遂穷”[22]。魏国乔经商致富,因好施予而三至家贫,可谓将四川商人好义乐善 品性发挥到了极致。

(二)孝悌仁德,以和为贵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先秦时期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 舆”[23]论述,宋代朱熹将“孝悌”放于“儒家八德” 的前二。在几千年“孝悌”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早已将孝悌观念熔铸于血液和骨髓中,清代四川 商人也极力践行这一准则。邱惠隆“弟兄五人,析产各分钱数千,己独贸易四方,积数千金仍与 弟兄均分”[15];谢朝元“弃学归耕兼谋商贩,渐有余赀,虽身赴市廛,心无一息忘亲,每晨裹糇粮 出,归则负米奉亲,未尝缺也”[9];李元明,教匪之乱时其父为贼所执,“跪求杀己以贷”[24];黄显国, 其母傅氏生病垂危,“割股以救母”[25];王端莲,广东兴宁县人,贸易入川,“居数年,与妻钟归里,负父母遗骸徒走复入川”[26]。有独自经营赡养双亲、 扶持弟兄族人者;有父母危难,祈求以身替代、割股救亲者;也有客居异乡,不畏艰难跋渉千里,返梓背负父母遗骸者。

清代的四川是一个移民省份,川内大部分百姓从各省移民而来,八方汇聚于川的他们既保留原籍地的风俗特色,同时又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和接纳与自身文化相异的群体,在面对纠纷或冲突时更愿意采取宽容并包的态度和“以和为贵”的处理方式。地方志中不少商人更是以身作则,充当矛盾的调解者。李时春贸易嘉定“,乡有讼者为之 排解,期于无争”[15];殷成元“生平公正诚实,凡乡里有忿争事,居间谢解,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乡人莫不钦服焉”[27];胡培森“善排难解纷,乡里因有‘宁求胡公理处,不向官府起诉’之语”[18]。

(三)贾而好儒,才智有余

张海鹏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为徽商特色,张明富先生则提出“‘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清代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28]。笔者梳理四川商人传记时,发现部分四川商人在经商之余,也熟读经书、尊师重儒、礼贤敬士,或捐资设义学、书院,或延师训子弟,期求子弟入仕,表现出“贾而好儒”。陈顺阁“持筹之暇, 恒以读书自娱,而府君中岁后,尤嗜双江刘氏之学”[17];梁杞“虽用贾废儒,然常涉群书通象纬堪 舆龟算覆射支离之术”[29];刘德海“礼贤敬士,不惜赀财,虽寒畯至门必礼之,求必应,岁时尝置酒请老师,宿濡会谈,数十年无稍怠”[30];龙贵见“见士人必拱立敬起叩”[31];高登级“捐资置产,设立凤山、凤池两书院”[32];李正富“重道尊师,敎子琼芳,孙向南入邑庠”[33];夏世编“延师训诸弟,稍懈,痛哭诫勉弟”[8]。

川人在外常被人唤为“川耗子”,这一称呼最早见于赵翼所撰《陔馀丛考》,说明代人“呼蜀人为川老鼠,以其善鑚也”[34]。这一称呼或褒或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川人的聪明才智为外人所公认。四川商人更是川人中机智聪明的佼佼者,他们能利用环境和局势之便,发现商机、经商养家,有的还能富甲一方、名满天下。“谢月楼,南市人,监生。南为宣汉巨镇,以洋烟为出产大宗,初 两湖陕甘河南之贩烟者,欲立庄开县临江市,公 计诱来南,亦实公之为足以服远人也。……总南市事数十年……然自公初总南事,以至公之卒,未尝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栩栩然夸诩于乡人,而不自知其非也”[35]。

需要注意的是,商人传记在反映商人形象时具有局限性,并非所有四川商人都如方志记载的 那般“好义乐善、诚信经营”“孝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原因有二:方志商人 传记大多收录在“孝友”“行谊”“义行”“笃行”等条目中,这些条目限制了商人的收录范围,那些 “非孝友”“不行谊”“无义行”“不笃行”的商人则不可能被记载;商人传记的内容,对其经商经历 叙述极其简略,往往以“从商”“服贾”“负贩”等字 眼带过,但对于传主的孝友、义行、善举却是长篇 累牍、大书特书。其目的是要在社会上树立一批 符合封建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导向的模范代表,以此来教化百姓、劝民向善。方志传记中这种对 商人隐恶扬善、只褒不贬的书写方式,需要学者 在认识四川商人群体时,采用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视角,切莫被方志记载的商人一角所蒙蔽。事 实上,在清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四川商人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欺压百姓、见利忘义的 大有人在。

三、方志所见四川商人的影响

清代四川商人的作为和影响虽不及晋、徽等大商帮,但作为西南地区最为活跃的地域性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不仅推动了经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民族和谐、边疆安定做出了贡献,其诸多义举也弥补了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一)推动经商地区社会发展

清中期四川商人大量迸发,打破了沉寂已久的四川社会,他们走南闯北、往来贸易,促进了周边城镇的兴起、市场的完善、交通的改善、经济的繁荣和川地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川商人外出贸易者虽然不多,但并非没有。他们将茶叶运往西藏,把布匹运向滇黔,把粮、盐运往鄂楚,同时又将西藏、滇黔、鄂楚地区的特产和大宗产品运回川内行销,在调剂有无、促进商品流通,推动 省际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傅万春“奔走荆沙间,往则运竹席,返则购广,贷以博厚利”[27];罗 汝兴“运糖霜出湖湘,贩棉归,织布运销滇北,岁以致富,商号名罗福兴,罗福兴之名闻叙渝滇楚 间”[26]。清代四川是全国第一大粮仓,四川商人将大量余粮贩运出川售卖,确保了国家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太平天国战乱时,将川盐运往楚地行销,既推动四川盐井业的发展,又满足楚地的食 盐供应,为清政府夺回楚地和保证楚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二)促进民族和谐

四川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特别是川西、川北 的藏族、羌族、彝族,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百姓杂相聚居;与四川相邻的西藏、陕西、云南、贵州、湖广等省份亦少数民族广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使四川商人无形中肩负起沟通川内外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任。川西的打箭炉是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也是四川商人的重要据点,四川商人将西藏所需的茶叶、布匹等商品运往打箭炉销售,又买回药材、皮草等 汉族所需的商品,有力地推动汉藏两族人民的物资交流、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四川商人成为民族融合的润滑 剂,在增强地区交流、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荥经县志》记载姜玉山[36]、姜永吉[36]皆通夷语,在打箭炉与夷商互市时排解汉夷纠纷,即是四川商人促进民族和 谐的最好例证。

(三)弥补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四川商人盈利后往往多施“善举”,或是为报答社会,或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又或是迫于政府压力捐输。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行动都给当时社会带来不小影响。出资修路、筑桥、设义渡,既方便商人的商业贸易运输,也给其他行人提供方便,客观上还利于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致富后广开义学、书院,教授生徒,又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

事业的进步;捐钱建育婴堂、保节院、义济院、宗 祠、修族谱、施药、施粥、施棺材、施义冢、捐田、捐屋 等善举在地方志中也不胜枚举。商人参与到以上这些原本属于国家职能范围的“善治”活动,充当地方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不足,为维护封建 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然,清代四川商人作为封建时代末期商人群体,其封建性和落后性自然不可避免。方志记 载富商王国有“买田数百硕,置街房多处”[18];张 广济“买田千余亩”[37];李发勋“服用尤豪奢侈…… 用财无节”[26];陈发和“性挥霍”[38];王长玖“挥霍无吝色,卒年家居徒四壁”[39]。他们对土地的狂热占有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对社会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使四川商人在清代特别是中后期大量迸发。通过方志商人传记去探析清代四川商人,不失为一种可行 方法。笔者通过对四川方志中清代商人传记的梳 理和探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清代川人经 商有“家境贫寒、转行经商”“科举路断、投身商 业”“父母年迈、继承祖业”三个主要原因;第二,方志中四川商人具有“好义乐善、诚信经营”“孝 悌仁德、以和为贵”“贾而好儒、才智有余”的群体 形象,这一形象不能概括全部四川商人,方志中 四川商人只是恰好符合了封建伦理,才“有幸”被 “卫道者们”载入史册;第三,四川商人在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加强民族间交流、弥补国家地方社 会治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作为封建时 代商帮,其落后性仍无可避免。对方志中清代四川商人经商缘由、群体形象及社会影响的探析, 有利于推进四川商人的研究;同时,也可为新时代四川商人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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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娥0Wed, 09 Oct 2019 02:30:00 GMTWed, 09 Oct 2019 10:50:00 GMT
<![CDATA[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http://www.rmruk.com/109002/54727.aspx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指引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自主创新成果也令世人瞩目,充分体现了自主创新战略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实践效益。

 

科技创新的系统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据统计,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知识产出国和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在重要战略领域凝聚和培养一批建制化的科技创新力量。

 

技术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企业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得到强化,牵头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启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推动央企考核办法改革,鼓励中小微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培育,搭建开放协作平台。华为、联想、中国中车、中国电科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进入世界企业500强。在高速铁路、智能终端等领域,我国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科学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全球首次通过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首次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等。悟空、墨子、慧眼、碳卫星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研究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我国开展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高新技术,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等重要成果,超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采用国产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获得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登·贝尔”奖,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均获得重大突破。

 

着力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绩。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海水稻等世界领先,移动通信、语音识别、新能源汽车、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等等。

 

着眼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支持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已布局建设的48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冲击世界科技前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梯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打造科技创新“国之重器”。

 

科技创新人才加速集聚成长,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大军加快形成。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中央、地方、部门纵横联动,统筹推进各类科技人才发展,形成高端引领、整体发力、系统支撑的新格局,并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一支门类齐全、梯次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大军,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加速集结,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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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吴文新0Mon, 31 Dec 2012 17:11: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4:00 GMT
<![CDATA[勇于担当担责 敢于攻坚克难齐心协力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任务]]>http://www.rmruk.com/101003/54719.aspx本报讯本报讯 10月8日下午,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勇于担当担责、敢于攻坚克难,齐心协力完成改革任务,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奠定农村基层治理的坚实基础。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邓小刚主持。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乡镇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单元,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根基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优化行政区划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实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省乡镇数量多、规模小、密度大、实力弱的问题突出。不合理的乡镇行政区划设置,导致微观体系不适应宏观战略、空间布局不适应城镇化进程、管理架构不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迫切需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是全面激发县域发展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将释放全方位、深层次、持久性的发展红利,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来谋划,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来推进,作为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来实施,以最大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打赢这场改革硬仗。
彭清华指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涉及面大、政策性强、关注度高。省委选择代表不同类区的部分市、县(区)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即党的领导是保证、减量提质是目标、群众认可是关键、配套政策是保障、依法依规是遵循、风险防范是底线。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运用试点经验,坚持顺向优化乡镇区划版图,坚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总体政策要求,坚持宜留则留、宜并则并、宜撤则撤、宜改则改,统筹做好改革的前后篇文章,切实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按照已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聚焦方案制定、干部安排、政策配套、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一项一项抓实抓细抓到位。
彭清华强调,要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改革落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当好改革的一线指挥员和施工队长。加强上下联动,坚持省级审批指导、市级统筹把关、县级主体实施的总原则,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四个坚决杜绝”的纪律要求,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创新。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成都市、自贡市、遂宁市、南充市、宜宾市和夹江县作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各市(州)、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单位)和中央驻川有关机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10月8日下午,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勇于担当担责、敢于攻坚克难,齐心协力完成改革任务,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奠定农村基层治理的坚实基础。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邓小刚主持。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乡镇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单元,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根基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优化行政区划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实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省乡镇数量多、规模小、密度大、实力弱的问题突出。不合理的乡镇行政区划设置,导致微观体系不适应宏观战略、空间布局不适应城镇化进程、管理架构不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迫切需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是全面激发县域发展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将释放全方位、深层次、持久性的发展红利,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来谋划,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来推进,作为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来实施,以最大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打赢这场改革硬仗。
彭清华指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涉及面大、政策性强、关注度高。省委选择代表不同类区的部分市、县(区)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即党的领导是保证、减量提质是目标、群众认可是关键、配套政策是保障、依法依规是遵循、风险防范是底线。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运用试点经验,坚持顺向优化乡镇区划版图,坚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总体政策要求,坚持宜留则留、宜并则并、宜撤则撤、宜改则改,统筹做好改革的前后篇文章,切实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按照已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聚焦方案制定、干部安排、政策配套、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一项一项抓实抓细抓到位。
彭清华强调,要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改革落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当好改革的一线指挥员和施工队长。加强上下联动,坚持省级审批指导、市级统筹把关、县级主体实施的总原则,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四个坚决杜绝”的纪律要求,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创新。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成都市、自贡市、遂宁市、南充市、宜宾市和夹江县作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各市(州)、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单位)和中央驻川有关机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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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帅0Wed, 09 Oct 2019 01:46:00 GMTWed, 09 Oct 2019 09:51:00 GMT
<![CDATA[那个最古老陨石坑里 可能埋藏着地外生命的线索]]>http://www.rmruk.com/101012/54711.aspx

近日,位于澳大利亚的雅拉布巴陨石坑吸引了科学家的目光。这个源于22.29亿年前的陨石撞击坑,很有可能埋藏着宇宙生命诞生的秘密。

根据最新的陨石测定,雅拉布巴成为了地球上已经发现的近200个撞击坑中最古老的一个。更为特别的是,它的年龄恰好与地球早期的“雪球地球”时期相匹配。科学家推测这一次撞击可能使当时厚厚的冰层蒸发,释放出大量水蒸气到达平流层,造成了强大的温室效应,“解冻”地球,为生命的诞生创造“温床”。由此,科学家不禁联想,小行星撞击是否是生命的起源?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种“迹象”寻找地外生命?

化学元素:宇宙生物信息的“包裹”

对于陨石化学元素的测定让我们可以判断这次陨石撞击的时间。除此之外,某些陨石中甚至携带着一些“生命信息”,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生命诞生的全新思路。此前,就有科学家在陨石中发现了氨基酸分子的存在,这种地球生命的基础很可能指向了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陨石年龄、成分的判定就变得尤为重要。

对于岩石年龄的测量,科学家一般采用同位素测年法,即利用放射性元素核衰变规律测定地质体的年龄。“当岩石和矿物中含有的放射性同位素物质形成后,与周围环境隔绝的放射性同位素(母体)不断地衰变而减少,衰变产生的稳定同位素(子体)在该物体中相应积累而增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教授肖龙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家可以通过测定这些物体中同位素母体和子体的含量,根据放射性衰变定律计算出该物体的年龄。这是因为每一种放射性同位素都具有恒定的衰变速度。

另外,各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变化范围广,如一些长寿的放射性同位素铀、钍、钾等的半衰期很长,与地球年龄处于同一量级,即可用于测定地球早期的地质事件年龄,而短寿的放射性同位素如14C等可用于近代地质事件过程的测年。

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雅拉布巴陨石坑形成时间非常长,因此科学家选择使用撞击作用形成时含有较多U、Th和Pb的锆石矿物来定年。在实际测年时,还需要确定这些锆石是撞击作用时形成的,这样的测年结果才有意义。研究人员在撞击产物中,发现了由撞击作用产生的高温事件,导致早期形成的锆石发生了熔融和重新生长,即在早期锆石周边发育有撞击引起的生长边。“这个生长边就构成了撞击作用的计时器,然后再采用常规的U-Th-Pb法对边缘锆石进行定年,从而获得了准确的撞击时间——22.29亿年前。这一结果也证明了,这是目前地球表面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撞击坑。”肖龙说道。

时间的巧合:“雪球”可能是生命的起点

科学家研究发现,地球历史上可能出现过两次“雪球地球”事件,一次发生在24.5亿—22.2亿年前,另外一次是在距今约8亿—5.5亿年前。雅拉布巴陨石坑的定年结果,刚好与早期“雪球地球”事件快要结束的时间相当,因此部分科学家提出,这次撞击可能导致了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量冰雪融化,从而结束了“雪球地球”事件。

所谓“雪球地球”,就是全球冰冻现象。指的是地球表面从两极到赤道全部被结成冰,地球被冰雪覆盖,变成一个大雪球。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约瑟夫·科什文克提出。在“雪球地球”事件发生时,由于几乎全球都被冰冻且缺氧,因此有人推断当时的地球不利于生命的生存和繁衍。

时间上如此的巧合让科学家不禁怀疑,正是此次撞击事件改变了地球对于生命的“苛刻”条件,大量冰雪消融为生命的诞生塑造了一个温暖的环境。事实上,许多陨石中包含的生命因素、陨石撞击对于星体环境、气候的影响也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小行星撞击很有可能是包括地球在内的,许多天体生命诞生的起源。只不过与“雪球地球”事件一样,因为年代的久远,我们缺乏足够有效的证据来验证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其他天体而言,“雪球地球”恰如其他宇宙星体的缩影,很可能包含着其他星球上生命诞生的“证据”,对于此次小行星撞击与“雪球地球”结束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看清地外生命存在的蛛丝马迹。

对第二次“雪球地球”事件的研究相对较多,已经提出了多种假说和模型来解释这次“雪球事件”的形成和结束。有学者认为,在距今8亿年前左右,地球内部的岩浆活动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喷发的尘埃产物占据了大气层,起到了对阳光的阻挡作用,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火山冬天”,并导致“雪球地球”的形成。相应的,“雪球地球”也随着“火山冬天”效应减弱而结束。

希望种子:星际空间的播撒与“消毒”

小行星撞击也被认为是导致“雪球地球”结束的原因之一。小行星撞击地球时会释放大量热量,导致地球表面的冰雪融化。

小行星撞击与地球解冻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很容易理解,但是要去科学证明二者的关系,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在肖龙看来,澳大利亚雅拉布巴陨石坑的形成,尽管在时间上与第一次“雪球地球”事件的结束时间较为吻合,但目前还不能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次撞击事件毕竟不是很大(撞击坑的直径为70公里),导致撞击点附近局部的解冻是完全可能的,但能否导致全球性的解冻,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要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除了事实证据外,还需要通过数值模拟和理论计算等方法,来探讨其可能性。

小行星撞击地球是“常事”。一般我们想到的结果都是对地球造成灾害性影响。实际上,小行星撞击地球,也会对地球环境、资源富集以及生命的形成与演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假设从解冻“雪球地球”的角度来看,小行星撞击地球会导致冰雪融化,环境温度升高,有利于生命的生存和繁衍。如果追溯到地球生命起源的话,小行星撞击给地球带来生命之源,也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我们至今还无法准确地回答地球生命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确定地球生命的来源。作为生命起源的假说之一,“泛种论”认为,宇宙空间布满了形成生命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会通过天体之间的撞击,在星际空间传播,然后在合适的环境下不断演化和进化。当然,这还是一种假说。科学家曾对一块火星陨石进行研究,发现了疑似生物化石的结构,一度被认为是找到了火星生命的迹象,但后来也不断传出质疑的声音。

同样的道理,地球上的生命也有可能会被带到其他天体上。科学家已经在月球上找到了来自地球的陨石,其他相邻天体上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这些来自地球的“礼物”可能就带着地球的生命。但是,由于撞击作用的能量非常巨大,撞击到其他天体表面时的高温事件,会对“礼物”进行“消毒”,因此表层的生命是难以得到保存的,但不能排除内部仍然保留有生命信号,并且在合适的条件下复活。这些都是天体生物学家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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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0Tue, 08 Oct 2019 07:16:00 GMTTue, 08 Oct 2019 15:15:00 GMT
<![CDATA[欣见旅游进入“拼服务”阶段]]>http://www.rmruk.com/109011/54703.aspx今年国庆盘点,恐怕不能不提一个字,那就是“让”。具体地讲,也就是很多城市推出了诚意满满的举措,让路让景让房让位于客。

比如,这个国庆假期,如果大家选择到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游玩,不仅可以把车停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还能到机关食堂品尝特色淮扬菜。无独有偶,这次国庆期间,浙江衢州也宣布开放全市机关事业单位3500个停车位,并且在午餐时段开放可容纳300人的行政中心8号楼机关食堂。食堂除了向游客供应售价18元的特色午餐,还设立了土特产专区、传统非遗技艺展示制作区等。

江苏扬州与浙江衢州相继开放政府和机关事业单位食堂,体现的就是“让”的精神。早在几年前,扬州就提出,从外来旅游旅行者的视角出发,审视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呼吁全市在旅游高峰期让景于客、让路于客、让房于客。而今年提出的开放政府大院以及政府食堂,则是从政府层面对“让”的精神进一步深化。衢州此举,也不例外。“让”的实质,体现的就是以游客为中心,进一步讲,是“店小二精神”在旅游业上的延伸。

提到“店小二”,大家都不陌生,在更加重视营商环境的今天,几乎所有城市都提出了做服务发展的“店小二”的理念。“店小二”拼的是什么?就是服务。如果说过去的招商引资更多拼资源,尤其是拼政策优惠,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拼服务的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真正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过去的“尽我所有”转向“尽你所需”。而对服务的评价,也就是从自吹自擂,转向企业认可,其最高标准就是让企业感动。

一个城市追求的,从大方向上讲,可以概括为宜居宜游宜业,这三者是相连的。随着“店小二”精神蔚然成风,也必然会从宜业向宜居宜游全面蔓延。特别是要看到,今天旅游业本身已经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时候。过去的旅游,可能更多停留在拼资源拼名片拼包装拼策划上,而现在则进入了拼生态的阶段。这个生态,不仅仅是景区生态,而是对整个城市的生态提出了要求。

过去很多景区“一招鲜吃遍天”,有的仅仅凭着老天爷赏的饭碗,日子过得就滋润得很,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流量。但现在不同了,景点再好,故事再动人,如果服务能力跟不上,特别是到了旅游高峰期,不但花了高价而且吃不好住不好玩不好,甚至还遇到了宰客,就会引起游客的极大不满。不要小看了这些不满,大众旅游的兴起也意味着旅游竞争的到来,很多城市已经实实在在遇到了“用脚投票”的威胁,就连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都受到了影响遭到了破坏。

时代发展了,游客需求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城市补上公共服务这块短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厚待游客、善待游客已经成了最大的主流,而“让”也成了旅游的最大风景。很多城市都围绕旅游体验度做了大量文章,推出了很多有诚意的举措。这些举措,发力在旅游身上,但不仅仅因为旅游而来,其底层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延续着重视服务供给、优化营商环境的精神脉络。

这个国庆长假,欣见旅游进入“拼服务”阶段,“让出来的风景”既美丽又动人。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宜居宜游宜业大道相通,旅游环境考验的不仅是旅游,而是一座城市的综合水平。当然,“让”未必就能根本性解决问题,还需要城市大力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但最起码表明了一个态度,传递了一个导向,带来了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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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0Tue, 08 Oct 2019 02:48:00 GMTTue, 08 Oct 2019 10:48:00 GMT
<![CDATA[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助推江都高质量发展]]>http://www.rmruk.com/109008/54695.aspx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位于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江河湖”一水贯通,高水河、三阳河两条输水通道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管控要求非常严格。全区产业结构相对偏重,无专门的化工园区和涉重工业园,重污染企业布局分散,各类环境隐患、风险点源难以彻底消除,污染防治任务重,环境监管压力大。

近年来,全区上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前所未有的组织程度、投入强度、工作力度,聚焦环境问题,聚力治污攻坚。2018年共减少化工企业138家、减煤8万吨,关停重要水体沿线小船厂、砂石码头47家,治理城乡黑臭河道59条、VOC单位147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90家,全面清退邵伯湖3916亩水域围网养殖,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任务,水气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批制约地方持续健康发展、群众关注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强富美高”新江都,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

一是下决心“转”,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把环境保护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打好环保准入和退出、排污总量削减和控制、生态空间优化和管控等政策组合拳,以环保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促进污染重、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深入推行“多规合一”,统筹资源和要素配置,科学规划布局域内功能分区、主导产业与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绿色与创新“双引擎”驱动,质量与速度“双提升”牵引。

二是系统化“治”,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强力推动“联防联治”,实行控煤、治企、限车、抑尘、禁烧“五气”同治,排细排实工作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按时序完成重点工程项目,有效落实应急管控措施,确保PM2.5浓度只降不增,空气优良率持续提升,打造更多“江都蓝”。深入开展“水岸同治”,督促在建污水处理厂加快建设进度,提升已建污水处理厂运行质量,全面提高污水收集率、处理达标率;全力稳控重点断面水质,压减全区劣Ⅴ类水体数量,长效常态抓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全面化解环境风险。全面启动“分类整治”,有效开展重点行业用地污染状况调查,重点排查沿江沿河、关停企业等敏感区域,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形成开发利用负面清单,推进治理修复,保障环境安全;持续开展危废“减存量、控风险”专项行动,完成涉固废历史遗留点位整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

三是大力度“整”,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抓好中央、省环保督察交办件和反馈问题整改,严格按程序上报验收、逐一销号,确保老问题不反弹、新问题不出现;加大信访督办与约谈力度,健全环境信访通报和考核制度,畅通信访投诉渠道,完善信访分类清单,凡群众环境诉求,第一时间核实、随时交办、最短时间办结。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复访、越级访,明确专人包案,逐项攻坚化解;大力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快实施关、停、并、转、迁,为高质量发展腾空间、留容量;同时紧盯群众反映热点、上级检查重点、媒体关注焦点,对辖区内环境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排查,认真把脉分析,主动精准治污,变问题短板为整改样板。

四是立体式“防”,提升环境监管能力。着力提升人防水平,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实行一张网格托底、一个中心调度、一套体系保障,充实完善镇级“污防办”力量,推进监管重心下移、执法力量下沉,及时将环境问题处置在早、化解在小;不断加大技防投入,创新监管模式,对重点排污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加装配用电监控装备,建立智慧化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全天候、全流程、全方位监管;充分发挥协防作用,进一步厘清、理顺、压实生态环保责任,有效整合监管资源,加强部门执法联动,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开展集中会诊、联合作战,同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检测机构监督监测等新模式,有效弥补现有监管力量不足。

五是高标准“建”,打造绿色生态屏障。在严守城市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统筹“江淮生态大走廊”和“水韵龙川”生态网格建设工程,精心打造生态水景、沿河公园、湿地涵养三大体系,凸显生态底色,做足水韵文章,充分展示大江风光、运河风景、水乡风情。高强度实施沿河沿路绿化,全方位拓展造林增绿空间,精品化打造园林景观,将开展生态治理、生态修复与民生工程建设有机融合,推动绿色成林、生态成网,让更多老百姓能够“开门入园、随处见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六是全方位“立”,健全完善共治架构。结合财政政策和主要污染物减排挂钩、要素差别化定价、环保失信综合惩戒、环境容量评估与排污权交易等实施意见的制定完善,致力形成更为有效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进一步完善区级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机制,不断优化项目设置、提升考核占比,探索推行党政干部生态责任考核、离任环境审计,让相关考评审计真正成为刚性约束。持续聚焦污染防治背后的责任缺失问题,就各类环境突出问题实施“一案双查”,以精准问责推动履职尽责,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原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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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峰0Tue, 08 Oct 2019 02:06:00 GMTTue, 08 Oct 2019 10:05:00 GMT
<![CDATA[提高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亮度]]>http://www.rmruk.com/109011/54734.aspx近年来,一些老人不再选择“围着儿孙转”,而是积极规划起自己的新生活,充实闲暇时间,丰富晚年生活,在养儿育女辛劳了大半辈子之后,终于敢于也乐于“潇洒走一回”了。他们也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新老人”。

有调研将20世纪50年代作为划分“传统老人”和“新老人”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将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出生的人定义为“传统老人”,在这之后出生的定义为“新老人”。如此划分,多少有些牵强。因为对于活得有意思这一点,相信是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的追求,要说差别的话,无非是主客观条件是否能满足而已。不过“新老人”这个概念的提出,更像是养老新趋势的一种捕捉和表达。

“新老人”群体的增长,自然脱离不了时代大背景。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均寿命翻了一倍还多,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文化的开放多元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也不断变化。一方面是一些老人选择“为自己而活”,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在养老服务软硬件方面持续投入,承接住了这些老人的需求和选择。

仅以广受关注的老年教育为例,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建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数量为6.2万所,在校学员800多万人,参加远程学习的学员500多万人,已基本形成省、市、县、乡办学网络。

但如果将这一系列数据放在另一个坐标系中,可能会让人产生另一种观感。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人口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近2.5亿人,60周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超过20%。检索媒体报道,老年大学入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更多被遗忘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他们更多时候面临的不是供需矛盾,而是有无的难题。

在笔者走访过的一些农村,陪伴了几代人的传统戏台被拆除或搁置,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开设老年活动室这种意识,或者虽然有这种意识但在经济上却不能负担。在不少农村老人尤其是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选项单上,只有孤零零的“看剧”这一项。可是,满屏充斥的偶像剧、都市剧、各种花样的综艺节目,离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成长历史是如此遥远,又能带来多少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滋养呢?

“新老人”概念的提出和该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提醒我们关注这一趋势并回应他们的诉求,早有人预言,这将是下一个超大量级的市场。但这还远不是全部。除了年龄,我们更要关注“地域”维度,将更多目光投向那些被冷落甚至遗落的农村地区,有效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并向该群体做一定的倾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填补数字鸿沟,通过多种途径丰富他们的生活选择,提高他们的晚年精神生活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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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丹0Wed, 09 Oct 2019 02:50:00 GMTWed, 09 Oct 2019 10:49:00 GMT
<![CDATA[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http://www.rmruk.com/109012/54726.aspx第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子女数存在一个反比关系。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看到,200015~18岁高中在校的比例为14.32%2010年达到30.98%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40.17%,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和迅速的。

 

第二,平均初婚年龄越来越高。婚姻是生育的基础,婚姻的早晚决定生育史的长短。从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来看,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1.28岁,2010年提高到22.76岁,10年提高了17.76个月,相当于每年比上一年提高了接近1.8个月。如果初婚初育间隔以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由于进度效应,时期生育率也必然下降。

 

第三,非农业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对子女的预期和养育成本的不同,生育子女的意愿也必然不同。研究表明,非农业人口对子女的预期和养育成本远高于农业人口。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看到人口从业类型的变化:一方面,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占就业人口的46.84%2015年为36.71%,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下降了10%以上,就业人口非农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在16~44岁的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比例由2010年的39.36%下降到2015年的25.67%5年下降了13%以上。可见,年轻就业人口非农化过程更加迅速。

 

第四,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5~44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为54.94%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5~44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为61.42%,上升了6.48%,平均每年上升1.3%

 

总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业类型的变化,对子女预期的不同及养育成本上升等,计划生育子女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明显,这也是人口低生育率陷阱和负惯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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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州0Mon, 31 Dec 2012 17:10:00 GMTWed, 09 Oct 2019 10:23:00 GMT
<![CDATA[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 四川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施方案]]>http://www.rmruk.com/101003/54718.aspx为深入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精神,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建立健全全面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机制
(一)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创新政务互访、国际合作协商议事等对外合作机制,深化“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主动融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探索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试点示范。充分发挥国际产能合作协同机制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示范省。加强与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组织对接,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完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机制。
(二)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完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沿江港口协作联动机制,全面推动枢纽互通、江海联通和关检直通。加强与长江重庆港、上海港等合作,打造四川水上外运口岸。
(三)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与京津冀地区交流合作机制,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金融、会展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天府新区与雄安新区合作交流机制,探索国家级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四)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和川港、川澳合作会议机制作用,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沿海口岸,创新“蓉桂新”“蓉桂港”等陆海联运模式,创新广安(深圳)产业园等产业合作园区共建共管共享机制。
(五)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学习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验,完善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等区域一体化推进机制。推进成都与上海资本市场融通发展。推动成德绵创新带与G60科创走廊建立相互衔接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二、完善区域发展统筹机制
(六)强化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深入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完善经济区、城市群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和内自同城化发展,支持毗邻地区、沿江沿线地区协同发展,支持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跨越发展。
(七)强化区域发展规划统筹。以区域发展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适时开展五大片区“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联合编制实施跨区域重大专项规划。
(八)强化区域发展政策统筹。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域协同发展和加快推进五大片区建设发展的安排部署,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加强区域政策与财政、金融、产业、投资、土地、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三、深化开放合作机制
(九)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立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推进机制,深化川渝、川黔、川桂合作共同推进南向开放通道建设,加强沿线地区产业合作,增强成都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
(十)广泛开展国际区域合作。提升中国—欧洲中心及中德、中意、中韩等国际合作园区共建水平,探索建设“两国双园”“多国多园”。加强外国来川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调、管理和服务,务实推动国际友城交往。提升西博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科博会等重大展会平台,积极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国际交流活动。
(十一)深入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贯彻《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完善川渝两地党政多层次、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强化成渝城市群发展战略联动、规划衔接、政策协同,推动成渝“双核”相向发展,携手打造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支持两省(市)毗邻地区提升合作水平,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城市发展布局、产业创新、区域市场、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共同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二)拓展省际区域合作。深化与北部湾、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的开放合作,提高协同开放水平。加强川滇黔结合部区域合作,完善川滇黔市(州)合作与发展峰会等合作机制。支持川陕结合部区域合作,协同推进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落实川甘青结合部牧区县区域联动协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
(十三)促进流域上下游合作发展。扎实开展沱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深入推进嘉陵江、渠江流域经济协作和综合保护开发,支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地区联动发展,支持金沙江流域地区共建金沙江下游经济走廊。

四、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十四)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经济区内行政审批跨市“无差别化”受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引领性工程,支持一批经济功能区建设协同改革先行区。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运转高效的区域市场综合监管体系。
(十五)促进区域要素自由流动。探索区域同城化的户籍管理配套保障措施。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引导科技资源按照市场需求优化空间配置,支持市(州)协同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研发。
(十六)完善区域交易平台和制度。建立健全区域用能权、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培育发展专业化综合性环境交易市场服务平台。推进第二轮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核定,完善直购电、富余电量市场化交易政策。加快建立一体化的农村产权和金融资产交易市场。

五、完善区域互助机制
(十七)深化川粤川浙扶贫协作。建立完善帮扶项目实施机制。强化以企业合作为载体的扶贫协作,吸引东部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深入开展干部人才交流,建立完善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机制。开展多层次携手奔小康行动。
(十八)强化精准对口支援。推进省内对口扶贫和定点扶贫,支持内地企业参与“三州”建设和扶贫开发。加强对口支援资金和项目管理,纳入脱贫攻坚考核体系。
(十九)创新开展对口协作(合作)。深入推进省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困难地区对口协作(合作),引导对口协作(合作)地区开展相互投资和贸易活动。

六、创新区域利益平衡机制
(二十)探索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健全跨区域合作项目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探索招商引资项目异地流转和企业省内迁移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合作园区共建共享机制,探索市场化、公司化运营。
(二十一)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力度。有序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岷江、嘉陵江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二十二)完善粮食重点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动对接落实国家层面建立的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产销合作机制。研究省内重点产区与一般产区开展合作的具体措施。加大对粮食重点产区和产粮(油)大县(市)的支持和奖励补助。
(二十三)完善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利益分配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合理调整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推动形成地方参股、联合开发、就地注册、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二十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规范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向贫困地区、薄弱环节、重点人群倾斜。适当增加和上移市级支出责任,通过调整收入划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增强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二十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层次。按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要求,完善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建立覆盖全体、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巩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市级统筹模式。强化省级统筹职能,加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规模。
(二十六)推动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衔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一体设计、一体实施,统一衔接服务内容和标准。加强市(州)基本公共服务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一卡通”。

八、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
(二十七)建立差别化区域环境保护政策。健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建立与区域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管理体系。突出重点区域、重要行业环境监管,加强产业转移承接过程环境影响评价。
(二十八)落实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政策。完善区域产业配套支持政策,对符合布局要求的重大产业项目,优先列入省重点项目计划名单,给予审批服务、协调调度、要素保障等方面支持。
(二十九)建立集约节约导向的供地政策。建立以亩产效益为导向的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机制,优先保障集约节约用地的区域合作重大项目。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增存挂钩”,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试点和指标流转范围。健全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机制。
(三十)建立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将人均财政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适时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科学确定各级财政收入分享方式及比例。
(三十一)完善促进区域人才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各地探索制定差别化的区域人才政策。落实成都平原经济区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措施,探索建立成都与其他市(州)人才资源共享模式。研究完善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激励引导政策。

九、完善区域发展保障机制
(三十二)加强组织领导。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各片区联席会议要强化对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统筹指导。省直牵头部门要主动对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政策,细化具体工作措施,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建立高效落实机制,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跟踪分析和协调指导。
(三十三)加强评估监测。建立五大片区差别化统计指标体系。加强对发展差距、社会稳定、公共安全、资源环境等区域性突出问题的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预先防范和妥善应对区域发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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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09 Oct 2019 01:34:00 GMTWed, 09 Oct 2019 09:44:00 GMT
<![CDATA[解码引力波信号 “弦外之音”验证黑洞“无毛”形象]]>http://www.rmruk.com/101012/54710.aspx

在宇宙中,能够吞噬一切光线和物质的黑洞,像一个神秘莫测的影子。百余年来,它频频被人类所“察觉”,却又总是难以理解。4年前,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被捕捉到,科学家将引力波转化成声波,人类开始“听”到黑洞。5个月前,全球多地天文学家同步公布首张黑洞真容,人类终于“看”到了黑洞。

近日,人类再次破译黑洞密码。科研人员在《物理评论快报》刊文称他们“听懂”了一个新生黑洞的“声音”。并发现通过分析这种“发声”模式的特征,可以得到黑洞的质量和自旋。这一结果,与用其他方法分析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得到的新生黑洞的质量和自旋一致,进而证明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黑洞作为“秃顶巨人”的无毛定理,也被验证。

“钟响”中包含黑洞属性

100多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曾预言,如果两个黑洞在宇宙中碰撞,会合并产生一个新的黑洞,其诞生后的“振动”,即引力波,就像被撞击的钟一样,产生反向声波向外传播。然而,100多年过去了,新生黑洞及其产生的引力波仍然是个谜团,迟迟未被人类窥探。

2015年9月14日,科学家用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首次探测到,在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相互绕转、扭曲地融合在一起,辐射出携带着黑洞的质量和自旋信息的引力波。这个事件被命名为GW150914。

当科学家们消除探测器噪音并放大引力波信号后,他们观察到了一个波形,该波形在衰减之前会迅速增强。当他们把这个信号转换成声音时,听到了类似“唧唧”的声音。

“引力波发出的‘唧唧’的声音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的波形和声波很类似。”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宇宙高能粒子加速和辐射研究团组首席科学家刘四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次探测中,科学家们确定,引力波是由两个巨大黑洞的合并触发的。信号的峰值、“唧唧”声中最响亮的部分,就是两个黑洞碰撞、合并成一个新黑洞的时刻。

在随后的四年间,科学家们经常探测到引力波事件,但却一直未能从中解码黑洞的属性。

刘四明打了个比方,“两个黑洞合并后生成的新黑洞产生的引力波,就像敲钟后的尾音,钟刚刚敲响时的声音最大,然后逐渐衰减。而尾音的频率与钟的大小有关,通过对声音的分析,就可以反推钟的质量、材质等。

层层涟漪具有不同震荡频率

虽然新生黑洞很可能产生了它自己的引力波,但科学家们认为,在两个黑洞最初碰撞的喧闹声中,它的信号“声音”太微弱,无法解读。

然而,研究团队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在信号到达峰值后的瞬间提取出黑洞的“声音”。研究小组通过数据模拟,发现当信号到达峰值后,还存在着一种“弦外之音”——一组响亮而短暂的“声音”。当他们将这种“弦外之音”纳入考量,重新分析信号数据后,发现他们可以成功地分离出来一种新的“声音”模式,一种新生黑洞发出的“声音”。

研究人员将这种新技术应用于对GW150914的实际观测数据,分析表明,信号峰值后的几毫秒里,至少存在一种频率更低、衰减更快的“弦外之音”,并确定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模式,每一种“音调”和衰减数据都来源于新生黑洞。

通过数值模拟,科学家们计算出了引力波的演化过程,进而确定了黑洞的质量和自旋。科学家们还利用信号峰值之后的“声音”特征,确定了新生黑洞的质量和自旋。

“我们检测到由多个频率组成的整体引力波信号,这些信号以不同的速率逐渐消失,就像构成声音的不同音高一样。”该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伊西表示,“每个频率或音调都对应于新黑洞的振动频率。”

黑洞为何会发出不同振动频率的引力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李晋斌介绍,黑洞合并初期产生的引力波,就像向湖中投出一枚石子,石子的震荡在湖面形成不同的涟漪,不同的涟漪有不同的振动频率,最初的震荡最剧烈也最快,此时传递的能量也最大。

“此前科学家对于黑洞较平静时的研究较多,对于其合并初期的研究较少,部分原因是以前科学家认为强引力波的振动是来自于很多非线性的模式混合,难以分析、提取,但此次的研究中,‘声音’其实是线性叠加,可以把不同的振动频率分开研究。”李晋斌说。

“音调”和衰减证明无毛定理

在爱因斯坦看来,一个具有一定质量和自旋的黑洞,只能产生特定的“音调”和衰减。

在此次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广义相对论方程,计算了衰减的引力波信号和新生黑洞质量和自旋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观测数据比较,由两个黑洞合并后形成的新黑洞,重量约为68.5个太阳质量。

这一结果,与利用完整的引力波信号得到的新生黑洞的质量和自旋数据一致,也验证了黑洞的“无毛”定理。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预言,黑洞只有三种可观察的特性,即质量、自旋和电荷。形成黑洞的天体,它们的“毛发”,即其他特征,都应该被黑洞吞噬。

但是,黑洞是否有“毛发”,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爱因斯坦也提出了一种方法来检验这一理论,当两个黑洞碰撞并形成一个新的黑洞时,产生的引力波在时空中引起涟漪,关于新生黑洞的质量和自旋属性应该编码在其引力波的一些“音调”中。

此次发表的论文,支持了黑洞“无毛”定理,并给出了黑洞的“发声”模式。这些计算结果与之前其他人对黑洞质量和自旋的测量结果相吻合。

“如果科学家的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有明显偏差,就意味着黑洞产生引力波的模式并不仅仅依赖于质量、自旋和电荷,也就证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黑洞‘无毛’定理是错的。但恰恰相反,此次研究证明了利用引力波的特定频率和衰减率可以测算出黑洞的质量和自旋。”刘四明说。

不过,李晋斌认为,虽然这是第一个直接验证“无毛”定理的实验测量,但受制于目前的观测、分析工具和分析能力,并不意味就此证明了所有黑洞都没有“毛发”。

刘四明认为,如果存在量子效应,爱因斯坦的理论可能会不够准确。正如牛顿的引力理论在试图描述合并黑洞时完全不适用。

但是,随着LIGO分辨率的提高以及未来更灵敏的仪器上线,研究人员将能够使用这个方法“听到”更多其他新生黑洞的“声音”。

“未来,我们将在地球和太空中拥有更好的探测器,并且不仅可以看到两个,还可以看到数十种模式,并精确地测量出它们的属性。”伊西说,“如果这些不是黑洞,如果它们是像虫洞或玻色子星更奇特的物体,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响起,我们将有机会‘听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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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0Tue, 08 Oct 2019 07:15:00 GMTTue, 08 Oct 2019 15:14:00 GMT
<![CDATA[要实实在在为科研人员“松绑”]]>http://www.rmruk.com/109011/54702.aspx目前,许多部委和地方都已完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清理工作并提交报告,清理行动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现有项目层面需填报的36张表格精简为6张;“长江学者”聘期结束后,不得再使用该称号……这样一份成绩单说明,对准形式主义的实质“动刀子”,破题解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对科技创新来说,科研人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对各地各领域发展来说,形式主义的危害不言自明——表面上热热闹闹,却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甚至还会起反作用。两相叠加,如果在通往科学殿堂的路上任由形式主义泛滥,用无关科研的琐事占据科研人员的时间,用“形式大于内容”的考核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离科学越来越远。

正因如此,我们直击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和科研经费报销过程中流于形式的条条框框,直面影响科研生态的功利主义现实,直指科技评价活动中简单量化的做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科研人员松了绑、减了负。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效,还远未到松松劲、歇歇脚的时候,要想建立充满活力的科研管理运行机制,必须再加把劲、添把火。

一来,纠治科技界的形式主义积弊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所谓“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形式主义问题发作具有反复性、顽固性、习惯性,稍有机会便故态复萌,改头换面又强势反弹。这就要求往深里抓,往实处挖,驰而不息治顽疾。既在抓常、抓细上下功夫,推动已出台的“松绑”举措“进办法、进流程、进系统”,将已有成果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又在建章立制、强化监督上下功夫,综合施策、多点发力,对那些搞学术造假、无视科研诚信的人严肃处理,把板子打到痛处,震慑一片。

二来,“松绑”不是不管,而是要优化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避免产生新的形式主义。比如,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后,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创新质量、创新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看看基础研究是否代表着世界最前沿的方向、有没有产出创新性的成果,看看应用研究是否进行了产业化、是不是切实解决了市场需求。而这些都是定性的指标,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若因此产生了新的不适宜的条条框框,显然也是违背了“松绑”的初衷。

当前,我国科技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把握住难得的机遇,一以贯之地开展更深入的改革,善聚善用各类人才,真正做到以科研人员为中心,我们就一定能够让科技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成长,也一定能够使中国创新迎来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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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瑾0Tue, 08 Oct 2019 02:43:00 GMTTue, 08 Oct 2019 10:45:00 GMT
<![CDATA[安逸四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发展成就述评之三]]>http://www.rmruk.com/101002/54694.aspx9月20日,世界电影史上“海拔最高”的首映点设在了万米高空:在北京飞往重庆的四川航空一航班上,由峨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电影《中国机长》,开创性地举办了“云上首映式”。

中国机长的真实故事,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去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在飞行过程中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机长刘传健带领英雄机组正确处置,成功迫降成都,确保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去年国庆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体成员。半个月前,刘传健机长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驾驶员其美多吉。其美多吉坚守雪线邮路30年,平均每年行驶5万公里,其驾驶的邮车从未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不同的工作岗位,同样的敬业情怀。刘传健和其美多吉谱写的英雄壮歌,正是千千万万巴蜀儿女的共同追求:用生命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践行价值追求。

今天,走进电影院,接受艺术熏陶,汲取英雄力量,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生活。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在成都,普通市民要看上一部电影,简直就是件奢侈事。

70年来,巴蜀大地上,文化的根越扎越深,文艺的花越开越美。四川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持续激发文化创造力,不断开创文化新气象。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新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四川大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人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体制改革走向纵深,文学艺术繁荣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旅融合发展走出新路。

“祝四川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安逸!”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的美好祝福,温暖至今。

安逸,这一川味十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表现了川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文化的繁荣兴盛,让四川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安逸。

文化铸魂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群众行动自觉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成都出租汽车司机浩浩荡荡赶往灾区,免费运送伤员;成都各大医院挤满义务献血的市民……全国人民驰援灾区,灾区人民不等不靠,喊响“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口号,书写了一个个“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的自强故事,共同谱就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2019年2月7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成都宽窄巷子展开,陈彼得、马薇和近千群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充满四川元素的快闪视频,迅速刷屏成“爆款”,24小时内全网传播量超过千万人次。

炽热的爱国情怀,真切的时代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塑造。在四川,各级党委把“培养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根本——

文明创建成风化人。创建活动层次多元、具体而微,各个层级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开展、同频共振,效果斐然。

榜样引领效果明显。从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到四川好人、大美医者、最美教师、新时代好少年……四川选树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引导人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文艺精品浸润人心。1957年1月,新中国第一本诗歌刊物——《星星》在四川创刊,培养了大批诗人,影响了众多读者。1982年12月,四川作家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此后又有刘心武、阿来、王火等四川籍作家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文艺川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精品佳作不断。《焦裕禄》《十八洞村》《红星照耀中国》《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索玛花开》《我的1997》等电影、电视剧作品叫好又叫座……优秀的文艺精品浸润心田,凝聚共识,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文化传承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巴蜀文化新活力

1986年7月,三星堆“一醒惊天下”,将巴蜀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

2001年2月,金沙遗址被发现。2005年8月,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图案“太阳神鸟”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四川,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如何让古老的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与当代人相亲相近,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川一直在努力——

做好研究,让传统文化传承有依托。2018年秋,为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现活态传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和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相继成立。

摸清家底,让传统文化传承有根脉。从《巴蜀文化通史》到《〈格萨尔王传〉大全》藏文版(1-300卷),从“巴蜀濒危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到《巴蜀全书》等的整理出版……摸清和用好遗迹遗物、蜀工蜀艺、名人名篇、川剧川曲、民族民俗、美景美食等“六大资源”,四川对巴蜀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梳理、深入阐释,延续与传播四川特色文化记忆。

做好规划,让传统文化传承成系统。2017年1月,我省明确提出要形成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在全国率先启动。7月,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等首批十大四川历史名人出炉。2019年5月,我省出台的《建设文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2019-2025年)》“把握导向、立足学术、着眼传承”工作方针,依托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等17项重点工程,规划出了极富现实针对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四川路径。

筑好基地,让传统文化传承有载体。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三星堆博物馆等已成为巴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罗家坝、城坝等巴文化遗址及老官山汉墓、江口古战场遗址等取得重大考古突破后,其遗址公园、博物馆、纪念馆等保护场馆建设开始启动。

办好节会,让传统文化展示有舞台。12年前,以“传承民族文化、沟通人类文明、共建和谐世界”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开幕。2019年7月至10月,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在成都、乐山、内江等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各类文艺节会在四川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保护、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脉。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渐入佳境。

古蜀文明遗址、蜀道、藏羌碉楼与村寨等不仅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成为著名景点。桃坪羌寨60多岁的杨登富老人乐呵呵说,“我就守着拍过电影《杀生》的千年老宅,门票加分红,足不出户月收入就超过1万元。”

文化的浸润,融入在非遗、诗词进校园的活动里,是博物馆里“草堂一课”,是中秋佳节到处可见的拜月诵月,是自贡灯会上涌动的人群。

文化惠民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眉山市丹棱县丹棱镇桂花村村民闲暇时往往会逛到“作平文化大院”。60多岁的屈应安大爷最爱到这里下棋、看大家唱歌跳舞,“在家门口就可以参加文化活动,以前想都不敢想。”

文化惠民工程,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薄弱的状况,四川着力补齐文化民生短板,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全省文化事业费从2012年27.49亿元增长到2018年43亿元。

一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图在巴蜀大地铺开。成都天府广场周边,矗立起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美术馆、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剧院等文化地标,这样庞大的文化会客厅,国内少见。从城市到老少边穷的乡村,我省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全国数量最大、战线最长、网点最多、服务人口众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逐步打通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

针对文化设施供给不精准、使用率不高的共性难题,四川着力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四川经验”亮点频出。

服务对象更精准——四川率先把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的错时、延时开放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延时开放成为全国公共文化精准化服务的标志性项目。夜幕降临,四川省图书馆内依然灯火通明,阅览室坐满读者。成都博物馆,20时仍有观众在展厅流连忘返。

服务主体更多元——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不断建立和健全由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社会化公共文化投资新格局。全省文化志愿服务队伍达到1.8万支,志愿者总人数达29万余人。政府采购项目“成都街头艺人表演”,成为城市新的文化风景线。丹棱县引导民间众筹文化院坝建设项目、珙县农民文化理事会机制建设,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典型。

服务手段更丰富——在全国首创“大篷车”流动博物馆,让博物馆里的展品随着“大篷车”走进边远乡村。“青工文化驿站”“农民演艺网”“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等系列文化民生活动,让先进文化内容走进边远地区,走进基层群众。

服务内容更高质——博物馆精品大展接二连三、图书馆学术讲座兼顾大众与专业。

文化惠民的初心和创新,提升着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文化兴业

让四川人民生活越来越安逸

“日均活跃用户5000万的《王者荣耀》手游和被誉为最强国漫电影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地道的‘四川造’。”9月5日,第七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式上,省委书记彭清华在致辞中专门提到两款来自四川的“爆款”产品。

《王者荣耀》风靡全球,仅2017年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就创收120.75亿元。

《哪吒之魔童降世》截至9月1日的票房已达47.2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影史票房第二,创造了亚洲动画电影票房最高纪录。

引领风尚者大有人在:2016年8月8日,新华文轩在上海证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A+H”股上市的出版发行企业。

四川加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支柱产业地位日益明显。2017年,全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537.5亿元,比2004年增长17.0倍,年均增长24.9%,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四川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矫健。70年来,自贡彩灯作为中国著名节庆文化品牌,足迹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2018年,自贡彩灯企业在37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展会78场,实现展销收入20亿元。德阳市杂技团与柬埔寨当地企业合作,在吴哥窟景区打造大型现代化文旅综合体;四川人民出版社伦敦编辑部在伦敦挂牌成立,结束了川籍出版社在英国区域无分支机构的空白。

“文化+科技”的融合,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互联网+文化”“文化+旅游+农业”“文化+旅游+科技”等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发展强劲,亮点纷呈,成为四川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

四川是个好地方,山水秀丽、民风淳朴、文化多彩。1979年,全国第一个风景名胜区规划《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1992年,黄龙、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让“诗”和“远方”更好地融为一体,既能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又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的必由之路。

4月29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从天府旅游名县授牌,到文旅特色小镇被命名,从“一核五带”总体布局,到系统政策引导发展,“你追我赶”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在巴山蜀水间展开。诗与远方的牵手、资源与产业的共振,四川的文化建设和文旅发展激荡起蓬勃的生机活力!

“天府三九大 安逸走四川”!巴蜀大地,每一处古迹,都讲述着穿越时空的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蕴藏着属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文化因子。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四川人民,日子越过越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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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骞 吴晓铃 肖姗姗 李婷0Tue, 08 Oct 2019 01:58:00 GMTTue, 08 Oct 2019 10:03:00 GMT
<![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8—2019学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成绩公示]]>http://www.rmruk.com/912020/54733.aspx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精神,省教育厅分配我院2018-2019学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共151人,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川社科发20179号)的规定和要求,经过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现将我院经本人提出申请并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学业奖学金成绩在全院范围内公示如有疑义请于101117:00前与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学术型A609办公室,电话:87012090;专业学位A701办公室,电话64798776)老师联系(请有疑义的学生在公示截止日前到办公室查成绩,本轮公示结束后不再查成绩)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19109


   2018—2019学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成绩公示(学术型)

姓 名

专业

学习成绩

学术成果

社会实践

总成绩

平均分数

折合成绩(30%)

总分

折合成绩(40%)

总分

折合成绩(30%)

陈东

产业经济学

92.00

27.60

127

50.8

28.8

8.64

87.04

王理

区域经济学 

90.63

27.19

99.63

39.852

10.5

3.15

70.19

姚刚

专门史

94.00

28.20

86

34.4

12.83

3.849

66.45

龙磊

劳动经济学

88.86

26.66

68.67

27.468

26.26

7.878

62.00

马少春

农业经济管理

93.42

28.03

61

24.4

31

9.3

61.73

郭晓燕

文艺学

93.86

28.16

55

22

21.5

6.45

56.61

鲁家鹏

经济法学

91.97

27.59

25

10

37

11.1

48.69

匡方方

产业经济学

89.29

26.79

24

9.6

39

11.7

48.09

周英子

文艺学

92.29

27.69

30

12

26

7.8

47.49

吴静

人口学

87.79

26.34

8

3.2

44

13.2

42.74

李阳

中外政治制度

88.28

26.48

15

6

34

10.2

42.68

万心月

产业经济学

88.14

26.44

35

14

7.34

2.202

42.64

陈燕伊

劳动经济学

87.86

26.36

25.67

10.268

19.75

5.925

42.55

郭少飞

中共党史

90.71

27.21

25

10

14.85

4.455

41.67

冉杨斯特

金融学

86.83

26.05

35

14

4.67

1.401

41.45

崔玲

社会学 

90.13

27.04

20

8

21.12

6.336

41.37

王粤阳

人口学

86.88

26.06

7.5

3

39

11.7

40.76

高予倩

产业经济学

89.71

26.91

23.33

9.332

14.84

4.452

40.70

梅晗

人口学

86.67

26.00

15

6

28.17

8.451

40.45

杨伟

区域经济学 

92.83

27.85

22.13

8.852

11.39

3.417

40.12

刘德

发展经济学

89.27

26.78

10

4

31

9.3

40.08

刘雨叶

人口学

85.75

25.73

15

6

26.5

7.95

39.68

岳崇磊

专门史

94.11

28.23

14.5

5.8

18.5

5.55

39.58

唐敏

劳动经济学

86.71

26.01

14.17

5.668

22.42

6.726

38.41

程淑玲

社会学

87.11

26.13

15

6

19.44

5.832

37.96

岳新胜

区域经济学 

92.69

27.81

17.5

7

10.14

3.042

37.85

王敏

金融学

91.06

27.32

15

6

15

4.5

37.82

胡潇涵

中外政治制度

92.50

27.75

15

6

13.17

3.951

37.70

王韬

中共党史

90.86

27.26

16.2

6.48

10.3

3.09

36.83

郭鹏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90.14

27.04

10

4

16.63

4.989

36.03

李云

产业经济学

90.10

27.03

15

6

9.42

2.826

35.86

杨利君

专门史

93.00

27.90

12

4.8

9

2.7

35.40

林玉书

产业经济学

90.00

27.00

15

6

7.5

2.25

35.25

葛永超 

新闻学

89.36

26.81

8.5

3.4

16.17

4.851

35.06

唐梓涵

中外政治制度

93.00

27.90

5

2

16.6

4.98

34.88

付乐

文艺学

92.14

27.64

15

6

3.92

1.176

34.82

韩颖

专门史

93.44

28.03

12

4.8

5.83

1.749

34.58

李蓉

社会学 

88.75

26.63

13.75

5.5

8.17

2.451

34.58

张晓旸

中共党史

91.14

27.34

10.8

4.32

9.5

2.85

34.51

吴中华

金融学

86.33

25.90

15

6

7.5

2.25

34.15

杨洋

中外政治制度

89.12

26.73

15

6

4.67

1.401

34.14

赖德文

产业经济学

89.67

26.90

10

4

10.75

3.225

34.13

刘盈盈

文艺学

89.00

26.70

11.25

4.5

9.59

2.877

34.08

裴书盈

社会学

85.07

25.52

15

6

8.44

2.532

34.05

许越婷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88.38

26.51

10

4

11.45

3.435

33.95

谢楠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88.63

26.59

12.5

5

7.53

2.259

33.85

曾丽君

经济法学

85.00

25.50

7.5

3

17.75

5.325

33.83

王海蛟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87.69

26.31

15

6

4.86

1.458

33.76

黎鹏

社会学 

87.38

26.21

10

4

11.72

3.516

33.73

罗旭

社会学

87.43

26.23

15

6

4.25

1.275

33.50

杨秀

中外政治制度

90.50

27.15

10

4

7.17

2.151

33.30

廖露露

金融学

87.00

26.10

4.5

1.8

17.5

5.25

33.15

杨钰黎

中共党史

90.42

27.13

10

4

6.5

1.95

33.08

刘米阳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89.71

26.91

10

4

7.17

2.151

33.07

胡越

社会学 

88.38

26.51

5.5

2.2

14

4.2

32.91

李震雷

民商法学

86.57

25.97

12.5

5

6.25

1.875

32.85

谢国佳

中外政治制度

92.17

27.65

0

0

17.17

5.151

32.80

杨璐涵

社会学

88.29

26.49

15

6

1

0.3

32.79

徐婷

中外政治制度

91.83

27.55

0

0

17.42

5.226

32.78

唐艳

中共党史

90.86

27.26

7

2.8

8.25

2.475

32.53

张曦

中外政治制度

92.00

27.60

5

2

9.75

2.925

32.53

谭肖

经济法学  

86.38

25.91

10

4

8

2.4

32.31

黄淯婉

专门史

88.64

26.59

10

4

5.67

1.701

32.29

罗丹

社会学 

90.38

27.11

7.5

3

7

2.1

32.21

张鸣浩

文艺学

91.29

27.39

2

0.8

13.42

4.026

32.21

何丹

文艺学

90.71

27.21

10

4

3.17

0.951

32.17

邓娟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89.06

26.72

10

4

4.71

1.413

32.13

景爽

新闻学

89.00

26.70

10

4

4

1.2

31.90

王娅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90.43

27.13

5

2

9.17

2.751

31.88

黄艺

新闻学

89.89

26.97

7

2.8

6.84

2.052

31.82

辛敖

专门史

92.56

27.77

10

4

0

0

31.77

何立猛

区域经济学 

92.94

27.88

5.63

2.252

5.17

1.551

31.69

昝诗韵

新闻学

89.14

26.74

5

2

9.5

2.85

31.59

高晓慧

区域经济学 

91.63

27.49

9.13

3.652

1.5

0.45

31.59

张恒

新闻学

87.89

26.37

10

4

4

1.2

31.57

唐明婷

中外政治制度

91.19

27.36

10

4

0.5

0.15

31.51

冯英杰

社会学 

85.88

25.76

8

3.2

8

2.4

31.36

何明俊

区域经济学 

88.67

26.60

3

1.2

10.83

3.249

31.05

邓凯一

新闻学

85.44

25.63

10

4

4.5

1.35

30.98

杨爽

民商法学

88.43

26.53

5.625

2.25

6.17

1.851

30.63

刘明宇

文艺学

91.71

27.51

5

2

3

0.9

30.41

林婷

新闻学

88.28

26.48

8

3.2

2.17

0.651

30.33

曾佳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90.39

27.12

5

2

3.88

1.164

30.28

刘敏

区域经济学 

88.00

26.40

1.25

0.5

10.75

3.225

30.13

秦溢苑

专门史

92.29

27.69

0

0

8

2.4

30.09

张若寒

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90.07

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