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通常人而言http://www.rmruk.com/所以对通常人而言zh-CNFri, 24 Mar 2017 00:00:00 GMTFri, 24 Mar 2017 00:00:00 GMT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sy-blog generator120所以对通常人而言http://www.rmruk.com/ui/img/logo.jpghttp://www.rmruk.com/<![CDATA[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http://www.rmruk.com/918102/39969.aspx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

文兴吾  李后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是“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求发展,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把握和处理好当代科技进步成就提供的发展机遇,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地联系起来。建议中央政府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

关键词:中国西部;农牧区;包容性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G322.0F127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2-0195-08

2012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201211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5313,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59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新性运用求发展,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绿色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基于生态文明的知识与制度机制的发展亦即“绿色发展”。

为何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般而言,是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在阐述: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优势开始减弱,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外生性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1]

把上述认识与“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这种判断结合起来,也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创新驱动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那么谈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似乎是悖理的。20141216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穆荣平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创造的社会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创造,涉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方法创新及其商业化应用与社会扩散活动”,并把“创新驱动发展”诠释为“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由此推动我们以更宽阔的视野对“创新驱动发展”作出更基本、更准确的把握,并且深入思考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中国西部农牧区的“落地”问题。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包容性创新

“包容性创新,是伴随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而逐渐确立起来的。2012年5月,(中国)国家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亚太地区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研究联盟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和模式、基层创新推进和传播、政策环境、创新实践等进行了探讨与交流。201211月,经合组织(OECD)在南非专门召开以包容性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OECD认为,包容性创新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诀窍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展创新活动,使他们能够获得并享受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亲自参与、推动、实施具体的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这也被称为草根创新

对于包容性创新这个近年产生的研究主题,我学术界已有一些著述[2]—[6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合作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书,对包容性创新与中国包容性创新的研究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该书指出:中国有关创新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快技术追赶、鼓励在技术前沿领域开展创新(“前沿创新”),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创新战略较少涉及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和弱势群体。然而,新兴经济体中长期存在着不平等和多样性问题,“包容性创新”战略理应成为“前沿创新”的补充,共存于一个多角度和相互支撑的包容性框架里,使创新成为社会平等和减贫的重要驱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7]并且,给出了“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的比较对照表7,给出了包容性创新的大基本要素:支付得起、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广覆盖。7。该书认为:中国已经有许多包容性创新计划和项目,但是缺少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政策和战略;中国政府应大力推进包容性创新,出台统一且协调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政府可以从目标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中受益,因为它可以成为减少财政负担的有力工具,同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7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两个组成部分,学术界是存在共识的。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当然包括包容性创新。因为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深刻含义,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全面建成,二是必须全面确保全国各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二、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1.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一般而言,中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与后进地区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全部都在西部,30个自治州中有27个在西部,120个民族自治县(旗)中有83个在西部,分别占全国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三级自治地方总数的100%90%69%。西部地区是全国农村人口分布最高的地区,有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西部农牧区,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城乡,是以土地、草原及其生态、文化景观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区域。农牧区的(县、镇)城市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农牧区发展的城市经济;其工业原料来自农村、牧区,企业产品与市场一般也是面向农牧区。

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已在19771987年间实现了起飞,目前已进入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的走向成熟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后期阶段。而西部农牧区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罗斯托理论中的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前期之前的阶段,即低位均衡阶段。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起飞,至今仍然是大部分西部农牧区推进科学发展的基本任务。

 

 

 

 

 

 

 

 

 

 

 


长期以来,广大西部农牧区处在深刻的发展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发展不足的贫穷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不当的掠夺性的粗放型开发问题。后果表现为森林过伐,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加剧,人民群众贫困;不仅给其他地区带来灾难,也使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致命的困境。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问题,从根本讲,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

西部农牧区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大中城市;境内现有的城镇人口少、规模小,多是以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存在,在经济上对周边经济发展的带动性甚微。另一方面,受高原、山地、荒漠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土地承载能力较为低下,人们居住的空间极为分散,从而造成其在整体上远离大中城市的同时,在其内部又远离交通干道和中心城镇,形成对外对内的双向封闭格局。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牧民销售农牧产品和购买现代生产要素的运输费用,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其产出和投入的商品化,阻止了其农牧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

由于信息闭塞,同时受不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的影响,导致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封闭和思想观念的守旧,形成了特定的封闭区域、封闭文化、封闭经济和封闭人口特征;不少贫困农牧区为“贫困文化”所笼罩。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经济上合理的生活模式将遭到最严重的内在困境;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有赖于合理的技术与法律,而且取决于人们所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与倾向。

2.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在生态区位上,从宏观上看,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关键源头;从微观上看,西部地区大多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如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它们或者是地势台阶的交汇区,或者是干湿交替带,或者地处沙漠边缘,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这些地区高寒多风干旱、物质迁移迅速、外力侵蚀强烈,自身环境承载能力极为有限,干旱、风沙、盐碱与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从1999年至今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核心就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根本发展西部,使西部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建设西部生态屏障,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及维持,主要参与者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他们不仅需要生态环境效益,更要考虑经济收益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此,可持续的西部生态屏障,如图2所示,是一种多因素体系;它不仅包括发达的植被生态系统,而且包括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包括当地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及代内、代际公平意识,包括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在这项宏大建设工程中,政府引导、科技催化、企业兴办、群众参与是基本动力。实际上,中国已经推进的很多生态工程项目,都是在优先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 


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实现西部农牧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其间的科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一是认识论,如何系统地辨识区域社会、经济、环境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二是方法论,如何从技术、体制、行为三方面去控制区域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三是技术手段,如何将生态学原理(包括社会生态学原理)运用到区域产业、社区及景观设计、规划和建设中去,促进区域生态支持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科学研究的使命就在于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命系统,从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三、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西部农牧区没有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处于对内对外双重封闭之中;其经济环境非良性循环模式”“空间格局导致资本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人才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劳动分工困境[8]已经从多个方面表明了:不可能出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驱动发展或投资驱动发展,不可能以资源、环境、土地等为代价的要素驱动模式实现经济的起步与腾飞。然而,西部农牧区又必须要发展,否则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落空,我国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力量走出困境。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一般而言,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才到创新驱动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对过去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超越,是对强调生产要素质量及利用率实现的集约型发展的升级。但是就一个国家的地区的发展而言,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系统内部促变因素的缓慢积累,达到足以打破系统的稳定时引起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受到外因的激发或推动而打破系统的稳定,导致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快速的激变过程。对于不发达地区,往往因为其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促变因素薄弱,或者系统的稳定性太大,致使它的现代化进程、跨越式发展,外因的促进或推动十分重要,不能不变成外源性变革与内源性变革交互作用、外源起极大作用的过程。西部农牧区的发展状况就是这样。当前,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已为西部农牧区“充分利用外力推进社会发展”创造了现实的良好条件。而对于西部农牧区这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系统,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西部农牧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引进和采用高新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跨越”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跨越”和“效益跨越”,这就是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同时,高新技术作为对人类与环境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晶,它充分考虑了环保的需要,具有突出的“环保优势”。只有紧紧抓住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和“环保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完成由外延型粗放增长向内涵型集约增长的转变。

第三,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对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全国一盘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信息硬件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产品生产国;由于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对外贸易摩擦不断。然而,广袤的西部农牧民却没有充足的电力可用,处于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以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可以扩大内需,缓解因长期投资拉动增长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压力。另一方面,加大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既是中国信息化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中重要和长期的战略,也是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判断,是急需弥补和发展的新产业。因此,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而开发出的新技术、新产品,不仅对西部农牧区有意义,而且有全国意义、世界意义;从而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尤其是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大量、集中采购,将促进我国把为广大农村提供先进、实用、方便、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新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作为大力发展的“战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对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思考

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需要。那么,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哪里呢?应该明确,“人人能参与创新,人人能分享创新”这一“包容性创新”的理想,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人民而言,只有在“人人能分享创新”的基础上,才有“人人能参与创新”的现实可能。换言之,关于包容性创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对草根创新的支持——惟有国家首先加强加大“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西部农牧区才可能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可能。从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讲,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而言,只有在国家先期“以工哺农”的基础上,才可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链条中。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对于西部农牧区而言,切实“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当务之急。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突出特点,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适应“互联网化”的时代要求。当前,数字化电信、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信息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使用低成本的传播知识和交流知识的现代手段;由此也就奠定了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一,信息高技术产业变革着西部农牧区的空间结构。

传统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实空间,虚空间是作为信息存在及流动的空间。对于信息时代的空间形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人类所生存的空间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已经不一定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中完成了;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中,我们已经不得不在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同时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时空同步与时空异步、物质活动与虚拟活动将同时进行。

作为虚空间与实空间的有机融合,灰空间的产生与出现标志着空间向知识化与智能化的转型。灰空间由物质场所、可上网的固定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移动电话或掌上电脑等)以及网络设施所构成。当然,这个空间也不能缺少人及相应的组织机制的存在。从空间范围上讲,灰空间可以是一个建筑、居住区。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空间组织以智力活动为核心,主要从事智能化、数字化的活动,知识产业、知识工人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这些新的空间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空间增长的单元。

信息时代的空间变革,通讯网络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交往及娱乐方式。比如聊天室、BBS(电子公告牌系统,网络论坛或网络社群)等的出现,人们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交谈,或就某一个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通过远程通讯网络在线互动的学习、工作方式,使社区网络组织化程度加强。远程通讯网络技术还可以向缺少医生和医疗设备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对某个偏远地区的病人,可以就其病情进行网上专家会诊;而这些专家不仅来自国内,还可能包括国际的权威专家。尤其是,伴随着远程通讯技术在生产、销售与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战略合作联盟等新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出现了,此类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其无边界的特性,这个特征对于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外部科技与人才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第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开发区域农牧业资源,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而要让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就必须让他们有了解和学习现代技术的条件。现代信息技术,是向处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的农牧民有效地传播科学生产、健康生活的知识,最强有力的手段。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着眼于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以增强当地人们对内对外交往、提升经验和洞察力为直接目标。从本质上讲,是努力将知识要素、科技要素注入西部农牧区,以新要素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不断推进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求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其次,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对农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通过改变他们生活的外部自然环境来实现,而是通过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能力来实现,不会直接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环境、自然村落与景观,是一个“时间移民”过程。例如,当电视机深入到农牧区的家家户户,广大农牧民将看到许多因穷山恶水而被阻隔在家乡外头的新鲜事,更神奇的,这些外头新鲜事近如咫尺,就在他们眼前。电视将开拓他们的视野,激起他们的雄心,编织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尽管地理位置并未改变,但从思维、情感等方面看,他们已进入另一个空间,完成了他们的角色转换,在精神方面成为另一文化空间的“居民”。

第三,西部农牧区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实现全新的理念:依据“实空间”与“虚空间”相统一的“灰空间”建设。一方面,西部农牧区传统的分散居住与活动的农牧业,是低成本循环式,没有任何资源在传统农牧业中被浪费或成为垃圾,而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则将破坏这种低成本循环式,产生需要特殊处理的大量垃圾,并造成使土地的肥力减退;长此以往,既是人畜类便的垃圾围城,又是土地生产力的消退。另一方面,西部农牧区分散居住特色,本身是巨大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这些旅游资源将消失,农牧民也就失去了发展“民居旅游服业”分享这些财富的机会。在运用“灰空间”推进西部农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牧民在“实空间”中分散居住特色不变,但是农牧民间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成就进行着频繁不断的相互交往、互相帮助,共同商议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如果需要在“实空间”汇聚,则发出邀约信息。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流”引导“人流”、“物流”的基本方式。

第四,当代信息技术在西部农牧区的广泛运用,不仅在扩展眼界、转变观念,消除贫困文化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共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教育和保健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激活、放大区域的科技能力与水平、教育能力与水平、卫生能力与水平、文化能力与水平,为经济起飞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能有效地解决本土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使教育资源有效地服务西部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第五,在中央主导下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可以在新信息技术条件下重构西部农村反贫困发展宏观模式。例如,对于林毅夫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10]的论断,我们指出:推进西部贫困农村社会信息化发展,将奠定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技术基础。随着农村人口不断知识化和技能化,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逐渐分化,形成新的社会分工,直接从事农村生产活动的人口数量将不断变小;而流动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也可以稳定地分布到城镇的不同阶层之中,不会变为城市的无业贫民。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广大农牧民的就地现代化。可以预见,在西部广袤农牧区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上会推动一些要素的聚集,推动人流、物流、技术流的集中,从而使信息服务业成为城镇的基础产业,由此不断深化城镇的信息化进程。当然,不断拓深内涵的城镇信息化发展,又为广袤农牧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诸如,信息社区设计、人才培训、设备购置、维护修理等等。尤其是不断丰富、不断更新、富于本土特色的内容提供,例如科普及本土知识电视片制作、文娱节目制作等,更是需要各种专门人才支撑。这就进一步形成城镇与人才的互动发展,使本土青少年有更多运用知识、智慧参工就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时下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为西部农牧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生活和生态建设中电力短缺问题提供了契机。

在现代社会中,电力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和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有了发电量才有现代化。无电户等于在现代社会被边缘化了。通过发电量就可以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是不是具有现代化因素。然而,作为近现代社会能源主体(主要消费的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大型水电站等,因其能量密度高、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在传统的能源体系中,像西部农牧区这样的边远、人口居住分散的地区要享受现代社会的电力福祉,需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强大的集中式供配电网,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很长的时间周期,而且大电网对偏远地区供电输电损耗很大。于是,西部农牧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经济社会也就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况。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电力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调,西部农牧区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电力对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影响还主要是在家庭生活、学习和娱乐方面,并没有普遍地、大量地服务于农牧业生产与生态建设,以至于西部农牧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一些地区甚至还陷入绝对贫困之中。

进入21世纪,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运用热潮不断高涨,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等,具有能量密度低、分布相对均衡的特点,是与人类社会始终相随的可再生能源。当前,自主购买太阳能光板,在自家的房顶自主发电,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运行,中国各地已不鲜见;并且,在相同资金和技术的条件下,农村的优势大于城市。西部农牧区因其广袤的土地,拥有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巨大优势

 20141112,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北京发布,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预示着中国将加大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利用的力度。如果伴随我国对太阳能大力开发利用的进程,在国家的扶持下使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西部农牧区得以普遍运用,由此而来的宽裕的电力将引发电动农业机械在农牧区生产与生态建设中广泛运用,从而有效地提高农牧民生产和生态建设的能力,不断消除开展现代经济文化活动的自然环境限制因素,例如通过电力空气调节装置营造宜人、宜畜的居家与养殖环境等。另一方面,如果将宽裕的电能上网出售,一当达到适度规模,农牧民也就走上了亦工亦农(牧)的兼业发展道路,增加了全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为此,我们提出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这里存在着如此逻辑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西部农牧区的现代化发展,是由传统的农业化社会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中央政府只要实施“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这两大工程,也就为西部农牧区的经济社会起飞奠定起现实的物质基础,使之拥有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参与竞争的基本能力;其余的事项,都将在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创业中不断兴起与完善。

受教育程度低

 



[1]辜胜阻.有创新驱动,才能击水中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之二N.人民日报,2013-3-28.

[2] 邵希,邢小强,仝允桓.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6)2430

3]吴晓波,姜雁斌.包容性创新理论框架的构建[J].系统管理学报,2012( 6) : 736 747

4]邢小强,周江华,仝允桓.包容性创新: 概念、特征与关键成功因素[J].科学学研究,2013( 6 ) : 923931

5赵武,孙永康,朱明宣,等.包容性创新:演进、机理及路径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6—10.

6高太山,柳卸林,周江华. 中国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J.科学学研究,20144):614621.

[7]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122229459

[8]文兴吾、何翼扬.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33):7175.

[9]甄峰.信息时代的空间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林毅夫.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评世界银行新的“惠及贫困人口的农村发展战略”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59.

 

责任编辑:王永平

]]>
杨国军0Fri, 24 Mar 2017 00:00:00 GMTFri, 24 Mar 2017 01:34:00 GMT
<![CDATA[文兴吾研究员在一类期刊《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文章]]>http://www.rmruk.com/918100/39968.aspx文兴吾研究员在一类期刊《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文章

 

2017年2月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发表了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文兴吾、李后卿俩研究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的文章。该文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是“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求发展,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把握和处理好当代科技进步成就提供的发展机遇,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地联系起来。建议中央政府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

 

--------------------------------------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

文兴吾  李后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是“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求发展,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把握和处理好当代科技进步成就提供的发展机遇,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地联系起来。建议中央政府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

关键词:中国西部;农牧区;包容性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G322.0F127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2-0195-08

2012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201211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5313,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59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新性运用求发展,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绿色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基于生态文明的知识与制度机制的发展亦即“绿色发展”。

为何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般而言,是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在阐述: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优势开始减弱,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外生性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1]

把上述认识与“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这种判断结合起来,也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创新驱动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那么谈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似乎是悖理的。20141216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穆荣平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创造的社会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创造,涉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方法创新及其商业化应用与社会扩散活动”,并把“创新驱动发展”诠释为“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由此推动我们以更宽阔的视野对“创新驱动发展”作出更基本、更准确的把握,并且深入思考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中国西部农牧区的“落地”问题。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包容性创新

“包容性创新,是伴随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而逐渐确立起来的。2012年5月,(中国)国家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亚太地区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研究联盟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和模式、基层创新推进和传播、政策环境、创新实践等进行了探讨与交流。201211月,经合组织(OECD)在南非专门召开以包容性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OECD认为,包容性创新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诀窍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展创新活动,使他们能够获得并享受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亲自参与、推动、实施具体的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这也被称为草根创新

对于包容性创新这个近年产生的研究主题,我学术界已有一些著述[2]—[6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合作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书,对包容性创新与中国包容性创新的研究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该书指出:中国有关创新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快技术追赶、鼓励在技术前沿领域开展创新(“前沿创新”),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创新战略较少涉及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和弱势群体。然而,新兴经济体中长期存在着不平等和多样性问题,“包容性创新”战略理应成为“前沿创新”的补充,共存于一个多角度和相互支撑的包容性框架里,使创新成为社会平等和减贫的重要驱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7]并且,给出了“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的比较对照表7,给出了包容性创新的大基本要素:支付得起、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广覆盖。7。该书认为:中国已经有许多包容性创新计划和项目,但是缺少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政策和战略;中国政府应大力推进包容性创新,出台统一且协调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政府可以从目标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中受益,因为它可以成为减少财政负担的有力工具,同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7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两个组成部分,学术界是存在共识的。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当然包括包容性创新。因为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深刻含义,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全面建成,二是必须全面确保全国各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二、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1.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一般而言,中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与后进地区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全部都在西部,30个自治州中有27个在西部,120个民族自治县(旗)中有83个在西部,分别占全国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三级自治地方总数的100%90%69%。西部地区是全国农村人口分布最高的地区,有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西部农牧区,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城乡,是以土地、草原及其生态、文化景观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区域。农牧区的(县、镇)城市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农牧区发展的城市经济;其工业原料来自农村、牧区,企业产品与市场一般也是面向农牧区。

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已在19771987年间实现了起飞,目前已进入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的走向成熟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后期阶段。而西部农牧区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罗斯托理论中的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前期之前的阶段,即低位均衡阶段。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起飞,至今仍然是大部分西部农牧区推进科学发展的基本任务。

 

 

 

 

 

 

 

 

 

 

 


长期以来,广大西部农牧区处在深刻的发展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发展不足的贫穷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不当的掠夺性的粗放型开发问题。后果表现为森林过伐,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加剧,人民群众贫困;不仅给其他地区带来灾难,也使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致命的困境。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问题,从根本讲,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

西部农牧区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大中城市;境内现有的城镇人口少、规模小,多是以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存在,在经济上对周边经济发展的带动性甚微。另一方面,受高原、山地、荒漠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土地承载能力较为低下,人们居住的空间极为分散,从而造成其在整体上远离大中城市的同时,在其内部又远离交通干道和中心城镇,形成对外对内的双向封闭格局。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牧民销售农牧产品和购买现代生产要素的运输费用,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其产出和投入的商品化,阻止了其农牧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

由于信息闭塞,同时受不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的影响,导致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封闭和思想观念的守旧,形成了特定的封闭区域、封闭文化、封闭经济和封闭人口特征;不少贫困农牧区为“贫困文化”所笼罩。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经济上合理的生活模式将遭到最严重的内在困境;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有赖于合理的技术与法律,而且取决于人们所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与倾向。

2.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在生态区位上,从宏观上看,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关键源头;从微观上看,西部地区大多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如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它们或者是地势台阶的交汇区,或者是干湿交替带,或者地处沙漠边缘,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这些地区高寒多风干旱、物质迁移迅速、外力侵蚀强烈,自身环境承载能力极为有限,干旱、风沙、盐碱与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从1999年至今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核心就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根本发展西部,使西部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建设西部生态屏障,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及维持,主要参与者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他们不仅需要生态环境效益,更要考虑经济收益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此,可持续的西部生态屏障,如图2所示,是一种多因素体系;它不仅包括发达的植被生态系统,而且包括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包括当地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及代内、代际公平意识,包括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在这项宏大建设工程中,政府引导、科技催化、企业兴办、群众参与是基本动力。实际上,中国已经推进的很多生态工程项目,都是在优先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 


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实现西部农牧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其间的科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一是认识论,如何系统地辨识区域社会、经济、环境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二是方法论,如何从技术、体制、行为三方面去控制区域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三是技术手段,如何将生态学原理(包括社会生态学原理)运用到区域产业、社区及景观设计、规划和建设中去,促进区域生态支持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科学研究的使命就在于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命系统,从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三、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西部农牧区没有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处于对内对外双重封闭之中;其经济环境非良性循环模式”“空间格局导致资本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人才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劳动分工困境[8]已经从多个方面表明了:不可能出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驱动发展或投资驱动发展,不可能以资源、环境、土地等为代价的要素驱动模式实现经济的起步与腾飞。然而,西部农牧区又必须要发展,否则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落空,我国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力量走出困境。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一般而言,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才到创新驱动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对过去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超越,是对强调生产要素质量及利用率实现的集约型发展的升级。但是就一个国家的地区的发展而言,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系统内部促变因素的缓慢积累,达到足以打破系统的稳定时引起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受到外因的激发或推动而打破系统的稳定,导致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快速的激变过程。对于不发达地区,往往因为其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促变因素薄弱,或者系统的稳定性太大,致使它的现代化进程、跨越式发展,外因的促进或推动十分重要,不能不变成外源性变革与内源性变革交互作用、外源起极大作用的过程。西部农牧区的发展状况就是这样。当前,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已为西部农牧区“充分利用外力推进社会发展”创造了现实的良好条件。而对于西部农牧区这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系统,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西部农牧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引进和采用高新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跨越”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跨越”和“效益跨越”,这就是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同时,高新技术作为对人类与环境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晶,它充分考虑了环保的需要,具有突出的“环保优势”。只有紧紧抓住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和“环保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完成由外延型粗放增长向内涵型集约增长的转变。

第三,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对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全国一盘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信息硬件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产品生产国;由于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对外贸易摩擦不断。然而,广袤的西部农牧民却没有充足的电力可用,处于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以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可以扩大内需,缓解因长期投资拉动增长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压力。另一方面,加大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既是中国信息化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中重要和长期的战略,也是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判断,是急需弥补和发展的新产业。因此,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而开发出的新技术、新产品,不仅对西部农牧区有意义,而且有全国意义、世界意义;从而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尤其是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大量、集中采购,将促进我国把为广大农村提供先进、实用、方便、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新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作为大力发展的“战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对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思考

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需要。那么,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哪里呢?应该明确,“人人能参与创新,人人能分享创新”这一“包容性创新”的理想,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人民而言,只有在“人人能分享创新”的基础上,才有“人人能参与创新”的现实可能。换言之,关于包容性创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对草根创新的支持——惟有国家首先加强加大“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西部农牧区才可能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可能。从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讲,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而言,只有在国家先期“以工哺农”的基础上,才可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链条中。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对于西部农牧区而言,切实“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当务之急。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突出特点,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适应“互联网化”的时代要求。当前,数字化电信、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信息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使用低成本的传播知识和交流知识的现代手段;由此也就奠定了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一,信息高技术产业变革着西部农牧区的空间结构。

传统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实空间,虚空间是作为信息存在及流动的空间。对于信息时代的空间形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人类所生存的空间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已经不一定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中完成了;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中,我们已经不得不在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同时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时空同步与时空异步、物质活动与虚拟活动将同时进行。

作为虚空间与实空间的有机融合,灰空间的产生与出现标志着空间向知识化与智能化的转型。灰空间由物质场所、可上网的固定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移动电话或掌上电脑等)以及网络设施所构成。当然,这个空间也不能缺少人及相应的组织机制的存在。从空间范围上讲,灰空间可以是一个建筑、居住区。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空间组织以智力活动为核心,主要从事智能化、数字化的活动,知识产业、知识工人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这些新的空间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空间增长的单元。

信息时代的空间变革,通讯网络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交往及娱乐方式。比如聊天室、BBS(电子公告牌系统,网络论坛或网络社群)等的出现,人们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交谈,或就某一个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通过远程通讯网络在线互动的学习、工作方式,使社区网络组织化程度加强。远程通讯网络技术还可以向缺少医生和医疗设备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对某个偏远地区的病人,可以就其病情进行网上专家会诊;而这些专家不仅来自国内,还可能包括国际的权威专家。尤其是,伴随着远程通讯技术在生产、销售与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战略合作联盟等新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出现了,此类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其无边界的特性,这个特征对于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外部科技与人才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第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开发区域农牧业资源,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而要让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就必须让他们有了解和学习现代技术的条件。现代信息技术,是向处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的农牧民有效地传播科学生产、健康生活的知识,最强有力的手段。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着眼于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以增强当地人们对内对外交往、提升经验和洞察力为直接目标。从本质上讲,是努力将知识要素、科技要素注入西部农牧区,以新要素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不断推进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求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其次,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对农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通过改变他们生活的外部自然环境来实现,而是通过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能力来实现,不会直接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环境、自然村落与景观,是一个“时间移民”过程。例如,当电视机深入到农牧区的家家户户,广大农牧民将看到许多因穷山恶水而被阻隔在家乡外头的新鲜事,更神奇的,这些外头新鲜事近如咫尺,就在他们眼前。电视将开拓他们的视野,激起他们的雄心,编织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尽管地理位置并未改变,但从思维、情感等方面看,他们已进入另一个空间,完成了他们的角色转换,在精神方面成为另一文化空间的“居民”。

第三,西部农牧区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实现全新的理念:依据“实空间”与“虚空间”相统一的“灰空间”建设。一方面,西部农牧区传统的分散居住与活动的农牧业,是低成本循环式,没有任何资源在传统农牧业中被浪费或成为垃圾,而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则将破坏这种低成本循环式,产生需要特殊处理的大量垃圾,并造成使土地的肥力减退;长此以往,既是人畜类便的垃圾围城,又是土地生产力的消退。另一方面,西部农牧区分散居住特色,本身是巨大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这些旅游资源将消失,农牧民也就失去了发展“民居旅游服业”分享这些财富的机会。在运用“灰空间”推进西部农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牧民在“实空间”中分散居住特色不变,但是农牧民间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成就进行着频繁不断的相互交往、互相帮助,共同商议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如果需要在“实空间”汇聚,则发出邀约信息。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流”引导“人流”、“物流”的基本方式。

第四,当代信息技术在西部农牧区的广泛运用,不仅在扩展眼界、转变观念,消除贫困文化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共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教育和保健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激活、放大区域的科技能力与水平、教育能力与水平、卫生能力与水平、文化能力与水平,为经济起飞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能有效地解决本土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使教育资源有效地服务西部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第五,在中央主导下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可以在新信息技术条件下重构西部农村反贫困发展宏观模式。例如,对于林毅夫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10]的论断,我们指出:推进西部贫困农村社会信息化发展,将奠定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技术基础。随着农村人口不断知识化和技能化,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逐渐分化,形成新的社会分工,直接从事农村生产活动的人口数量将不断变小;而流动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也可以稳定地分布到城镇的不同阶层之中,不会变为城市的无业贫民。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广大农牧民的就地现代化。可以预见,在西部广袤农牧区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上会推动一些要素的聚集,推动人流、物流、技术流的集中,从而使信息服务业成为城镇的基础产业,由此不断深化城镇的信息化进程。当然,不断拓深内涵的城镇信息化发展,又为广袤农牧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诸如,信息社区设计、人才培训、设备购置、维护修理等等。尤其是不断丰富、不断更新、富于本土特色的内容提供,例如科普及本土知识电视片制作、文娱节目制作等,更是需要各种专门人才支撑。这就进一步形成城镇与人才的互动发展,使本土青少年有更多运用知识、智慧参工就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时下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为西部农牧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生活和生态建设中电力短缺问题提供了契机。

在现代社会中,电力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和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有了发电量才有现代化。无电户等于在现代社会被边缘化了。通过发电量就可以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是不是具有现代化因素。然而,作为近现代社会能源主体(主要消费的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大型水电站等,因其能量密度高、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在传统的能源体系中,像西部农牧区这样的边远、人口居住分散的地区要享受现代社会的电力福祉,需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强大的集中式供配电网,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很长的时间周期,而且大电网对偏远地区供电输电损耗很大。于是,西部农牧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经济社会也就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况。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电力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调,西部农牧区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电力对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影响还主要是在家庭生活、学习和娱乐方面,并没有普遍地、大量地服务于农牧业生产与生态建设,以至于西部农牧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一些地区甚至还陷入绝对贫困之中。

进入21世纪,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运用热潮不断高涨,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等,具有能量密度低、分布相对均衡的特点,是与人类社会始终相随的可再生能源。当前,自主购买太阳能光板,在自家的房顶自主发电,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运行,中国各地已不鲜见;并且,在相同资金和技术的条件下,农村的优势大于城市。西部农牧区因其广袤的土地,拥有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巨大优势

 20141112,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北京发布,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预示着中国将加大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利用的力度。如果伴随我国对太阳能大力开发利用的进程,在国家的扶持下使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西部农牧区得以普遍运用,由此而来的宽裕的电力将引发电动农业机械在农牧区生产与生态建设中广泛运用,从而有效地提高农牧民生产和生态建设的能力,不断消除开展现代经济文化活动的自然环境限制因素,例如通过电力空气调节装置营造宜人、宜畜的居家与养殖环境等。另一方面,如果将宽裕的电能上网出售,一当达到适度规模,农牧民也就走上了亦工亦农(牧)的兼业发展道路,增加了全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为此,我们提出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这里存在着如此逻辑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西部农牧区的现代化发展,是由传统的农业化社会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中央政府只要实施“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这两大工程,也就为西部农牧区的经济社会起飞奠定起现实的物质基础,使之拥有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参与竞争的基本能力;其余的事项,都将在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创业中不断兴起与完善。

受教育程度低

 



[1]辜胜阻.有创新驱动,才能击水中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之二N.人民日报,2013-3-28.

[2] 邵希,邢小强,仝允桓.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6)2430

3]吴晓波,姜雁斌.包容性创新理论框架的构建[J].系统管理学报,2012( 6) : 736 747

4]邢小强,周江华,仝允桓.包容性创新: 概念、特征与关键成功因素[J].科学学研究,2013( 6 ) : 923931

5赵武,孙永康,朱明宣,等.包容性创新:演进、机理及路径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6—10.

6高太山,柳卸林,周江华. 中国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J.科学学研究,20144):614621.

[7]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122229459

[8]文兴吾、何翼扬.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33):7175.

[9]甄峰.信息时代的空间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林毅夫.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评世界银行新的“惠及贫困人口的农村发展战略”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59.

 

 

]]>
杨国军0Fri, 24 Mar 2017 00:00:00 GMTFri, 24 Mar 2017 01:33:00 GMT
<![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日程安排]]>http://www.rmruk.com/912019/39967.aspx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地 点

4

10

9:00

18:00

报到及所须提交的证件

 

1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由考生本人签字用于存档。

2学生证

(应届生提供)

原件及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由考生本人签字用于存档。

3、学历证书、毕业证

(往届生提供)

原件及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由考生本人签字用于存档。

4、个人近期免冠照片

1寸,体检时使用,无需交给学院

4

11

8:30

10:30

专业课笔试

(同等学力加试到1130

复试报到时

详见附件1

2:00

5:30

专业课面试

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1240开始面试

复试报到时

详见附件1

4

12

700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注意:早晨空腹

科研大楼门前

统一集合

1:30

6:00

英语口语听力面试

复试报到时

详见附件2

4

13

300

1向复试考生发放成绩单。

2、通知拟录取考生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回复确认

待录取。

科研大楼

A609研招办

 

]]>
四川省社科院研招办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8:27:00 GMT
<![CDATA[后勤管理处党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帮扶活动]]>http://www.rmruk.com/910013/39966.aspx近日,后勤管理处党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与院内三个孤老困难家庭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

经过走访,发现院落内段姓住户室内电线、插座等年久失修,安全隐患突出。后勤管理处党支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安排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帮扶活动。段姓住户孤身一人,年约80,无儿无女,行动不便。323日上午,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段姓家中,开展帮扶活动。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助其更换了老化的电线、插座、开关、灯头等,还为他家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后勤管理处党支部表示,将继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开展帮扶活动,并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帮扶计划,开展切实有效的帮扶活动,让孤老弱势群体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温暖,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力量。

]]>
马昌礼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7:56:00 GMT
<![CDATA[俄美关系的变与不变]]>http://www.rmruk.com/109006/39964.aspx

主张重置美国对外政策并改善美国对俄关系的特朗普上台后,俄罗斯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力挺特朗普,在俄主流电视台的众多时事谈话节目中,甚至一度呈现出普遍以看好俄美关系为主调的场面。然而,特朗普终究是美国总统,在美俄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并未减轻的背景下,他似乎也无力让那些期待他“善待俄罗斯”的俄各界人士如愿。当俄罗斯人听到特朗普就克里米亚问题做出的强硬表态后,俄罗斯媒体顿时失去了谈论俄美关系走向的兴趣,俄智库专家似乎也不再看好俄美关系的未来。

然而,俄美关系真的不会发生变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相互敌视的紧张关系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程度”,双方几乎进入了即将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状态。美俄军事实力名列全球前两名,若发生军事对抗,不仅会两败俱伤,而且对全球整体局势也会构成严重挑战。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不至于走向军事对抗的深渊。

俄美关系继续恶化不是选项,这个道理相信两国领导人都明白。特朗普认为,美国没必要与俄罗斯陷入敌对状态。普京也清楚,继续与美国对抗或许会使俄经济发展遭受巨大灾难。客观而言,特朗普改变对俄关系的想法和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而普京出于寻求俄罗斯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需求,自然也对俄美关系回暖充满期待。

变化与调整是俄美关系走势的必然。但实际上,对普京和特朗普而言,要完成促进双边关系改善的任务,却异常艰难。俄美全面恢复关系之所以“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就是因为,两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并未、也不大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分歧是双方关系保持“不变本色”的基点,即使特朗普心怀改善对俄政策的强烈意愿,他也无法让俄美关系完成某种逆转或翻盘。经过两国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长期精心打造,俄美关系的“不变基础”已经难以推翻。俄美关系回暖的政治基础,是两国各自国家战略利益能够呈现出一致的状态。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固然重要,但在两国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条件下,莫斯科与华盛顿不大可能成为携手而行的战略伙伴。

然而,俄美关系前景也未必就注定悲观。事实上,美俄双方都有改变其对外战略方针的需要和空间。作为一个具有务实商人背景的总统,特朗普其实已经表现出对“美国领导世界”状态的疑虑和不安。如果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担负“统领世界政治和军事的使命”,那么对于以干涉他国事务为特点的对外政策,美国是不是该进行某种务实的修改?美国对俄实施战略遏制的长期国策是不是该进行调整?美国视俄为天然对手的思维模式是不是该发生改变?而对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各界而言,如果美国勇于修正对俄政策,俄罗斯在发展对美关系方面迈出的步子肯定会更大,在寻求双边合作的路上肯定会走得更远。

从目前情况看,俄美两国尚未在重新定位双边关系方面找到战略共识,但双方寻找利益契合点的努力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俄美关系转暖之路注定布满重重障碍,但谁能断言“敢于创造世界的特朗普”在发展对俄关系方面不会做出力排众议、出其不意的安排呢?

 

]]>
汪嘉波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6:28:00 GMT
<![CDATA[高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三大导向]]>http://www.rmruk.com/109012/39963.aspx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一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围绕规划纲要制定的发展目标,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办好公平优质教育”、“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定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等多项重点工作任务。如何办好公平优质教育?高校“双一流”建设是“扶优”还是“扶弱”?有的政协委员建议,除了中小学教育要均衡发展外,中国大学教育也应该均衡发展;国家教育资源应多向二本三本大学倾斜。这些热点问题关系到高校教育资源分配的战略性选择。
 
  高校教育资源包括人、财、物三部分。物质资源是基础,经费投入是保障,人才资源是关键。优秀教学资源包括教师、学科建设两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在高校办学活动中,师资和学生是主体。师资水平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办学状况影响招生,而生源质量影响教学效果。可见,高校教育资源状况与办学水平密切相连。值得指出的是,高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也不是追求绝对公平,而是要遵循科学的原则,把握正确的发展导向。具体来说,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需把握以下三大导向。
 
  第一,区域分布均衡发展的导向。受历史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大城市,院校发展与学科布局、重点高校招生存在失衡状态。近年来,通过专项招生计划,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9万余人,较2015年增长20%以上。今年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从长远发展来看,办好公平优质高等教育,需要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改善高等院校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建设一批新的国家重点院校,加大人才引进、资金投入、学科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等方面支持力度,扩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公平。
 
  第二,学科建设均衡发展的导向。高等院校学科资源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保障,关系到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十三五”规划制定的教育现代化九项重大工程中,第五项即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但如何实施确实需要把握正确的发展导向和路径。就学科结构而论,“双一流”建设应该注重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平衡。陈宝生部长指出,“双一流”建设目标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其遴选工作基本上是第三方在做。“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进行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这表明,学科建设对于高校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三,院校结构均衡发展的导向。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后期,正快速迈向普及化,高等院校分化日趋明显。从招生现状来看,尽管高校整体录取率大幅提升,但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重点大学招生竞争依然激烈。相比之下,高职院校和普通三本院校乃至某些二本院校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源危机。这种趋势加剧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办学的竞争。为此,改善办学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和成效,成为高校普遍而紧迫的任务。从高等学校结构现状看,2000年至2015年短短的16年间,我国新建本科院校678所,占全国普通本科院校的55.6%。为此,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和管理也亟待加强。各类高校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培养目标不尽相同。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量,高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必须兼顾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的发展要求,注重普通高等院校发展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发展的平衡。由此可见,“十三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举措,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高校资源均衡发展的导向相互关联,互相制约。一方面,高校资源区域发展均衡、院校发展均衡中包含着学科发展均衡,另一方面,学科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均衡发展,也促进区域高校院校发展。因此,在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中,国家需要统筹兼顾,引导高校资源均衡发展,从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和办学水平。
 
]]>
张亚群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5:59:00 GMT
<![CDATA[让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生力军]]>http://www.rmruk.com/109007/39962.aspx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带动新兴产业崛起,促进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当然,不能要求所有基础研究都直接面向市场、面向产业,但目前确实存在基础研究远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让企业更多参与到基础研究中去,成为基础研究的生力军。

  转变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固有观念。许多企业认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品,应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来承担。事实上,当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不一定能及时掌握市场需求、迅速捕捉技术创新动向,因而其所从事的基础研究不一定切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而企业对市场变化最敏感,也最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能够找准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基础研究方向。实践中,那些主动进行基础研究的企业,一旦实现研究突破,就能抢占产业核心技术制高点,有力推动新产品开发,创造新的产业技术应用,进而增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

引导企业进行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应当说,很多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运用于产业发展,但如果基础研究完全不考虑产业应用,其成果不能较快用于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它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因此,应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突出研究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那些具有企业技术问题导向、与企业应用需求直接相关的基础研究,能够有效破解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并在推动产业技术突破的过程中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

  发挥专利保护的激励作用。由于基础研究属于研究发现范畴,其研究成果往往并不在专利保护范围。这导致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经济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抑制了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为了激励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可以考虑从基础研究中划分出具有实用性特点的衍生性专利,将其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还可调低基础研究衍生性专利的实用性标准,或在不同产业对专利实用性的含义进行不同界定,使基础研究的成果更容易转化成具有实用性特点的专利,以使企业投入基础研究能够获得合理回报。

  加大对企业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进行基础研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等资源,而且其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短期难以获得回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基础研究资源不足,仅凭自身实力很难开展基础研究。为了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应加大科技经费对企业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推进在企业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引导企业建设基础研究基地,吸引更多基础研究人才加入企业。还可以对企业实行税收补贴,对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采用加倍税收减免的办法,以降低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起步难度。

  为产学研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当企业由于研究基础和资源不足而无力独自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时,可以借助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基础和资源,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来攻克企业面临的基础研究难题。可以考虑用各级政府的科技基金资助企业与学研方合作的基础研究项目,也可对产学研合作研发的优秀成果给予奖励。还应制定规章制度,保障产学研各方在合作研究中获得相应利益,促进产学研合作有效、可持续进行。

]]>
王季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5:46:00 GMT
<![CDATA[行政哲学:社会变革时期的哲学回应]]>http://www.rmruk.com/109002/39961.aspx

  当今世界面对解决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使得国家治理与政府的作用凸显。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国家和政府面对的问题更加多元与复杂,要解决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就需要构建一个不仅能对现实问题具有解释性,而且还必须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一门交叉科学——行政哲学作为时代的回应应运而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行政哲学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以哲学的视域和方法,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创新性的拓展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行政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行政哲学存在的图景

 

  行政哲学是哲学研究的分支,也是行政学的重要领域。行政哲学是对人类行政活动过程本质与规律认识的反思及跃迁活动,即对一定的行政理念、行政制度所进行的反思与创新的活动。

 

  行政哲学具有如下特性:思辨性。行政哲学是以哲学的样态为其存在形式。它不是对人类具体行政活动的探寻与揭示,而是对行政活动规律、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并形成本质的认识。自觉性。行政哲学的自觉性来源于哲学的本性,具有不断地对业已形成的行政理念与认识进行反思与批判,从而实现自我完善与提升的自觉性。创新性。行政哲学的目的是通过对一定的行政理念与行政制度的本质进行反思与批判,使原有的理念与制度产生跃迁或重构,突破原有的羁绊达到创新,从而推动理念与制度的发展与提升,以使其更加符合行政现实的要求或对行政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

 

  行政哲学的定位。从性质的角度定位行政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应用哲学研究范畴;从层次的角度定位行政哲学是行政学的基础科学,行政哲学是对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升华,是行政学的元理论,是行政学的基础科学。

 

行政哲学的作用。行政哲学的作用是在思想层面上通过行政理念与行政理论的反思、批判而达到行政理念与行政认识的跃迁、升华、创新,从而建构新的行政理论,并使这种行政理论对行政现实更加具有说明性、概括性、指导性与引领性。行政哲学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为行政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及决策智慧,更好地为行政现实服务。

 

  行政哲学研究的内容

 

  人类行政活动过程的复杂性与活动范围的宽泛性决定了行政哲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性。行政哲学研究的内容可从历时态与共时态两个维度展开。

 

  行政哲学的历时态维度是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考察与探寻行政哲学在人类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的理论形态。不同时期与流派的行政哲学并不会因历史的变化而丧失其意义与价值,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阐释都具有超时代的特性。共时态的维度则是从现今行政现实中所应解决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来构建其研究的内容体系。从现实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又以理论回应、深化和破解现实问题,这是行政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根本途径。我们认为,如下问题应成为中国行政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行政理念问题。行政理念作为行政主体对行政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解释行政本质的意义和引领行政发展方向的功能,它的建构与取舍对行政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同的行政理念决定不同的行政行为方式,决定不同的政策制定导向,预设了行政活动的价值尺度与发展方向,深刻影响着行政目标的实现程度。在理念建构上,既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善政、尚德、贵和等丰富的思想资源,又要吸纳现代西方政府管理中的民主、规制、服务、公平等理念的科学成分;在价值选择上,公共行政要将效率、公平、秩序等工具性价值与以人为本的终极性价值相统一,使行政理念承载多元价值的重要使命。总之,当代中国应构建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效率、市场与竞争、善治与服务等现代的行政理念,并使其成为我国行政发展的思想动力,为我国的行政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行政价值问题。行政应追求怎样的价值?行政的价值何在?这是行政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行政价值的形成、跃迁、创新对行政而言意义重大。世界各国,特别是东西方政府不同的行政价值追求使得其国家所走的行政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因此如何总结我国传统文化中国家治理的经验,吸收西方国家行政价值的精华,建构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行政价值在目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价值问题应主要探究权力与权利、管制与服务、效率与公平、制度与伦理等关系问题。

 

  行政作用问题。行政应具有怎样的作用?行政应怎样发挥作用?行政作用的范围有多大?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因此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的条件下,我国行政要发挥强势、有限政府的作用。作为强势政府,就要发挥好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做有为的、责任的、效能的、法治的、服务的政府;作为有限政府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行政伦理问题。行政伦理问题是目前行政学界、政治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行政伦理的本质在于追求行政行为与行政制度的合道德性及行政人员的道德自律性,包括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两个层面和整体的制度规范与个体的自律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双重含义,个体伦理包含规范伦理与心性伦理两方面内容。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是相互作用,互为前提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将为行政改革提供制度的伦理资源,从而保证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加强个体伦理的建设将使提高行政效率成为可能。

 

  行政发展问题。从行政哲学的维度理解的行政发展则是一个由以物本为标准转向以人本为标准的发展,是以发展的人本价值向度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为核心内容的行政发展。行政发展的人本价值向度在于摒弃把发展看作单纯经济增长、单一的社会结构变革,而是把发展看作“整体的”“综合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的协调发展。所谓整体的,是指在发展模式上,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在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协调一致;所谓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则是指把人的发展看作是发展的根本主题、目标与评价标准。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分配正义,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共享来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共享来矫正社会发展的畸形,通过共享来弥补社会发展的贫富差别,通过共享来协调社会发展的失衡。共享发展的公平性体现为发展起点的公平、发展机遇的公平。中国的行政发展研究除上述问题外,还应研究行政发展的内容、动力、原则、途径及行政发展的价值评价问题。

 

行政方法问题。行政方法问题不是简单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是一种观念或方法论的问题。纵观世界行政发展的过程,从方法论的层面分析,行政的研究方法是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以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而形成的实证主义的功能性方法论。因此,我们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构建以理性与非理性、事实与价值、刚性与柔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引入哲学的反思、批判的研究方法,以提高行政方法论研究的层面与视角;引入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克服单一的工具理性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引入伦理的研究方法,调整好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建立良性的社会导向机制。

 

  行政哲学研究的价值

 

  行政哲学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行政哲学的研究将有助于建立一门新的交叉科学。行政哲学的研究将把哲学与行政学、管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哲学的视角、哲学的理性思维来研究和解决当下行政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形成系统的理论与范畴,从而建立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新的交叉科学——行政哲学,同时也拓展了哲学的研究领域。

 

  行政哲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行政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改变我国行政理论研究滞后于行政管理实践的现象。从哲学高度来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哲学理论,将会推动行政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拓展行政学研究的思路,丰富行政学研究的内容,提高行政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发挥行政哲学对行政实践的总结性、指导性与解释性的理论功能,促进我国行政学研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本土化。

 

  行政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于,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需要行政理论的指导。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用现实活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可用理论照亮指引现实。中国的行政改革呼唤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行政哲学。用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行政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用哲学的思维来总结、概括、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用哲学的方法来探寻行政发展的轨迹,用哲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力求使理论的抽象回落到具体生动的公共行政生活之中,体现理论源于行政实践、高于行政实践、指导行政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层次的、规律性的行政理论。由此可见,构建能够解决我国行政管理现实问题的,并为之服务的中国的行政哲学理论,是时代的呼唤。

 

  (作者:何颖,系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
何颖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5:26:00 GMT
<![CDATA[中国行政哲学的价值及其呈现]]>http://www.rmruk.com/109002/39960.aspx

  任何一门学科大致都存在本学科的哲学分支领域,承担着为本学科提供价值论和知识论的使命,彰显着学术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价值情怀和自我意识。十几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界形成了重视行政哲学研究的传统,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持续开展了探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进展中,行政哲学提供了知识求取的驱动力和想象力,探索和建构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治理语境下若干重大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取得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在现代性叙事转向中推进学科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持续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点过分强调实用性、把自己当成了一门技艺学。因此,中国行政学界萌生了“应当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突破口,应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推动,通过这项研究,找到一条把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推向世界前列的捷径”的卓越见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叙事转向自觉的现代性言说,这是学术共同体建构自我意识的行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国内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从哲学、文学开始,到社会学甚至到政治学,大体上都经历了一次和现代性思潮乃至后现代性对话的过程,由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现代学术研究的气质和风格。但肇始于行政改革实践需要的中国的行政学,却长久未能自觉地围绕现代性及其批判主题展开有效互动,相关的研究都远未能充分地与现代性价值、认识或知识范式之间展开对话,很多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都未能触及现代性转向中的挑战性问题。在改革叙事方式下,行政管理学难以摆脱被动发展状况,降低了本学科知识求取的层次,也失去了学科的自主性,导致行政管理学构建更高价值和知识的尝试成效不明显。应该说,行政管理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演进的结果,中国行政管理学元话语也必须是现代性叙事而不只是表层的改革叙事。

 

中国行政哲学对这两种叙事的反思和观照,将中国的改革时代、现代性和行政管理学科处理为一幅整体的知识图谱,阐明了改革不过是现代性转向手段的重要观点。行政管理话语从改革叙事转向现代性叙事方式,积极地将学术关怀转向行政管理和现代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上,将学术注意力置于如何基于现代性价值整体地改造政府管理,使之嵌入现代文明秩序。转向现代性叙事的学术共同体,在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精神气质上,都超越了改革叙事的经验主义窠臼,并为以后治理话语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的准备。以此观之,行政哲学研究之于行政管理学的进步,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促进了学术共同走向与现代性知识的自觉对话,提出了补齐未完成的现代性知识的历史责任,使得整个行政管理学拥有了生活政治—民主治理的共享价值,赋予了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现代性的面貌和品质,缩短了该学科与社会科学主流发展之间的差距。

 

  在历史方位审视中求取理论的自主表达

 

  在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治理时代,求取理论的自主表达,成为行政哲学的集体意识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话语,主要是借用和援引西方的理论,缺乏学科本土化建构的学术自主表达的能力,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不能自主做出理论表达的民族是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语言的。中国治理变迁和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积累的辩证批判的学术传统,为中国学者在理论的自主表达实践上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因此,行政哲学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应超越被动表达的窘境,走向理论的自主叙事时代。

 

  行政哲学的这一倡导,首先解决了影响理论自主叙事的认知难题:(1)研究本土化和自主叙事关系,认为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首先是问题的本土化,但这并非仅指研究者用学术语言陈述中国治理的故事,理论的自主叙事要找到构建自己理论的初始起点和概念,要有属于中国的原创概念,否则也就表明未能在现象和事实中获得认识的完成。(2)经济全球化和自主叙事关系,认为自主叙事并非局限于本民族的治理实践,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涉及的所有重大治理问题,也应当是中国学者反思阐释和理论自主表达的对象,而且能够取得为全球认可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在行政哲学对理论自主表达的倡导中,最值得记述的知识事件是服务型政府理论概念的建构和阐述。德国知识社会学大家曼海姆曾说:“某种概念的缺乏,常常不仅表明缺乏某些观点,也表明缺乏千方百计去解决某些生活问题的明确动力。”服务型政府理论概念的原创性价值,体现为以合作制组织为枢纽的行动主义社会治理学术思想的提出,昭示了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行政管理的知识创新。这一理论成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学者理论自主叙事的可能。

 

  在治理变革中反观学科基本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曾对“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过专题讨论,认为今天的社会科学知识中轴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确立的民族国家,国家构成了知识创新的一个无须证明的框架,但处于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网络虚拟化深刻镶嵌交织的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不言而喻地超越了这一无须证明的框架。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建构的深度,决定学术研究的水平。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国行政哲学研究需要回到行政管理学的原初问题或本学科基本理论中重新出发,为知识创新提供价值和知识依据。

 

  近几年来,行政哲学在处理基本理论问题建构时,突破了单一因素的阐释路径,而是将由公共资源有限性、集体行动困境和正义普遍性构成的行动情境作为问题建构的对象,将如何突破这种情境或约束条件作为衡量创新与否的标尺,由此证明历史上以权力方式、理性官僚化方式形成的知识谱系,只不过是突破这一行动情境或约束条件的历史性努力的结果,而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合作制组织为纽带的行动主义超越权力方式和理性官僚制方式,成为突破公共资源有限性、集体行动困境和正义普遍性构成的行动情境的新的尝试。这一理论认识的提出,意味着行政哲学在建构和回应本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也势必引发更多的理论知识创新的出现,例如,对社会治理中的中心—边缘问题的认识、对合作—行动主义理论的探究、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创造公共价值问题的关怀,等等。随着学科基本问题建构的推进和转换,必将引发新一轮知识创新的出现。

 

  行政哲学研究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不同于西方的一个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认识论框架及知识学依据,始终是中国行政哲学多年来刻意追求的目标;行政哲学的每一项探究和努力,都是在担负为学科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知识叙事的义务。行政哲学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中国行政管理学走向成熟的标记。


]]>
孔繁斌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5:07:00 GMT
<![CDATA[读《为文明出征》]]>http://www.rmruk.com/128000/39959.aspx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这场主战场在欧洲的战争,远隔万里的中国本可以持中立态度。但由于日本趁机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对德国的战争,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进而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人的警觉。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于是也开始考虑如何借一战之机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尤其是防范近邻日本的野心。当然,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直接派兵参战并不现实,于是就有了后来派出华工支援协约国之举。徐国琦教授的新著《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讲述的就是这段百年前的历史。

1916年8月,第一批华工远赴法国。根据徐国琦的研究,到一战结束之际,先后有14万华工远渡重洋来到法国。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为文明出征》告诉我们,华工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保卫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一群普通人,但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而且,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及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

正是包括这14万华工在内的前辈的伟大奉献,中国争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却未能如愿收回山东的权益,这一屈辱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愤,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工人运动,催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华工们的不凡经历是触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的重要力量,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百年烟云,转瞬即逝。一战华工的背影渐行渐远,但他们在历史上写就的浓重一笔应为世人永远铭记。诚如徐国琦所说,一战华工的历史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虽然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但经过100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摸索实践,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研究,一直未受到中国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而在西方,关于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拯救西方文明作出的贡献,也曾长期被遗忘。徐国琦20多年来遍访世界各地档案,借助大量珍贵史料,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从人类文明交流与进步的角度,为我们完整地还原了一战期间14万多华工背井离乡奔赴西线战场,为守护文明而奋不顾身的真实故事,并深刻剖析了华工参战对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重要作用。《为文明出征》无疑将帮助中外读者对这一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是对华工赴法100周年最好的纪念。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我们纪念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的阴影重现,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战华工赴欧之旅是一次文明交流之旅,一战华工实乃“为文明出征”。我们坚信,人类可以通过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实现共同进步。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和谐相处,交流互鉴,共享繁荣。

(作者:高磊 系五洲传播出版社图书出版中心编辑部副主任)



]]>
高磊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58:00 GMT
<![CDATA[释放专技人员创新创业新能量]]>http://www.rmruk.com/109010/39958.aspx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什么要出台文件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哪些专技人员可以参与其中?专技人员创新创业有哪些情形?创新创业期间采取怎样的人事管理政策?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指导意见》起草的背景和主要考虑。

答: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工作非常重视,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破除制约专技人员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营造支持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政策环境,形成推动科技创新强大合力,是促进和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的重要举措,是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合理利用时间,挖掘创新潜力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人才流动性,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事业单位全面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具体实践中探索了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离岗创业等多种形式,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在推动促进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总结各地区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广泛调研、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指导意见》。

问:《指导意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专技人员。除高校、科研院所之外的事业单位的专技人员,符合不同创新创业方式要求的,也可以提出申请。《指导意见》适用的创新创业活动突出围绕创新这一主题,涉及的创业也是与创新有关的创业。在政策要求上,主要体现在:采取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等方式的,所到企业应与事业单位业务领域相近;在职创办企业的,创业项目须与本人在事业单位所从事专业相关;离岗创业的,须离岗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者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通过这些规定,既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专技人员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又避免一哄而起、“一窝蜂”式的离岗潮,对事业单位正常开展工作造成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包括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都不在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离岗创业的范围内。主要考虑,一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有关“逐步实现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与下属公司剥离,原则上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不再新办企业,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的规定精神相一致;二是与事业单位改革事企分开的目标相一致;三是避免出现一些地方和部门担心的规避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规定的行为。

问:《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具体有哪些政策措施?

答:事业单位结合与本单位业务领域相近企业的实际需求,合作建立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或机制,选派符合条件的专技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有助于实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强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头支持。

《指导意见》明确,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期间,与原单位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培训、考核、奖励等方面权利。事业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业绩突出人员在岗位竞聘时予以倾斜。事业单位应当与专技人员变更聘用合同,约定岗位职责和考核、工资待遇等管理办法;与专技人员、企业约定工作期限、报酬、奖励等权利义务,以及权益分配等内容。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期满,所从事工作确未结束的,三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工作期限;专技人员与企业协商一致,自愿流动到企业工作的,事业单位应当及时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

问:《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兼职创新或者在职创办企业,具体有哪些政策措施?

答: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到与本单位业务领域相近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或者利用与本人从事专业相关的创业项目在职创办企业,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指导意见》明确,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在兼职单位的工作业绩或者在职创办企业取得的成绩可以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竞聘、考核等的重要依据。事业单位应当与专技人员约定兼职期限、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与专技人员、相关企业订立协议,明确权益分配等内容。专技人员自愿流动到兼职单位工作,或者在职创办企业期间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及时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

问:《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具体有哪些政策措施?

答: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者离岗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简称离岗创业),有助于科技创新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指导意见》明确,离岗创业人员的待遇主要包括:一是离岗创业期间,依法继续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创业企业或所工作企业应当依法为离岗创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用,非因工死亡的执行人事关系所在事业单位抚恤金和丧葬费规定。二是离岗创业期间继续执行原单位职称评审、培训、考核、奖励等管理制度。离岗创业取得的业绩、成果等,可以作为其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创业业绩突出,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不占原单位考核优秀比例。三是对离岗创业期间的工资、医疗等待遇,《指导意见》由各地各部门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结合实际确定。四是事业单位应当与离岗创业人员应当订立离岗协议,约定离岗事项、离岗期限、基本待遇、保密、成果归属等内容,同时相应变更聘用合同;与离岗创业人员、相关企业订立协议,明确收益分配等内容。五是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人员离岗创业期间,本人提出与原单位解除聘用合同的,原单位应当依法解除聘用合同;本人提出提前返回的,可以提前返回原单位。离岗创业人员返回的,如无相应岗位空缺,可暂时突破岗位总量聘用,并逐步消化。

问:《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设置创新型岗位,具体有哪些政策措施?

答:在事业单位设置创新型岗位,有两种情况,一是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创新工作需要设置开展科技项目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岗位即创新岗位;二是设立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海外高水平创新人才兼职的流动岗位。设立这两类创新型岗位,均有助于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

《指导意见》明确,设置创新岗位可以按规定调整岗位设置方案,通过调整岗位设置难以满足创新工作需求的,可按规定申请设置特设岗位。创新岗位人选可以通过内部竞聘上岗或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产生。事业单位应当与创新岗位工作人员订立或者变更聘用合同,明确相关内容。事业单位根据创新工作实际,可探索在创新岗位实行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便于工作人员合理安排利用时间开展创新工作。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应当向在创新岗位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倾斜。创新岗位工作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取得的技术项目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科研社会服务成果,应当作为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

事业单位设置流动岗位,可按规定申请调整工资总额,用于发放流动岗位人员工作报酬。事业单位应当与流动岗位人员订立协议,明确工作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要求、工作条件、工作报酬、保密、成果归属等内容。流动岗位人员通过公开招聘、人才项目引进等方式被事业单位正式聘用的,其在流动岗位工作业绩可以作为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和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问: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人事管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何保证创新创业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答:为保证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工作有序开展,《指导意见》规定,根据不同创新创业方式,采取相应的人事管理办法。一是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人员,属于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挂职或者合作期满,应返回原单位。二是兼职或者在职创办企业人员,属于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专技人员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单位同意;单位应当将专技人员兼职和在职创办企业情况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同时,专技人员应该保证履行本单位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三是离岗创业人员,属于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专技人员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单位同意。离岗创业期间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要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处理。离岗创业期满,离岗创业人员可以提出与原单位解除聘用合同,也可以提出返回原单位。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返回的,原单位应当与其解除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办理相关手续。四是事业单位创新岗位人员,属于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流动岗位人员,主要来自企业到事业单位兼职,不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这些规定是对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专技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必然要求,也避免在支持鼓励创新创业工作实施过程中产生“吃空饷”问题或者产生类似过去“停薪留职”导致的诸多后遗症。]]>
杨波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45:00 GMT
<![CDATA[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智库发展北京座谈会]]>http://www.rmruk.com/101010/39957.aspx2017318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大学召开“助推山西发展 塑造美好形象”智库发展座谈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明,院党组书记、院长、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会长李中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长马志超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首都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单位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李中元会长代表协会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全国文化旅游投资发展联盟等12家智库机构签订了战略支持合作框架协议,向与会专家颁发了协会首批聘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梁鹤年教授,《经济日报》原主编、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等5人为被聘为高级学术顾问,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等28人为特聘专家。

李中元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山西亟需在转换发展动力、实施创新驱动上破题,在优化体制机制、推动改革发展上着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综改区建设、开发区建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等上用功,亟需得到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各级各类机构特别是各级各类智库的鼎力支持和大力帮助。北京座谈会后,将在上海、广州等地继续举办此类活动,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高级学术顾问、特聘专家,与海内外各级各类著名智库签订战略支持合作协议,整合智库资源,搭建跨界平台,共同为推动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
漆瑧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23:00 GMT
<![CDATA[《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7)》发布]]>http://www.rmruk.com/101004/39956.aspx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2日共同发布的“金融蓝皮书”《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7)》指出,2017年银行业经营业绩将进一步下滑,不良贷款率继续小幅攀升,但压力会逐步减小,目前要高度关注金融市场风险。

蓝皮书认为,受有效需求不足、净息差收窄以及信用风险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预计2017年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出现下滑的银行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但是,随着实体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不良贷款率继续上升的压力会明显减小。

蓝皮书提示,要高度关注金融市场风险。由于信贷需求不足,目前银行的资产配置中,投资类资产占比已经超过贷款,在一些中小银行中,投资类资产甚至远远超过信贷规模,意味着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已经从贷款的信用风险转变为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市场的些许波动,都可能对债券投资和其他金融市场资产的市场价值造成很大的冲击。银行尤其是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相对有限的中小银行所面临的金融市场风险不容忽视。

]]>
记者 温源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14:00 GMT
<![CDATA[二〇一六年十大医学健康热词出炉]]>http://www.rmruk.com/101004/39955.aspx22日,“2016中国十大医学进展/新闻人物”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2016年度十大医学健康热词”,即治疗、疾病、血液、预防、中医、细胞、心脏、呼吸、肿瘤、癌症。“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机制被破解”等10项涵盖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医学重大进展入选“2016中国十大医学进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郭应禄等10位医学领域新闻人物入选“2016中国十大医学新闻人物”。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旨在评选出促进我国医学科学发展、对全民健康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年度医学进展及新闻人物。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总编辑陈鹏在致辞中表示:“医学的进步,关乎人类福祉、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医学科技的发展,引领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未来,承载着人民对健康的期望。这是医学领域的大事,更是全社会的大事,国家关注,行业关注,媒体关注,百姓更关注。”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表示,“健康中国”不仅是国家战略,也是社会关切,健康中国建设与医学研究者、医护工作者息息相关,现场嘉宾大多是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是构筑“全民健康”的关键力量。今日头条高级运营总监陆芳表示,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传播时代,如何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放大权威声音的音量,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平台需要考虑的事情。

为保证评选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活动组成评审团,并制定了严格的评选流程。活动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人民网、今日头条、赛思健康科学研究院、医学科学报社共同主办,人民健康网、科学网、北京医科报公益基金会承办。

]]>
记者 陈海波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12:00 GMT
<![CDATA[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战略机遇期]]>http://www.rmruk.com/109011/39954.aspx最近几年,具有排他性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浮出水面,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分离主义等与全球化相背而行的“逆风”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不过,从长远来看,眼下正是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以及亚洲经贸一体化的新契机。

首先,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近二十年来,以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全球服务贸易的70%,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全球经济体系与其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区分,不如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经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其次,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全球价值链合作而言利大于弊。TPP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给予优惠待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和发展大趋势看,原产地规则人为割裂了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的重新调整。

再次,齐头并进的亚太自贸区协定(FTAAP)作为推进亚太区域贸易整合的重要途径,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认同。事实上,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的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RTAs/FTAs)的FTAAP建成后所得到的福利效益,要高于TPP等亚太地区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途径。

根据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新西兰四国学者联合研究报告,在货物贸易自由化、货物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取消关税+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三种情况下,FTAAP将使APEC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加0.55%、2.26%和2.33%。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因此,以亚洲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FTAAP有望推动形成新的亚太经贸框架。

根本而言,亚太经贸一体化是亚洲经济繁荣的基石,而亚太贸易框架的形成意在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数据显示,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远远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自2010年起,以中国为中心,东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联欧盟,南联澳大利亚,并通过“中国→美国”、“中国→墨西哥”关联将西半球的北美连接起来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基本形成,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节点与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中心和枢纽。

总之,中国需要积极推进亚太经贸一体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演进的大趋势看,欲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此外,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继续推动以“巴厘一揽子协议”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框架下运行,通过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

]]>
张茉楠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12:00 GMT
<![CDATA[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首次发布]]>http://www.rmruk.com/101004/39953.aspx4亿多年前的麒麟鱼与人类颌骨的演化有何关系?华北15.6亿年前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的发现,揭开了地球演化的哪些秘密?最古老的琥珀中困住的蚂蚁,隐藏着什么样的演化谜题?22日,有着88年历史的中国古生物学会在京发布2016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这十大进展分别为:

——志留纪古鱼揭秘脊椎动物颌演化之路;

——绘制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

——1.3亿年前羽毛β角蛋白的发现使古生物色彩复原更加可信;

——华北发现距今15.6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

——早泥盆世植物根系促进土壤形成及河流地貌转型;

——白垩纪琥珀中发现系列昆虫伪装行为及最原始蚂蚁社会化起源;

——抚仙湖虫腹神经节与泛节肢动物早期神经系统进化;

——瓮安生物群中发现盘状卵裂动物胚胎化石;

——白垩纪中期琥珀中保存的一段具有原始羽毛的恐龙尾部。

——澄江生物群三维保存的大附肢类节肢动物幼虫和辽西发现最早的银杏植物木材化石。

据了解,这些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完成的科研成果,涉及早期生命、古生代鱼类、早期陆生植物、中生代琥珀昆虫和脊椎动物、中生代植物和古人类等研究领域。

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邓涛表示,十大成果反映了2016年我国在古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研究成果,推动了对地质历史时期生命演化历程的认识。

 

]]>
记者 詹媛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11:00 GMT
<![CDATA[人民是最温暖的初心]]>http://www.rmruk.com/109013/39952.aspx   从梁家河到中南海这一路的选择、坚守,标注的都是为民的底色,折射的都是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不变初心

  带着思想印记的岁月,总能让人们驻足回首。近日,央视制作的系列微视频《初心》,截取习近平在梁家河、正定、宁德等地生活、工作时的片段,为我们讲述了党的总书记一路走来坚守不变的初心。“深入人心,满满的正能量”“看了的确很受触动”,视频在热播的同时,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几分钟的视频,能产生如此触动人心的力量,除了真挚的情感、淳朴的话语,归根结底,还在于一字一句、一言一策,都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无论是把奖励给自己的三轮摩托车换成对村民有用的手扶拖拉机、磨面机、粉碎机,还是掷地有声地说出“你当官不要想发财,发财不要在这里当官”,这种发自内心、一以贯之的为民情怀,正是初心的真谛。

  初心不改,在于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习近平的“梁家河情怀”,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念兹在兹的情感与牵挂,是对一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是共产党人精神成长的原点。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说过,“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就会找到”;长在群众中的老县长独龙族干部高德荣,长期坚守在条件艰苦的独龙江畔,“自己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基层干部刘孝刚将全部精力投入村里发展,身患重病的他“晚上在床上疼得哼哼一夜,第二天又跑到村里去了”……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起点,也是不容偏离的根基。

  初心不改,在于始终做到全身心为民服务。为民造福,是共产党执政的价值指向与奋斗坐标。在正定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习近平和同事一起给中央写信,为当地减少了2800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到正定,他给全国各行各业的一百位知名专家学者写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把百姓的获得感作为决策目标,更体现在近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建立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为亿万人民的生活兜底;攻坚脱贫的复杂难题,脱贫人数占世界总数的3/4;努力解决就业问题,连续几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当下,民生指标逆势上扬,体现了党心与民意的同频共振,彰显了执政者的为民情怀。

  初心不改,在于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维护人民的利益,就要防止与民争利、遏制贪污腐败。一段时间,福建宁德机关干部乱占地建房现象严重,群众意见颇大。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决定以清房为突破口来惩治腐败。清房工作涉及几千人,面对后来记者“到底动还是不动,心里有没有掂量”的提问,习近平说,“我们将近三百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两三千人该得罪?”“我就是在那儿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今天,反腐败斗争持续推进,“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一以贯之的坚持与笃定,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这是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知,更是对人民利益的有力维护。

  初心不改,虽远不怠。习近平说,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所以每有新的挑战、新的考验,“脑海里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信天游的背后,是习近平心中挥散不去的人民情结,而从梁家河到中南海这一路的选择、坚守,标注的都是为民的底色,折射的都是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不变初心。

]]>
张凡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10:00 GMT
<![CDATA[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举行]]>http://www.rmruk.com/101004/39951.aspx第二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暨预备会日前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记者获悉:本届书博会将于5月31日至6月3日举行,主会场设于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安排传统展区、特色展区共13个。同时,在唐山市南湖国际会展中心设立分会场,在西柏坡、白洋淀设两个专题展览。“文化燕赵 书香中国”被确定为本届书博会主题。

为将第二十七届书博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充分展示优秀燕赵文化、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和出版物交流平台,本届书博会开幕式前,将开展“迎书博、读好书”全民阅读活动、“书香中国万里行·河北站”专题活动、“书博大篷车·美丽河北行”大型活动以及“运河文化、书香燕赵”“读红色经典 品燕赵文化”等6项活动。展会期间还将开展15项重点活动和上百场次特色活动。

]]>
记者张贺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8:00 GMT
<![CDATA[宁夏开建贫困村文化服务中心]]>http://www.rmruk.com/101004/39949.aspx宁夏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今天开工。据悉,为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文化扶贫工程,宁夏今年将建成606个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中南部9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完成文化设施到村、文化服务到户、文化普及到人、文化扶贫到“根”的“四到”目标,全部项目将于8月底前挂牌验收。

据介绍,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是宁夏2017年十项民生实事之一,项目建成后,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将成为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文化建设重要阵地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项目将参照中宣部“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七个一”标准,一村一策,精准建设,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图书(电子)阅览室,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影视器材,一套体育健身设施。

]]>
记者刘峰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7:00 GMT
<![CDATA[取消药品加成,北京医改迈出关键一步]]>http://www.rmruk.com/109011/39950.aspx昨天下午,《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据悉,该方案将于4月8日全面实施,涉及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推动改革具体落实的相关配套文件也将同步出台。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是国务院今年确定的一项重要医改任务,在两会期间也备受各界代表的关注。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率先发力,显示出对执行医改任务的决心。

这些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比如屡禁不止的大处方问题。

相对于其他的医疗质量或医疗服务内容,大处方是最能带给广大患者直观感受的一个事物。一个本身并不严重的疾病,在经受了各种就医环节之后,没有得到多少关于疾病的信息,却买了一堆价格不菲的药品,面对这样的状况,哪个患者能保持心平气和?

看病成为一次另类的买药历程,这样的情况虽然不能说非常普遍,但几乎每个患者都有过的体验。

而导致大处方的重要推手,就是以药养医体系下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医生的劳动有多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医生让患者花费的药费中体现。在这样的制度下,确实很难让医生或者医院的管理者在对待处方时,只考虑医疗需要而忽视处方所承担的经济利益。

所以,不打破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就很难从根本上消灭大处方的问题。

而打破这种不合理制度的前提,就是取消药品加成,让医药分家。对于医生而言,看病就是看病,药品的价格不再对医生处方产生影响。

在此背景下,从2012年开始,北京等多个省市开始在部分公立医院实施了医药分开改革试点,摸索了相关经验。

现在,北京全面推行药品零加成,就是基于前期积累的经验之上,前景相当广阔。

此外,此次同期对医疗服务价格也实施调整,体现了对知识价值的重视。这为今后北京的医生迈入凭技术吃饭的门槛提供了可能,对医生的成长,是一次极好的政策指引。

当然,以药养医的制度在我们国家实施了已经有将近60年了,对于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进行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特别是配套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才可能更加适应医院的发展。

但是,目标已经明确,再多的困难也都不会成为障碍。就如分娩中的产妇,只要能咬牙坚持,迎来的就是新的生命。

]]>
宋扬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7:00 GMT
<![CDATA[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开幕]]>http://www.rmruk.com/101004/39948.aspx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iConference 2017)今天在武汉开幕。本次年会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单位主办,系首次在亚洲举办,主题是“影响·拓展·提升:跨越信息社区的全球合作”,吸引了国内外500多名信息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

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是全球顶尖信息科学学院联盟成员(iSchool)及其核心小组(iCaucus)的院长每年必须参加的学术会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成员。据主办方介绍,年会旨在通过跨学科交流不断扩展信息科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信息科学内涵。

本次会议包括论文报告、院长论坛、博士生论坛等多种形式,报告涵盖了人机交互、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多个主题,展示了当前国际信息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表示,本次会议扩大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对提高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记者付文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6:00 GMT
<![CDATA[堵住制度漏洞才有公共安全]]>http://www.rmruk.com/109011/39947.aspx西安地铁3号线号称“西安最美地铁”,平稳与安全却引发社会关注。日前,西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安地铁3号线所使用5种规格的由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电缆取样送检结果均不合格。奥凯公司负责人承认,“总价4000万元左右的电缆,其中3000多万元的电缆存在质量问题”。

自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问题曝光后,西安市政府本着公开处理、不遮掩的态度,召开新闻发布会,抽检三号线电缆,向全市人民道歉,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奥凯公司展开审查,依法控制8名相关人员……相比过去一些公共安全事件处理的速度和态度,西安市政府直面问题、迅速行动,给处于安全疑虑中的市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体现出解决问题、维护安全的诚意。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从人人追问的地铁安全问题,到一个公众皆可托付的安全环境,到底需要走多久?这些问题都是直面公众追问所必须回答的。处理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问题,除了就具体事件的责任追究外,还有诸多疑惑需要解开。比如,公众所质疑的陕西奥凯公司,为何在投产仅仅两个月后,就能以低价竞标方式拿下西安地铁3号线的订单?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市场知名度的企业,如何被陕西省工商管理局认定为著名商标?对于这些质疑,相关部门同样应该调查到底、给大家一个交代。

种种猜测的背后,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责任认定及追究,更是安全环境如何构建的根本问题。如果不对其中的猫腻进行彻查,不管住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不堵住令人生疑的寻租漏洞,那么就算补救了一条地铁线的安全,也难以真正筑牢安全的堤坝。毕竟,涉及千万公众安全的问题,不能总是靠“网友曝光”来发现,而公众所要的也不只是涉事人的一次下跪、一声道歉,更多是如何建立制度保障、严防跑冒滴漏,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无虞。

城市公共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也是政府部门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追究责任比公开道歉更为重要,制度建设也远比危机公关更为根本,唯有针对安全隐患追查到底、问责到底,并以制度建设堵住漏洞,才能真正确保安全。社会公众有理由期待西安在有了公开处理、不遮掩的良好开端后,能够在追究责任和制度建设上做更多努力。同时,各地都应以此次事件为戒,把安全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让政府查处、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形成良性互补、合理互动的局面,做到对不良企业和寻租漏洞“拉黑”。

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落实中央要求,不是将安全写在文件里、写在纸面上,还要装在所有人的脑袋里,体现在硬邦邦的制度保障上。唯有如此,才能让城市更有安全感,让开往春天的地铁始终运行在安全的轨道上。

]]>
马想斌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3:00 GMT
<![CDATA[“权利”话语的中国语境]]>http://www.rmruk.com/101012/39946.aspx“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深刻表达了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当自由的精神和原则落实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规则时,政治哲学中的“自由”就是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权利”。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法律体系的构造,还是现代法学理论的话语表达,“权利”都被人们作为基础性概念加以探究和运用。

古汉语中,“权利”乃是动词性意味很强的合成词,意即权衡利害关系,且在道德评价上寓含贬义,并非名词性的法律概念。1862年,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首次将英文“right(s)”译为“权利”。自此已降,古汉语的“权利”一词演变为一个现代法律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现代法学理论的诞生,可谓意义非凡。

中国现代法学理论发端之际,正值西方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传统分庭抗礼而风靡学界之时,它因此而承受着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双重洗礼:既接受了西方自然法学的核心概念,也接受了西方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语词,且逐步建立起一套现代的法言法语,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随之式微。在这个语词系统中,“权利”及其相关概念最能体现其与传统法律文化决裂的态势。严复就认为,用古汉语“权利”一词直接翻译西文“right(s)”不太合适,因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权利”是“小人”之为,他提出用“直”去对译“right(s)”。这表明,人们最初主要是在自然法意义上领会“right(s)”之含义的;但在现代法典的创立过程中,“权利”又必须是实证意义上的规范表达。中国现代法学理论长久地行进在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边界之上,因而铸就了汉语言中“权利”话语的基本特征:人们对“权利”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建构同时兼具伦理价值和规范实证这两种思维模式;“权利”作为法律概念,通常意指一种正当而合理的利益需求和行为方式,权利之主体意涵则随伦理情境的改变而改变。

丁韪良在翻译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就是如何在汉语言系统中安置“正当性”之意义。西文中“right(s)”本身就是法律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根源,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权利”一词则不具有“正当性”意涵,用“权利”翻译“right(s)”能为中国人理解吗?这其实是人类文化跨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

应该说,中国现代法学理论很快就走出了丁韪良的困惑之境,相当明确地区分开了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自然法学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它坚持对法律本身进行道德正当性的评价,这种立场用法学的概念予以表达就是“自然权利”,或者称之为“道德权利”,对法律规范做出道德意义上的肯定性评价就是“自然权利”的使命。现代法学理论之“中国传统”在开篇时,思想家们对自然法和实证法的“权利”话语之不同有着高度自觉,且主要在自然法的意义上使用“权利”概念,诸如“天权”“道德权”等概念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更为流行的一个词叫“天赋人权”,在很大程度可以说,中国现代法律文明的奠基性工作就是人们对“天赋人权”观的倡导。“天赋人权”对译西文“natural right”,在“人权”前面加上一个颇具中国韵味的“天赋”,并不意味着“人权”根源于某种外在力量,而恰恰是为了强调“人权”的不假外求,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天然生就”的,且不可剥夺,表明生命存在本身具有某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有人甚至据此提出“人赋人权”的概念,意即人性为自身的“权利”奠定基础,其道德正当性是不言自明的。此乃所谓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内在自由,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规范秩序,都是以它为基础而得以建立。

康有为明确使用“天赋人权”意义上的“权利”话语批驳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并与之划界,极力颠覆儒家化的法律制度之价值基础,阐明并运用“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命题,以对抗传统政制所要极力维护的“三纲五常”。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人们都试图通过对现实制度秩序的变革,将“天赋人权”观念加以规范化落实,这开启并推动了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建造,华夏文明逐步走出了传统人伦道德世界的窠臼。

中国现代法学理论倡导“天赋人权”,宗旨在于走出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文明,促成传统政治秩序的现代转化,通过“权利”话语表达的“理想法”并非超验的道德价值诉求,相反地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色彩。譬如,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极大地弱化了密尔对个体偏好和独特个性的强调,突出了个体通过担负共同体责任而获得人格尊严的价值取向,这是基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而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其实,中国现代法学理论在发端之时所接受的自然法学,就是在西方也已经严重地实证主义化了;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不仅不存在冲突,反倒相互支援。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利”话语早在清末修律过程中就得以明确宣示,当时所谓“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焦点就在于是否突破等级身份制的礼教传统,而构造一个体现权利主体自由与平等原则的现代法律体系;“法理派”反对“无夫奸”和“子孙违反教令”两种行为入刑,既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方式,也体现了尊重个体独立人格的自然法学思想路径。突破儒家化法律文化传统的等级身份制藩篱,迎接“权利”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法学理论的确需要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和衷共济。

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法学理论的兴盛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人们通常所谓的“新时期法学”就开始于“权利”话语的复苏,无论是最初的“民主与法制”讨论,还是其后的“人治与法治”争鸣,都彰显了“权利”话语的极大诱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权利与义务最终被确立为法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同中国现代法学理论的开端时期,“权利本位论”的法学思维方式兼具伦理价值判断和规范实证的双重特征:“权利本位”表达伦理价值取向,而关于“权利本位”的论证则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人们通过对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法律体系的实证研究,塑造了富有生命色彩的现代“权利”话语结构,自然法学的人文价值关怀获得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规范性的“人权”表述。

一切都确乎始于话语。“权利”话语不再仅仅是遥望天际的理想表达,它更是形塑现实生活秩序的伟大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
赵明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1:00 GMT
<![CDATA[义务乃人类文明维系之根]]>http://www.rmruk.com/101012/39945.aspx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负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诉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古今中外,道德领域的义务都不是国家规定的,而是在社会成员们相互交往中每一成员基于自我良心、辅之以理性对他人行为加以评价所形成的看法:应当(或者“应当不”,或者“不应当”)。

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所以,社会群体成员们各自做出的对各种行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作”,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负有道德义务。

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时间长短不一),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农耕文明时代的法律规则几乎都是义务规则。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譬如中国明清时代长期实行的海禁,就是对人民自由的不适当限制。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这些限制假义务之名、无义务之实。从卢梭到哈特,都抨击这种依靠国家武力的单方面强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它们是不适当、不合理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

相对于义务概念而言,权利(right)是很晚近才出现的概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大约13世纪,伴随着贵族反对王权的恣意侵犯,才在以《大宪章》为代表的法律文件中出现这一概念。“Right”表达抽象、一般意义上的权利。“A right”表示某项具体的权利,“rights”表示一堆具体的权利。要理解“权利”概念,理解抽象、一般意义上的“right”至关重要。

自从晚清修律,将“right”翻译为“权利”之后,中国法学界始终对此概念困惑不解。中国法学界绝大多数人对“权利”的认识的思维是在“利益”和“自由”之间游荡。但是,权利不是利益。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早在20世纪初就批判权利利益论,指出,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并无利益,甚至利益受损,但并不影响他的行为是权利。譬如,一个人炒股倾家荡产,并不影响他的炒股行为是权利。同时,权利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由。权利是在一定约束限制条件下的自由。作为自由而言的权利,受到义务的约束、限制。如果说权利是鸟笼中的自由空间的话,义务就是鸟笼本身。没有义务先定、限定,所有的鸟都在空中乱飞,就会互相打架、互相伤害,就会强者欺凌弱者。所以,没有义务编织的鸟笼,就没有权利自由。

“Right”的真正意思是“正当”。“正当”同“应当”相似,也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可赞同的”。一个人拥有做某行为的权利,是指该主体做该行为处于被社会群体赞同、认可状态中。

“Right”并不由个人的看法、主张而产生,而是由社会群体的评价而产生,其本身就表达着社会评价的内容。社会之所以赞同、认可某种行为,将之评价为“正当”,不是因为该行为对主体有利,而是因为该行为对他人无害。换言之,当一个行为不具有损他性时,就可以得到社会群体成员们的赞同、认可。由于“不得损他”恰恰是所有的、正确的法律义务源头之底线道德义务规则的要求,所以,人们实际上是以符合、履行底线义务要求作为“正当”评价之标准的。

“Right”也不是由自然(natrue)而产生,它只能由社会群体的评价而产生。离开社会群体的存在,没有社会群体的精神活动,就没有作为“正当”的“right”现象。一个和地球上人类断绝了联系、孤立地移居到火星上的人,其身体的各个部位、其所做的各种行为都和权利没有关系。

在国家立法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也是通过法律规则来表达对某种行为或一系列行为的赞同性评价。人们通常把这种规则称为“权利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则中的权利规定同义务规定并无本质区别。所有的权利规定都可以用义务规定来表示。譬如,法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公民享有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人权规定,在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那里就变成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侵害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立法之义务性规定。所以,虽然权利和义务不同,但权利规定与义务规定并无根本不同。从技术上看,所有的规定权利的法律规则都可以用适当的规定义务的法律规则来代替。但,反过来则不行。

有学者认为近现代法律与传统法律根本不同在于近现代法律更重视权利规定,通过赋予人权利而张扬人的自由。其实,近现代法律较多权利规定的现象完全是因为一种文明体系向另一种文明体系转换而伴生的技术性需要。

当代我们所处身其中的文明转型,是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商工文明是以市民为主体、以交换为主导性交往活动的文明体系,它包括思维方式的理性化、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组织的民主化、社会管理方式的法治化等要素或特点)。当市民兴起,交换而不是耕作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方式时,人们基于新的交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需要,要求打破农耕文明时代一部分旧的、不合理的法律约束(其中包括君主制下国家的随意设限、表现农耕生活交往秩序的道德义务规则等),就要用权利规定的方式,去否定旧的以义务为名的法律约束。譬如,用人人平等权利的规定去否定农耕文明通行的等级划分下的下层社会成员的义务。以至,在商工文明时代初期的法律中大量使用“权利”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总体上看“权利”或“权利规定”能成为法律的本体。这种法律变革现象类似打破旧的、内存空间相对狭小的鸟笼,建构内存空间更大的新鸟笼。但是,无论鸟笼里的空间有多大,它仍然要有边界,确定这一空间边界的唯一手段,就是设立新的义务规则、赋予人们以新的法定义务。

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强调“义务优位”“义务重于权利”并不是否定权利的意义、价值,而只是强调:以人的自然本能存在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有基于道德的适当、合理的义务规则约束,才有权利的存在。一个只知道“权利”,而不知道“权利”以受到“义务”约束为前提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各种乱象,如权力配置资源的腐败、环境污染、有毒添加剂在食品中被滥用等,都表明:这是一个义务观念缺位的社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
]]>
张恒山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0:00 GMT
<![CDATA[少年雷某之死与监护制度设计]]>http://www.rmruk.com/109011/39944.aspx因为《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15岁自闭症少年雷某走失后的死亡之路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引发了全社会对救助站、托养中心竟成了“死亡中转站”和“死亡集中营”之现象的深切忧虑。民政部为此紧急发文,要求各地民政部门除对托养机构进行全面自查自纠、不适宜托养的立即终止托养外,还要求各地及时、准确录入“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发布寻亲公告。

笔者认为,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对托养机构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只是治标之举。现在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出现这样接连死人的骇人现象了;而要求将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网络发布,让救助对象尽快尽可能地回到亲人身边,才是特有意义的一项措施。

勿庸讳言,托养中心的被救助人员,大多是像雷某这样的未成年人或精神残障人。在法律上,他们都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其实,我国民法创设的监护制度不是冰冷的,而是有温度的,充分考虑了最大限度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要求。民政部的第二项要求,有助于监护制度所设计的监护层级之实现。

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是第一层级的监护。因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最近的血亲、最亲的亲人。除个别特例以外,一般情况下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的怀抱里成长,是最安全也是最幸福的。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决定的,法律不过是顺应这一规律的要求而已。

拿少年雷某为例,他虽然是一个三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到现在连简单数字也数不清的自闭症孩子,且已经15岁了,但丝毫不妨碍他的父亲雷洪建还是那样深沉地爱他:三年打工一直带着他,一下班就为他做好吃的,一休息就带他出去玩,父子俩依然享受着天伦之乐。不管外人如何看待雷某,在父亲雷洪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宝贝,“自家蚊子咬个包——也是宝贝疙瘩!”

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笔者还看到另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他们向全国观众表示不会要第二胎,而要把全部的爱献给那个自闭症孩子,还期望死在孩子的后面,希望孩子的一生都由他们来照料,这样他们才放心。这就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第一监护人背后浅显而温暖的法理。因此,按民政部通知的要求,让那些不幸从父母身边走失的孩子,“每一位”的信息都“立即”挂到网络上,让他们有机会尽快回到父母身边,让父母亲自担任他们的监护人,既是亲情的召唤,也是法律的呼唤。

《民法总则》进一步规定,只有在父母双亡或者都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形下(例如父母都得精神病),才考虑由其他人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在此,法律首先也是考虑血缘关系仅次于父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成年的兄姐担任监护人;此外的其他公民包括姑舅姨等想担任孩子的监护人,都必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考查把关,认为不会损害孩子的利益,同意认可其担任监护人才行。这是第二层级的监护。法律尤其强调,只有上述监护人都没有时,才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是第三层级的监护。可见,在法律看来,民政部门不是最好的监护人,甚至不是次好的监护人,而是最后不得已的“兜底监护人”。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各地的托养中心只是受当地民政部门委托监管被托养人的事业单位,虽然具体负责孩子的监管养护,但绝不是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监护人依然是当地的民政部门。因此,民政部门在选择托养机构时,就应考虑该机构的承接资质、设施条件等是否合乎要求,严格通过招投标程序产生,而不能一出事才宣布,某托养机构是不具有资质的“临时工”,那样开脱不了自己的责任。托养机构产生后,民政部门也不能就此万事大吉,而应经常对其服务质量、安全措施、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考察被托养人的生存状况和幸福指数,切实履行起监护职责来,而绝不能让导致49天死亡20人的生存状况在一家托养机构持续存在6年。

总之,民政部紧急通知的两方面都很重要,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立即对托养机构全面自查自纠,能及时改善被托养人员的生存状况,铲除产生“死亡集中营”的土壤,避免少年雷某的悲剧重演;而将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网络发布,让雷某们有机会尽快回到第一监护人温暖的怀抱,才是治本之策。这样做,还能大大减少需政府救助人员的数量,反过来政府更有能力履行“兜底监护人”的职责。

]]>
刘昌松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10:00:00 GMT
<![CDATA[进一步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http://www.rmruk.com/101003/39943.aspx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保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意见》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打建结合、统筹协作、社会共治等原则,着力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改革创新监管制度和机制,加强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手段运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到2020年,基本形成行政执法、刑事执法、司法审判、快速维权、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调运作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体系。

  《意见》提出,要针对违法犯罪活动链条化、组织化和跨区域、跨行业等新趋势、新特点,推进综合治理,对侵权假冒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形成全链条打击。一是加强部门间执法协作,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明确权力清单,堵塞监管漏洞。二是推进区域间执法联动,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席会议、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联合办案以及检验鉴定结果互认等制度。三是扩大执法办案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

  《意见》提出,要针对侵权假冒行为“线上线下”一体、身份更加隐蔽、手法不断翻新等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市场监管和预警防范能力。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研发运用,大力推进不同部门间执法监管平台的开放共享,加强执法监管信息化建设。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意见》提出,要构建多方参与的共治格局。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自律功能,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机制;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督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对企业履行承诺情况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鼓励公众举报投诉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落实,切实抓好政策制定、执法协调、宣传教育、涉外交流等工作。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打击侵权假冒执法经费和涉案物品环境无害化处理经费的财政保障。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执法监管能力。


]]>
柴琳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09:43:00 GMT
<![CDATA[李克强抵达堪培拉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http://www.rmruk.com/101003/39942.aspx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应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堪培拉机场,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抵达。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乔博等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澳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与合作的长足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我期待通过此访,同澳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开启两国各领域合作新前景,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李克强指出,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形势下,中澳作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构筑共识、深化合作,共同发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释放更多“自贸繁荣”红利,有助于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也将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同特恩布尔举行多场会晤、见证双方合作文件签署、共见记者。两国总理将共同出席在悉尼举行的第二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以及有关人文活动。李克强还将会见澳总督科斯格罗夫、联邦议会参议长帕里和众议长史密斯、工党领袖肖滕等政要。


]]>
柴琳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09:40:00 GMT
<![CDATA[四川省今年将正式启动四大森林城市群建设]]>http://www.rmruk.com/101003/39941.aspx本报讯 到 2020 年,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和攀西四大森林城市群(含城区)森林覆盖率不低于40%,攀西城市群森林覆盖率将超过60%。 城市间的水系、 道路等绿色生态廊道连通率超过80%。3月19日,省绿委办宣布,今年我省将正式启动四大森林城市群建设, 并公布了建设目标。

四大森林城市群依照全省地貌、河流水系和骨干通道走向,综合各区域城市规模、数量及分布而划定,涵盖全省主要城市。其具体建设思路是,打破城乡界限,推动森林进城,在城市内部依托城市绿线管控、 已有绿地升级改造、建设城郊城区绿地公园,增加城市森林及绿地覆盖率;城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依托道路、水系,通过建设森林湿地,打通生态联系。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目前,规划建设的四大森林城市群内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17个,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接近12平方米,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值。 以成都平原森林城市群为例,该区域内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五市,以及乐山和雅安两市部分地区。至今年3月,区域内已有成都、德阳、乐山和绵阳4个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都江堰、邛崃两个省级森林城市。建设森林城市群不仅能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还能起到缓解热岛效应、抑制粉尘进而降低大气污染、调蓄地下水等城市生态修复作用。

去年,我省启动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行动首年共完成营造林1113.7万亩,同比增加27%,总量和增幅均创近年新高。

]]>
王成栋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09:39:00 GMT
<![CDATA["2016四川人才工作十件大事"出炉 信息量好大]]>http://www.rmruk.com/101003/39940.aspx四川在线消息 省领导集中走访慰问专家人才呈常态化;省校省院省企战略合作成为对外开放新引擎;推出“科技16条”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松绑…… 过去一年,四川是怎样强力推进人才工作的?3月22日,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2016年四川人才工作十件大事已新鲜出炉。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四川人才工作改革创新之年。全省人才工作突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这条主线,贴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贴近产业企业做大做强需要,紧扣全面创新改革、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中心大局聚人才用人才,不断提升人才工作开放度和贡献率,全省人才资源总量比2012年增长22.3%,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才工作亮点如此多,到底哪些才是最闪亮的?省人才办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梳理形成了2016年四川人才工作十件大事。

【深度点击】

2016年四川人才工作十件大事

一、省委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省人才工作会议

10月,省委、省政府在成都召开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人才工作经验,表彰首届四川杰出人才,对新形势下加快建设人才强省进行全面部署。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次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也是我省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上升到新高度、全省人才事业发展站在新起点。

二、省委常委会两次专题研究部署新时期人才工作

2月,省委常委会听取了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省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人才工作取得的成绩,对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不懈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5月,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学习贯彻《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紧紧围绕大局做好我省人才工作,狠抓人才政策和改革措施落地落实,增强人才工作实效。

三、省领导集中走访慰问专家人才呈常态化

1月下旬,省委、省政府领导分别走访慰问34名优秀专家人才,向他们传递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问候。2月,省委、省政府在成都召开2016﹒四川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新春座谈会,听取专家人才的意见和建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出席。这是我省连续3年开展集中走访慰问专家人才活动,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对于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动力、把人才团结凝聚到治蜀兴川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四、出台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系列新政

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4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省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四川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办法》,就新时期加快建设人才强省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随着各地各部门系列配套文件的连续出台,一个科学规范、开放包容、精准有效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形成。5月,四川作为全国三个省份之一在中央学习贯彻《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座谈会上作交流发言;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宣传四川创新做法。

五、省校省院省企战略合作成为对外开放新引擎

继2014年以来陆续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中智公司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后,3月、7月、10月、11月,省政府先后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6所在川部委属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9月,与中科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截至6月,我省先后与12家军工集团、中物院签署合作协议。随着清华能源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同济西部创业谷、人大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等一批产学研平台和高层次人才相继落户四川,以人才开放合作促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成效。

六、大规模开展北上广知名高校四川活动周

继2014年、2015年先后举办清华—四川活动周、上海知名高校四川活动周以后,12月,省委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部分重点企事业单位,赴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举办知名高校四川活动周,吸引近3000名优秀学子投递简历,现场达成意向575名硕博研究生、签约113人。2016年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全省留学回国人员比2012年分别增长144%、128%,选调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毕业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以人才竞争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迈出坚实步伐。

七、隆重举办2016“海科会”和欧美同学会年会

9月,2016“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在成都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省委书记王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等出席开幕式,活动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嘉宾参与,促进278名海外人才、投资金额达382.8亿元的高新科技项目落户四川,同比分别增长49%、426%,“海科会”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科技与人才交流盛会。10月,欧美同学会第五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成都)峰会在成都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省委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等出席开幕式,活动促成投资金额达301.6亿元的合作项目签约四川。汇聚海外英才、助力转型发展,四川不断迎来新的机遇。

八、推出“科技16条”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松绑

11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政策》,着眼“对外引进人才”和“对内激励人才”,从集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扩大用人自主权、扩大薪酬分配自主权、鼓励科技人员离岗创新创业、提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实行成果转化风险免责、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进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等方面,出台16条改革举措和突破政策,“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迈出实质性步伐。

九、以“四大人才计划”推进人才供给侧改革

2016年,通过省“千人计划”支持引进205名高端人才和20个创新创业团队,比2015年增长33%;通过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分类遴选513名经营型、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家培养对象启动大规模培训,创新举办9期重点产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研讨班,着力造就新一代川商;通过实施优秀人才创新创业扶持计划,推动全省高校实现全覆盖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建成大学生创业园202个、各类科技孵化器600余家,2016年全省大学生创业人数比2012年增长200%,科技创新创业者突破15万人;通过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专业人才支持计划,选派4000余名紧缺专业人才到基层开展援助服务,从基层选送1300名青年骨干进行定向培养,人才供给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不断提升。

十、启动“四川省人才之家”搭建综合服务平台

11月,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走马街39号的“四川省人才之家”正式启用,旨在为两院院士、海外高层次人才、科技人才和优秀大学生等搭建资源信息共享、创新创业支持、学习充电交流和生活服务保障“四大平台”,加强优秀人才团结凝聚服务,推动更多创新人才在川发展创业。随着首期规模达4亿元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四川省高端人才服务团的组建,“四川省人才之家”正成为延伸党管人才手臂、服务各类人才的开放窗口。

]]>
陈婷 林凌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09:37:00 GMT
<![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http://www.rmruk.com/912019/39939.aspx

 

一、复试工作原则

我院的复试工作本着科学选拔、公平公正、全面考察、客观评价、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差额复试。

复试是对考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逻辑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想象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复试是硕士生招生录取的必要环节,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复试组织管理

为保证我院复试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成立了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侯水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副组长: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夏良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成员:邹继宁(研究生学院副院长)以及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和管理我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工作。

在院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硕士点成立专业复试小组。具体组织实施笔试、面试以及综合能力等的考核。

1、各专业复试小组负责确定考生笔试、面试和综合能力考核的具体内容、评分标准、程序,并具体组织实施。复试试题及其答案在启用前均系国家机密级材料。

2、复试面试小组一般由5人组成,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至少3人,复试面试名单报研究生学院研招办存档。复试面试小组要制定科学严谨的面试程序,对考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全面深入的考查。参加复试面试的老师要严格遵守我院制定的复试面试纪律。

三、复试资格审查

根据教育部招生录取文件的规定,各招生单位要在复试中对考生的报考信息、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历证以及学历学籍认证书等进行严格审查。

请各位考生在复试报到时,必须带上本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和学历证(往届生提供)、学生证(应届生提供)等原件、复印件及1寸免冠照1张(体检时用)。

    自考和网络教育的应届生复试报到时还须提供省级自考管理部门或主考单位开具的说明考生能在201791日前取得自考本科学历的证明原件。

四、复试分数线

我院的复试分数线以教育部公布的国家A类地区的复试分数线为准。

五、复试主要方式和内容

复试的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专业综合面试、英语测试三个方面。复试成绩总分为240分,其中,专业课笔试100分,专业综合面试100分,英语测试40分。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的成绩不计入总分,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1、专业课笔试(100分):复试考试科目和参考书,参阅我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笔试时间为2小时。同等学力需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考试方式为笔试。

2、专业综合面试(100分)由各专业复试小组对考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全面深入的考查。

3、英语测试(40分):英语面试。

六、复试录取办法

1、复试成绩的计算方法:专业课笔试成绩+专业综合面试成绩+英语测试成绩。

2、录取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2.4×50%(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都换算成百分制,总成绩计算至小数点后2位)。

3、录取的原则

我院实行志愿优先、差额复试的办法。即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考生,在复试成绩合格的前提下,优先录取。调剂考生则按考生的录取总成绩进行排名,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4、若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分数相同,按复试分数的高低依次录取,如若复试分数相同则参考复试面试的分数,若以上几项分数全部相同,则以笔试的形式加试一门。

5、拟录取名单确定后,在我院网址(http://www.rmruk.com)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七、参加我院复试的考生有以下情况者不予录取

1、复试的笔试或面试成绩任何一科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中任意一科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3、政审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学籍学历审核未通过者,不予录取;

6、弄虚作假者,不予录取;

7、因考生本人填写错误而导致的报考信息错误、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的考生,不予录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招办

2017321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招办0Thu, 23 Mar 2017 00:00:00 GMTThu, 23 Mar 2017 09:24:00 GMT
<![CDATA[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国外研究综述]]>http://www.rmruk.com/109001/39938.aspx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创新驱动发展问题,一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问题,二是创新驱动就业增长问题。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明确和简单不同,创新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则不够明确和更为复杂。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政策措施更多的是强调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对创新驱动就业增长明显关注不够。在迈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程中,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创新和就业的政策措施。但是,鉴于创新对就业的复杂影响,已经推出的政策影响还不够清晰,不足以对未来的战略选择提供可靠的指导。为此,了解并借鉴国外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而对我国创新对就业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不仅对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创新对就业影响的分析水平,接着分别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宏观经济层面,对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成果分别加以回顾。
   
       1 创新对就业影响的分析水平
   
       选择的分析水平不同,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研究结果也迥然不同,因而分析水平是研究创新对就业影响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微观企业层面上创新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在揭示新产品如何产生新的就业以及劳动节约型工艺创新如何破坏老的就业方面是非常有用的。在企业层面研究创新对就业的影响非常必要,原因在于:首先,企业是推出创新的地方,对就业产生直接影响。第二,这些影响很可能影响到企业内不同主体抵制或鼓励创新的程度,甚至影响到推出的创新类型及其对价格、产出和就业的后续影响。第三,创新政策的主体是企业,了解企业中的就业如何对创新做出反应,对决策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事实上,创新政策应当能够预见创新对就业的影响,以便通过最佳方式克服或减轻潜在的替代效应成本。
   
       然而,企业层面分析的主要缺点在于,往往强调创新对就业的正向影响。事实上,一旦实证分析是在单个企业层面上进行,创新型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就业表现,因为它们增加创新导致市场份额增大。甚至当创新是劳动节约型时,这些分析通常显示技术和就业间的正向联系,因为其没有考虑到被创新企业排挤的竞争对手的重要影响,即所谓的“偷生意效应”(Business Stealing Effect)。创新的许多效应,比如偷生意效应或市场扩张效应在企业层面的分析不能被控制,需要在行业层面进行分析[3]。
   
       行业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显示,这种偏差可以被纠正:创新对就业的最终影响结果体现为创新型企业的正向表现和竞争对手的间接影响。例如,Greenan和Guellec使用法国1986年~1990年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发现在企业层面上(产品和工艺创新)创新与就业间的正向关系[4]。然而,在行业层面上,只有产品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工艺创新在创新企业内创造就业机会,是以竞争对手为代价,导致行业层面上总的负效应。即使在行业层面上,实证分析未能考虑创新对就业所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例如,在一些行业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中工艺创新的劳动替代效应;在某些部门(通过降低价格和增加投资)和其他部门(通过部门间产品和收入的流动)中的劳动补偿效应。
   
       因此,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上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结果是有差异的。Meriküll的研究也对上述结论做出了佐证。而且他还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高技术部门中,创新对就业没有影响,而工艺创新在低技术部门对就业有强大的正向影响[3]。
   
       创新对就业影响的完整观点来自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后者能够考虑创新对就业的所有间接影响。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补偿机制”观点。Vivarelli从理论上评价了补偿机制的作用方式。通过价格降低、新机器、新投资、新产品、工资降低和收入增加等补偿机制阐述了其基本观点:新技术降低价格,增加国际竞争力,导致新产品类型和更大产出,恢复最初的创新引起的失业,创新者获得创新收益[5]。然而,这些结果取决于没有需求约束、企业以较低价格转移源于创新的生产率收益、相关市场中没有寡头垄断权力、替代效应以及劳动和资本的竞争性市场、工资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等任何一种组合。尽管这种宏观经济层面分析观点对于解释技术变化对就业的总影响是最全面和满意的。但是模型构建的复杂性以及创新数据的缺乏,限制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6]。对这种层面分析的补充方案是在企业和行业层面上研究技术变化以及创新(产品与工艺创新)对就业的影响[7]。
   
    2 企业层面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2.1 创新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企业层面上分析创新对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文献,大多关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对就业结构和工资的影响[8]。例如,Sanders、Addison以及Brown等考察技能偏向的技术变化,强调技术变化如何影响工资和就业结构,探讨欠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扩张,是否是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工资差异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9-11]。Acemolu采取另一种观点,探讨19世纪取代熟练工人和扩大非熟练工人的技术进步与20 世纪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间的差异[12]。其他文献报告了不同国家熟练与非熟练工人间的相对组成及其工资差异的经验证据。相关研究通常利用要素替代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创新(比如R&D强度和计算机使用等直接和间接度量指标)在解释熟练劳动力增加方面是重要的。企业中技能偏向的这类实证文献的主要研究结果在于,技术扩散有强大的技能偏向效应,而技术扩散对工资的影响不太明显[6]。
   
       通过估计就业份额方程,利用劳动需求框架,分析企业层面上技术变化与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变化间关系的研究有:Bauer等对1993年~1995年的德国的研究[13]、Maurin等对1984年~1995年的法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14];Falk等对1994年~1996年的西德服务业企业的研究[15]。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技术变化(创新)导致就业结构及其数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外,一些企业层面上的研究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成本是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在总工资额中的份额),分析熟练工人的需求变化,强调工资结构组成上的变化。相关研究包括:Baldwin等人对1973年~1993年的加拿大的研究[16]、Berman等人对1979年~1989年的美国的研究[17]、Piva等对1991年~1997年的意大利的研究[18]、Gera 等人对1981年~1994年的加拿大制造业企业的研究[19]。这些研究表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变化是工资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
   
       2.2 创新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研究
   
       企业层面上创新对就业数量影响的实证文献,或者分析创新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或者分析就业创造和破坏率。企业层面上创新的总就业影响的证据往往是正向的;创新型企业增长得更快,尤其是产品创新者比非创新者更可能扩大就业。企业层面上分析技术变化对就业创造和破坏率影响的研究有:Greenan等对于1984年~1991年的法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4];Klette等对1982年~1992年的挪威制造业企业的研究[20]。这些研究表明,技术变化和净就业创造间没有清晰的正向关系,强调不同技术水平间R&D强度的差异。分析技术变化对就业增长影响的企业层面上的研究还有:Blanchflower等人对1990年的英国和奥地利的研究[21],Peters对1998年~2000年的德国的研究[22]。前者利用推出新技术的虚拟变量估计三年的就业增长率,发现新技术推出更可能与就业增长有关。后者通过利用新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的销售增长率换算的创新产出估计就业增长率,发现产品创新对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
   
       企业层面上度量技术变化对总就业影响的研究,估计类似于劳动需求公式的就业方程。利用这种方法,Van Reenen分析1979年~1982年的英国制造业企业,包括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度量指标、R&D强度、资本和滞后的就业,发现技术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与较高的企业层面上的就业有关[1]。此外,Piva等研究1992年~1997年的意大利制造业企业后,发现创新与就业间的正向关系[23]。Greenhalgh等人分析1987年~1994 年的英国就业,发现技术创新对企业层面就业的正向影响[24]。
   
       在上述创新对就业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的文献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影响就业的机制大不相同。工艺创新的结果是更大的生产效率,因而生产投入可以被节省,或生产价格降低。通常的结果是就业的降低。但当产品质量提高,或产出价格降低时,它也可能由于需求增加,导致较高的就业。新产品或服务、激进创新或模仿,通常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种类,开辟新市场以及增加生产和就业。结果也可能是相反的,新产品被创新以降低成本,并以这种方式与工艺创新有类似的影响。产品创新也可能对就业没有影响,比如当新产品以较小的经济影响替代老产品时[3]。
   
       3 行业层面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3.1 行业层面分析的原因研究
   
       行业层面上创新对就业的净效应不同于企业层面的结果,有几个原因:第一,企业水平的补偿效应不可能区分纯粹的市场扩张效应和偷生意效应,或者由于某个企业的创新,其他企业的就业将增加或降低是不可观察的。我们观察到的企业水平的平均就业结果,已经包含企业的竞争对手偷生意效应的影响,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特性,或在实证研究样本中没有观察到它们。假如不同类型企业在我们的实证研究样本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那么偷生意效应将大致可以忽略。然而,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这种偷生意效应必须要加以考虑。例如,巨大的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引起的偷生意效应是来自非创新者还是市场扩张,是很难确定的。第二,企业的进入或退出影响到行业或国家层面上创新的就业效应。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观察不到的,创新者可能使得非创新者倒闭。企业进入(可能是创新的结果)是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而退出(可能由成功的创新和竞争企业的偷生意引起)则是就业降低的重要因素。因此,行业或国家层面创新的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必须明确地包含进入、退出以及竞争企业间的竞争等因素。第三,全新的经济部门可能会出现,创造全新的就业机会。微观研究的结果不能被推广到整个经济,因为所有的部门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没有捕捉到。假如人们使用只有创新企业的样本,偷生意效应将被忽略[18,25]。
   
    行业层面的分析使得行业内就业的得与失得到平衡,因为大多数创新型企业就业的获得可能以较少的创新竞争对手为代价,削弱创新行为的净就业绩效。还有其他原因支持对创新—就业关系的行业方法,即行业研究可以更好地说明经济体中出现的结构性变化,而经济的行业部门组成的变化会决定行业部门特有的创新行为和战略的减弱或巩固,所以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变化非常大[26]。
   
       3.2 行业层面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如同企业层面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那样,行业层面上创新对就业影响的实证文献可以划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第二类是对就业数量变化的影响。
   
       第一类文献比较不同国家在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组成以及总工资额中份额的变化结构,强调跨国的相似性。代表性研究有Machin 等人,其对1973年~1989年美国和其他六个的OECD国家的研究,估计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在总工资额中的份额及其变化[27,28]。
   
       第二类文献分析行业内部创新的直接就业影响和间接影响。代表性的研究包括:Antonucci等人估计了1994年~1996年8个欧洲国家的强调需求条件和创新类型的就业增长方程,发现这些国家的工艺创新对取决于需求演化的就业有负向影响[29]。Pianta根据需求增加值、创新强度、产品创新份额,分析了1989~1993年欧洲五国(丹麦、意大利、德国、荷兰和挪威)技术变革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产品创新和需求变化对就业变化有正向影响[30]。
   
       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表明,对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研究没有得出相同的结果,特别是当区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时。工艺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在行业层面上往往更多是负向的。Greenan等人发现,与非创新的企业和部门相比,创新企业和部门产生更多的就业。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企业层面上占主导地位,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在行业层面上占主导地位[4]。Antonucci等人利用欧洲高收入国家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工艺创新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而产品创新有正向的、但不显著的影响[29]。Evangelista等人发现,在意大利服务业部门中,创新的正向就业影响在企业层面的估计值大于行业层面的估计值[31]。
   
       4 宏观经济层面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4.1 创新对就业影响补偿机制的有效性研究
   
       在宏观经济文献中被广泛认可的是,R&D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自从经典的“索洛剩余”论文以来,公认的是,要素积累率没有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内生增长文献将创新努力确定为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在这些模型中,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其初始的发展水平、国内新知识的产生以及知识的吸收和利用,与知识在哪里产生无关。从投入产出模型出发,相关计量经济学研究试图在经济学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框架内检验创新对就业影响补偿机制的有效性。
   
       代表性的研究包括Sinclair[32]、Layard 和Nickell[33],以及Nickell和Kong的研究[34]。其中,Sinclair提出宏观IS/LM(产品市场/ 货币市场均衡曲线)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需求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足够高,正向的就业补偿可能发生。当使用基于美国的数据进行估计时,作者发现支持创新对就业影响的补偿机制中的降低工资机制的强有力证据,没有发现支持创新对就业影响的补偿机制中的降低价格机制的证据。Layard 等人在准一般均衡框架中推导出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指出,关键的参数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以响应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间比例的变化;事实上,技术变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假如弹性足够大时,技术变化也按比例地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可能足以完全补偿初始的工作损失。当使用英国经济的数据时,他们估计弹性系数等于0.9,按照作者的观点,这不足以从英国失业的可能原因中排除创新。Nickell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英国9 个两位数行业“通过降低价格”的补偿机制的作用。当他们推出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成本节约效应被完全转化为价格降低效应的价格方程时,他们发现,在9个行业的7个行业中,足够高的需求弹性意味着技术变化对就业总的正向影响。
   
       4.2 经济增长和就业间的关系及宏观经济模型研究
   
       根据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同的扩散性质和补偿机制的不同效果,有些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或多或少是劳动密集型的。Boltho和Glyn利用1960年~1993年间分时段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从描述性的观点看,就业与增长间关系不是稳健的,但是这种关系被简单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单因素和同时期的)证实[35]。Pini等人却得到不太乐观的结果。他们对1960~1997年间瑞典总体和经济部门的就业弹性进行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英国和瑞典发现负弹性(失业增长),而除日本外的所有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出现就业弹性的增长,结论是::尽管所有国家在制造业表现出负弹性,但是它们在服务业表现出正弹性[36,37]。Padalino等人给出1960年~1994年间G7经济体的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是:第一,从长期来看,北美显著的就业创造与欧洲适度的就业创造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尽管在制造业中后福特主义和ICT 技术的扩散意味着所有国家失业增长和负就业弹性(日本除外),但是没有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发现清晰的证据;第三,长期演化必须通过短期相关来区分。尽管北美和欧洲在其长期就业创造能力的结构上不同,但是短期增长与就业间统计上显著相关[38]。
   
    增长与就业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技术变化和就业间通过许多直接和间接机制的复杂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宏观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多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容忽视,为此有些学者通过构建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增长与就业间的关系。Vivarelli[5]和Simonetti等人[39]给出联立方程宏观经济模型,能够共同考虑到工艺创新的直接劳动节约效应、不同补偿机制以及产品创新的工作创造的影响。当利用1965年~1993年间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数据运行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时,作者发现,更有效的补偿机制是“通过降低价格”机制以及“通过增加收入”机制。其他机制不那么显著,并以不同国家的制度结构为条件。例如,“通过降低工资的机制”证明与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关。最后,只有此期间在技术领先的国家即美国,产品创新显著表现出其劳动密集型的潜力。
   
       5 结语
   
       近年来,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创新驱动政策以提高长期生产率、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创新对于企业生存和国家经济福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缺乏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水平和商务成本持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竞争力在下降;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不能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为此,我国经济将面临双重挑战:我国必须迈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以便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足够的就业资源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从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就业增长,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与借鉴国外创新驱动就业增长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宏观经济层面,对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便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朱峰(1990- ),男,硕士研究生,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驱动与国际贸易,E-mail:zfoovbal@163.com。南京 210094]]>
朱峰 朱英明 尤宏兵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7:46:00 GMT
<![CDATA[鼓励主动作为 合理划分执法责任]]>http://www.rmruk.com/109010/39937.aspx日前,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正式发布施行了《海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同时,废止了2004年12月1日发布的《海事行政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追究》。

记者了解到,在实践中,海事一线执法工作存在着压力较大、风险较高等特点,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心理压力。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马道玖介绍,新实施的《规定》,在对全国海事系统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多年工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解决了多年来困扰海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的制度、责任追究具体执行边界、追究结果的应用、奖惩机制等问题,能够有效指导和规范海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切实达到预防、警示、教育、惩处目的。

将单位列入被追责对象

对集体性错误打“预防针”

《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的相关要求,改变过去只将执法人员作为被追责对象的相关规定,将海事管理机构纳入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打破了以往认为“集体性错误”无需担责的错误观念,消除了通过“集体讨论”、“集体决定”逃避追责的侥幸心理,强化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海事部门严格责任追究制度的决心和态度。

追责四类“不作为”

杜绝执法不严

为预防与纠正“懒政”、“怠政”,强化执法人员“服务”意识,《规定》将四类“不作为”行为纳入追责范围,其中包括:对依申请的行政执法行为,不按照规定履行受理、审查、决定等职责的;未按照规定履行海事行政检查职责的;对发现的违法行为,未按照规定调查、处理的;收到有关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实名投诉、举报后,不按照规定履行调查、处理等职责的。今后,海事管理机构将按照《规定》要求,严厉打击“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不良现象,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不如小事、小事不如无事”的执法行为说不。

打击执法乱作为

执法不能太随意

《规定》采取概括式立法模式,在对现有海事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将“行政乱作为”行为概括为七类: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未履行法定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的;滥用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不具有海事行政执法资格而实施执法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海事行政执法证的;未按照规定制作法律文书、使用合法票据的;未按规定发布海事规范性文件的。

对上述七类“执法乱作为”行为,海事部门将按《规定》严肃追责,确保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依法行政、裁量恰当,保证执法行为程序规范、依据充分,严格规范执法工作,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责任追究刚柔并济

预防教育、惩处“双同步”

《规定》对责任追究方式进行调整优化,一方面,采用“限期整改”“口头批评教育”等柔性手段对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较轻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不仅可以达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预防效果,也突出了教育纠正、引导规范的立法本意;另一方面,《规定》新增了“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当年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不合格”、“取消当年评优资格”等责任追究形式,将责任追究与执法机构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执法人员年度评优晋升等衔接,加大了执法责任追究的惩处力度,提升执法责任追究的威慑力。

鼓励积极履职

解除“多做多错”后顾之忧

为消除执法人员心理压力、保护执法人员合法权益、提升执法人员主动作为的积极性,《规定》对如何促进执法人员认真履行职责、防止行政不作为进行了重点制度设计,吸收了国内相关部委关于执法人员履职免责规定的先进经验,明确规定了“对拒不执行海事行政处罚决定的海事行政管理相对人,海事管理机构已经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予以免责”等11种不予追究责任的情形,对“保护履职、鼓励作为”进行了引导示范,减轻了执法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工作顾虑,强化了执法人员“尽职照单免责”的作为意识,提升执法人员的履职观念和执法积极性。

科学划定标准

责任承担更合理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执法人员的责任划定标准。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事行政执法监督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明确了在执法行为涉及多名执法人员、多个执法环节时,如何合理划定行政执法责任,如“当事执法人员提出合理意见,审核人员拒不接受造成违法或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审核、批准人员负全部责任”,避免执法人员在集体工作、多环节工作中“盲从”和“沉默”,鼓励执法人员在集体工作、多环节工作中坚持依法行政。

同时,严厉打击主观性较大的错误行为,如“由于当事执法人员故意隐瞒事实,导致审核、批准人员失误造成违法或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当事执法人员承担全部责任。”做到执法责任划分明确,让依法履职不委屈,责任承担更合理。

]]>
杨波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5:37:00 GMT
<![CDATA[天府智库论坛 前沿论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及其队伍建设]]>http://www.rmruk.com/912020/39936.aspx314日上午900,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法学研究所王允武所长在我院演讲厅做了一场题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及其队伍建设》的讲座。2015级、2016级法学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法学所郑鈜所长主持。

王允武所长从我国的立法体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点题,阐明了《立法法》修改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影响。从我国的立法体制分析了我国立法现状并且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提出了展望。

同学们就目前的热点提了问题,王所长做了认真解答。最后,郑鈜所长对此次讲座做了精彩点评。

此次前沿论坛在全体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2016级民商法学专业研究生 钟佳伟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1:45:00 GMT
<![CDATA[我院欢迎泰普林教授家属一行]]>http://www.rmruk.com/926097/39935.aspx

我院欢迎泰普林教授家属一行

 

 

201737--12日已故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泰普林教授的夫人卡罗琳女士和泰普林的妹妹、妹夫一行五人来成都访问,我所张祥荣副所长全程陪同接待了他们。外宾抵达成都后,侯水平院长代表我院设宴表示欢迎,席间侯院长对泰普林博士对我院青少年和家庭教育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盛毅副院长出席了宴会。311日我所黄进所长设宴欢送外宾,并转达郭晓鸣副院长的问候。38日卡罗琳夫人及家属按照泰普林博士生前的意愿将他的骨灰送到他资助的天全大窝希望小学所在地安葬。

  泰普林教授是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及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社区脑力保健项目博士后研究员。1989年应时任社会学所所长刘成根的邀请,来我院进行学术访问,从此以后他就与中国、与四川、与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8年起泰普林教授受聘为我院客座研究员、研究生院客座教授,18年来36次自费来我院讲学和与相关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与我院学者合作共出版了16本著作,其中4本获得“2008冰心儿童文学奖”,并在全国开展了为中国家庭教育量身定做的TSP教育项目,走访了上百所学校和教育研究机构,成功举办了3000多场关于现代教育全新理念的演讲。2010年泰普林教授推出了自传——《前世我是中国人》。他还拿出在中国出书的全部稿费以及动员亲友捐赠的150万元资金,在四川条件相对艰苦的天全县、马边县兴建了两所希望小学,改善了当地孩子接受教育的条件。2011年由我院提名,泰普林教授成功当选成都市政府举办的“中国骄傲 成都力量——2011首届成都全球影响力人物”。20111031日,泰普林获得成都市政府授予的"成都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238771540192633917

607438529988622179

 

]]>
徐杰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1:25:00 GMT
<![CDATA[【每周赠言】为官当有为 莫做“木偶官”]]>http://www.rmruk.com/107020004/39934.aspx]]>王磊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1:20:00 GMT<![CDATA[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77起]]>http://www.rmruk.com/107020000/39933.aspx 
本报讯(记者 陈新友)记者从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获悉,今年2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77起,处理302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057人。

记者对比发现,这三组数据与今年1月相比都有明显下降。从处理干部级别看,除查处地厅级问题数比1月增加8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增加7人外,县处级和乡科级干部的查处问题数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都有所减少。其中,给予乡科级干部党纪政纪处分1800人,比1月的2538人下降29%,降幅最大。

按问题类别划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依然排在首位,在查处问题数、处理人数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上,分别是465起、731人和524人。而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仍紧随其后,这三类问题占到查处问题总数的62.6%。

]]>
王磊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1:04:00 GMT
<![CDATA[保持廉洁本色 勤勉尽责干事 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http://www.rmruk.com/107020000/39932.aspx3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强调,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和转变政风,突出标本兼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马凯,国务委员郭声琨、王勇出席会议。国务委员杨晶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祝应邀出席会议。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各级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源头治理,突出限权管钱,狠抓督查问责,严格正风肃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不严格、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少数干部存在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必须以更有力举措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李克强提出五点要求:一是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用清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权,除涉及重大安全和公共利益等事项外,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消,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保障廉洁执法、公正执法,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让监管全过程“留痕”,提高监管效能。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在网上办的尽量上网办理,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营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双创”、增就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良好环境。

二是切实管好用好公共资金。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原则上都要公开预决算。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及时拨付各类财政资金,解决在途时间长、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大力盘活沉淀资金,坚决查处小金库和截留挪用、贪污侵占等违法违规行为,为公共资金装上“安全锁”和“防盗门”。

三是进一步加强国资国企和金融监管。在国企重组改制中既要大胆改革创新,促进国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又要防止国有资产被侵吞。健全境外国资经营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出资人审核把关程序。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监管合力,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严防金融风险和腐败。

四是规范公共资源配置交易。完善并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做到公开透明,防止寻租腐败。

五是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紧看住和管好用好扶贫、低保、棚改、医保资金等群众的“生存钱”“救命钱”,使惠民资金和项目真正发挥效用。突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严厉查处基层各种微腐败、小官巨贪等问题,不断巩固基层反腐成果。

李克强强调,廉洁是从政者的本色,勤政是公务员的本分。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国务院“约法三章”,勤勉尽责,勇于担当,全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

监察部、发展改革委和贵州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
王磊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59:00 GMT
<![CDATA[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及其原因浅析]]>http://www.rmruk.com/109004/39931.aspx
郡圃是我国古代府州衙署治所园林的简称,作为古代园林的一种类型,成为我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到了宋代,无论是地理志还是文人诗文集中都有关于各地郡圃的大量记载。本文拟就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宋代巴蜀郡圃众多

巴蜀郡圃作为府州治衙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为官员提供偃休习射、四时观景、蔬圃稻植、赏花品果、雅集宴饮、倡和题咏的场所。在宋代,郡圃园林往往在寒食、清明节等节日定期向市民开放,纵其游观,成为大众游乐的好去处。

《永乐大典》所引 《江阳谱》记载了宋代泸州郡圃有东园、西园、北园,规模宏大。如泸州郡圃东园即熙春园。该园 “久芜不治”,于是 “帅守尚书杨公锄荒洞窒,疏为三径,以畅盘旋。自得礼堂之后得故亭,榜曰抱膝。架桥曰太一莲,以达池亭,亭曰方壶。后复架桥达淇奥,曰八月槎。淇奥之后得书室,移遂志斋颜以揭之。循观音堂而左曰列岫、曰浮月、曰朝阳阁、曰护寒,皆公之所更革也。复自抱膝之左,结茅曰草庐。自草庐直北曰月窟,曰清芬,经达园门曰清风圃。又自草庐而左为桃李场……自桃李场而北,直贯四香亭,夹径为二庵庐,东曰秋岩,西曰春坞。”该圃虽无 “径丘寻壑之意”,却有 “池台亭榭之美”。泸州西园与东园相比,更得山水形胜之美,该园为帅守尚书杨昉 ( 字汝明) 所辟,旁通钤幹厅,右傍小山,后瞰水池,“有岩壑林麓之状”。该园从衙署西面进入,有东川道院,道院之后有荔丹园,“为郡治绝品”。其下作自知亭,取杜甫 “红果酸甜只自知”之句。自知亭左右两翼庑廊,东曰橘中之乐,西曰山中之乐。亭后有台,循台而右,缘石磴,越小桥,有云雨观,取范成大所作乐府 “借君南定倚栏干,和雨和云仔细看” 之语。自观而东,有亭介于园池内、外水之间,池中波光鳞鳞,清澈透明,旧名五柳亭,后改名冰壶。自观而南,寻石径,缘山坡而下,在小山悬绝处有一小亭,名环观。自环观亭而下,与道院相会,继续前行,有环翠、映红、粹芳、锦绣谷诸名胜。锦绣谷下俯瞰深池,如在岩谷之底,这里 “异木名花,幽篁灵草,牙排棋布,荫匝柯交”。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各有不同。春则有 “牡丹海棠”, “夭桃艳李”,又有 “幽兰被径,红药翻阶”; 夏季则有 “海榴喷火”、“丹荔含浆”; 秋季则有 “黄花荐修龄之酒”、“芙蓉集初服之裳”,又有 “丹桂飘香,绿橘登俎”; 冬季则有 “江梅一色,傲雪欺霜。”游人若此时 “俯栏于浓阴隐映之间,步梯磴于翠阜萦纡之际,撷英揽秀,潄润含芳”,四时之乐,皆有不同。

相较于东园和西园,泸州郡圃北园则更得山川之势。泸州北园在北岩之上,有北定堂,堂后有卧龙堂,卧龙堂之后有曲径,直通桃源。在桃源前面有一条蜿蜒的山路,梯山而上,有橘洲、道山、蓬丘、无尽藏诸胜迹,极为清邃。该圃 “虽无花木之秀,然两江横陈,群岫环列,奇形异态,在在不同,则又非东、西园所能及”。从中可以想象泸州北园在山势迤逦、岷江绕郭、山水交会的自然环境中呈现出的园林意境之美[1]。 《舆地纪胜》 也记载: “北岩,在州治水北,与南定楼相对。旧止小庵,尚书杨公汝明鼎新,创为大刹,又于寺北作北园,建北定楼及五峰书院,以为士友会课之所,月书季考,若郡学焉。”[2]除泸州外,宋代巴蜀郡圃分布广泛,诸如达州、巴州、顺庆府、阆州、隆庆府、雅州、潼川府、合州、资州、重庆府、忠州、昌州、梁山军、长宁军、兴元府、洋州等都有郡圃。这些郡圃中既有鱼池、溪流、井泉,也有地形高爽之地,如顺庆府郡圃内有九崇山[2]。昌州郡圃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鉴湖,围绕湖的周围 “亭树对列”[2],异香堂、平山堂、香霏霏堂、先春阁、春风台与周围的水色天光融为一体,昌州郡圃 “以海棠名”,每当海棠盛开,景色更加宜人,仿佛让人置身于 “东风嫋嫋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的意境之中。在鉴湖旁有一大片湿地,名芙蓉洲。为方便郡人通行和游观,在鉴湖旁修建了云锦渡,并且 “有亭架于墙之两隅”[2]。像昌州郡圃拥有大面积湖景的还不止一处,如崇庆州西湖 “在郡圃,盖皂江之水皆导城中,环守之居,因潴其余以为湖也。”[3]黎州有东湖,在黎州宣抚司治旧州圃,湖方广十丈,芙蓉万枝,锦麟千尾,架桥其中,揭亭桥上,名唤鱼亭[4]。潼川府流杯池在 “府治后圃”,形如琵琶。两股屈曲,长三丈许。该池开创于唐天复年间[2],属人工开造的景观。普州乐至县圃南山下有一处天然石洞仙游洞,“可容十许人”[2]。洋州郡圃山水构成更为丰富多样,既有横湖、冰池、竹坞、荻浦、蓼屿等水景湖岛,也有荼蘼洞、篔簹谷等石洞山谷景观[2]。在宋代巴蜀郡圃中,修建了众多的亭台楼阁、轩榭堂馆等,与相应的场景相结合,形成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其中洋州郡圃建筑最具代表性。“洋守所居园池在西南诸郡中最为佳绝”,“郡圃亭榭,以二苏、文、鲜于四先生诗文为重”[2],其 “佳绝之处,过于所闻”[2]。洋州郡圃有书轩、望云楼、天汉台、待月台、二乐榭、吏隐亭、霜筠亭、无言亭、露香亭、涵虚亭、溪光亭、过溪亭、披锦亭、禊亭、菡萏亭、寒芦港、野人庐、金橙迳、此君庵、南园、北园等[2],这里每一处建筑名称和建筑形式都恰如其分地起到了点景、点意的作用,并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景观形态和文化意境。

在宋代,巴蜀郡圃的植物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植物有竹木、荔枝、海棠、牡丹、木犀、二、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原因分析对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原因的分析,离不开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盛行和繁荣,这为郡圃等官府园林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 一) 宋代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郡圃园林的兴盛

五代两宋时期,巴蜀地区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繁荣,尤其是成都为 “西南大都会”[5],延续着唐代 “扬一益二”的城市繁荣,号为 “天下繁侈”[6],“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7]。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唐代中后期已经松弛的封闭型坊市制度到北宋时就逐渐解体,商业的发展冲破了坊市制度的约束,城市商品交易不再受空间的限制,居民们甚至拆除坊墙,面街而居,临街设肆,坊中设市和夜市都很盛行。随着坊市制度的解体和城市格局的变化,为城市居民释放出更加广阔的公共空间和自由出入的街坊场所,市民才有机会到以海棠花著称的碧鸡坊等坊市内赏花游乐,也才有可能进入到子城内官府定期开放的园林中尽情游玩[8]。唐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北方大量士人、画家来到成都,促进了成都等巴蜀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五代前后蜀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巴蜀地区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兴盛。前后蜀王在成都大肆修建皇家园林,营造离宫别墅,这对宋代巴蜀郡圃等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巴蜀经济的高度发展,市井繁荣,尤其是号称 “西南大都会” 的成都 “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縠昼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梦见之哉! ”[7]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成都城市繁华的景象,巴蜀其他城市也不例外。正是由于巴蜀富裕安定的生活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有雅兴侍弄花草,建设园林,亭台楼阁、奇花异卉,交相辉映,使成都成为一座高度园林化的城市,如因锦江而兴的大慈寺、合江园、西园、东园、赵园等,都是当时成都官民、文人游赏的最佳去处。

( 二) 士大夫阶层的壮大影响着郡圃等园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宋朝以 “文治”立国,从建国之始就推行 “重文抑武” 的文治政策,组建文官政府,加上较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高雅艺术品味的追求,对当时的园林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推动了包括巴蜀园林的兴建和园林艺术的发展。据明代程百二 《方舆胜略》记载,早在唐代,滕王元婴刺阆州, “以衙署卑陋,修治宏大之,拟于宫苑”,故阆中有阆苑之称,这种园林化城市建设理念客观上对巴蜀城市园林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巴蜀古典园林的发展进入兴盛阶段。这些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 ( 前后蜀) ,还是官府园林、郊野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等,都承接了隋唐园林的传统艺术风格,为元、明、清乃至现代园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自唐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两次入蜀,大批文人、画家进入四川,促进了巴蜀文学艺术的发展,并对巴蜀园林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宋代,文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高于之前任何朝代,他们寄情山水,寓情于景,通过对园林景观的营造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具有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大量文人雅士徉徜于巴蜀园林,赞美园林美景,甚至亲自创设园林,修建亭台楼阁,广植花木果树,将官署衙府按照他们的园林理念进行规划,对园林内的自然景观和人造建筑加以命名,赋予特定的含义,从而大大地提升了园林的景观意境和文化品味,极大地促进了巴蜀郡圃等园林的修造。

( 三) 宋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对闲暇生活的追求促进了城市游园活动的盛行

随着宋代巴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市民对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的追求日益强烈,对城市文化娱乐活动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郡圃园林的开放为城市市民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在宋代,除官府园林局部开放以外,许多私家园林也向民众开放,尤其是成都更是如此。在这些开放的园林中,市民可以随意在园内开展游览、饮宴、观戏、娱乐竞赛等活动,在这样的园林中,市民感到自由舒畅,无拘无束,其活动令人目不暇接,而官府在 “与民同乐”中获得市民的好感和认可。对士大夫而言,追求独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而 “与民同乐”才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尤其是成都更充分地反映了宋代市民阶层对园林游乐活动的追求。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园林游乐十分兴盛。五代王、孟偏安成都,大修宫殿院亭, “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9],“台树亭沼,穷极奢侈”[10]。如伪蜀时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无不奢丽。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为池,池中 “有岛屿竹树之胜,红蕖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11]。四岸皆种垂杨,或植芙蓉,池中种藕,每至夏秋花开,鱼跃柳阴之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9],成为中国第一批定期向民众开放的私家园林,在五代时期,成都西郊、南郊沿锦江、浣花溪一带已形成长达十余里的园林区。到了宋代,成都园林范围更加扩大,如成都西郊前蜀时的宫廷梅苑。已任人游玩。南宋冯时行就曾说,他在一个腊月冬日,遍邀亲朋好友十五人到成都西郊前蜀梅苑旧址游玩。虽然梅苑经过百余年风雨侵洗,宫阙已颓,但梅树犹存。有的老梅,树荫可覆盖一亩多地,树干因风而开裂,倒仆在地上,曲折盘旋如龙[7]。除远郊园林外,城内园林更是宋代成都市民的游乐胜地。陆游诗云: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12]可见宋代成都园林之多,举凡西园、合江园、东园、中园、赵园、刘园、房季可园、王氏庄、瑶林庄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官私园林,其中尤以成都西园最为有名,游乐也最盛。

西园是宋代成都府路转运司在后蜀权臣故宅基础上营建的规模最大的园林,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官府园林。吴中复 《西园十咏并序》说: “成都西园楼、榭、亭、池、庵洞最胜者凡十所”,有西楼、众熙亭、竹洞、方物亭、翠柏亭、圆通庵、琴坛、流杯池、乔柟亭、锦亭[11]诸胜,其中尤以西楼最著, “为成都台榭之冠”,充分体现出宋代文人园林与绘画艺术紧密结合的特点。吴师孟 《重修西楼记》也说: “成都楼观之盛,登览殆遍。独西楼直府寝之北,谨严邃静,非参僚宾客不得辄上。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自天禧三年 ( 1019 年) 知益州赵稹开西园纵民游观以来,这里成为成都士庶游乐的好去处。《岁华纪丽谱》说,宋代成都寒食节,官府 “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纵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踰月而后罢”。甚至“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11],反映了宋代成都城市居民休闲娱乐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同时,在西园里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杂戏和木偶戏演出。杂戏在唐代成都即已繁荣,到宋代,成都杂戏公开演出的规模更大,并首次出现由民间酒商出资、在官府园林举办长达数月的杂戏演出活动。庄绰 《鸡肋编》卷上说: 北宋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 ‘撼雷’。自旦至暮,惟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13]从中可见成都西园戏剧演出期间士庶同乐的盛况。

《岁华纪丽谱》说: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8]。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11]太守带头游遨,叫做 “遨头”,民众带着坐具跟着游乐叫做 “床”,“遨”是成都游乐文化的主要特征。北宋中期以后,成都遨游民风更加盛行。宋任正一也说: “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11]张咏在北宋前期曾二任成都地方长官,对蜀中情况有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他在 《悼蜀诗》中说,成都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11]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宋代成都的游乐生活丰富多彩,不仅有丝竹歌舞,也有斗鸡走马、饮酒赌博,还有郊外踏春,街市观花。游乐不分昼夜,酒肆通宵不闭。游乐之风不仅在地域上扩展到主要的商业街市,而且也还表现在居民休闲娱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极大延展上,既有民俗节日的大众狂欢,也有日常酒楼茶坊娱乐的通宵达旦[8]。宋田况也说,近年来治理蜀地的官吏,都把民众游乐作为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故田况 《成都遨乐》诗中多处提到成都 “遨游空闾巷”、“顾此欢娱俗”、“登舟恣游娱”[11], 《宋史·吴元载传》 也说: “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妓乐。”[15]其他诸如成都 “俗尚嬉游”、“家多宴乐”[7]、 “岁时游乐”、 “遨头行乐”、 “驰骋游遨”等记载,充分反映了成都游乐文化的独特个性。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丰富多彩,如春游锦江与浣花溪,以及登山游、寺院游、园林游、赏花游等吸引了众多市民甚至近郊民众参加,形成 “遨游空闾巷”、 “车马拥行道” 的壮观场面[11]。如北宋初,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大地回暖,百花盛开,成都士女纷纷出郊踏青, “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16],最初没有固定游乐的地方,官府还时常派士卒监视, “虑有强暴之虞”。自张咏镇蜀,立即撤掉士卒,认为与其 “虑有他虞”, “不若聚之为乐”,于是每逢踏青节,从万里桥开始,为彩舫数十艘,张咏“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17],即 “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成都士女 “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18]从此开启了成都太守率郡府僚属结队游江、百姓聚观的先河。至赵抃任成都守臣时,“彩舫至增数倍”[11]。除二月二日踏青节外,成都其它重要节庆大都在官府的主导下进行[8]。正如韩琦所说,张咏知益州, “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12]。成都城市游乐的兴盛,促使官府园林定期向民众开放,寺观园林、郊野园林、私家园林任人游玩,客观上反映了宋代官府园林向公共园林过渡的历程,无疑是宋代大变革时期社会进步的反映。

参考文献:

[1]( 明) 解缙等. 永乐大典 [G].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卷 2217
[2]( 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 [M]. 李勇先校点.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卷 153、卷 156、卷 161、卷154、卷 158、卷 190、卷 155、卷 161、卷 156
[3]( 明) 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 [M]. 巴蜀珍稀名胜古迹汇刊.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 年,卷 7
[4]大清一统志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5]( 宋) 扈仲荣等. 成都文类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卷 46
[6]( 宋) 乐史. 太平寰宇记 [M]. 王文楚校点,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卷 123
[7]( 明) 杨慎. 全蜀艺文志 [M]. 刘琳,王晓波校点. 北京: 线装书局,2003 年,p940、p497、p1369
[8]粟品孝等. 成都通史 [M]. 第四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p145、p524
[9]( 宋) 李昉. 太平广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1961 年,p3323
[10]( 清) 吴任臣. 十国春秋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p721
[11]李勇先主编. 成都旧志 [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年,第 3 册 p360,第 12 册 p642,第 4 册 p31,第 4 册 p29,第 1 册 p497,第 3 册 p14,第 3 册 p97 -99,第 3 册 p97,第 4 册 p30
[12]( 宋) 韩琦: 《安阳集》卷 50 《张公神道碑铭》,明刻安氏校刻本,第 6 册
[13]( 宋) 庄绰. 鸡肋篇 [M]. 卷上.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p20 -21
[14]曾枣庄,刘琳主编. 全宋文 [G]. 第 30 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p520
[15]( 元) 脱脱.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年,p8950
[16]( 宋)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卷 62
[17]( 宋) 陈元靓. 岁时广记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卷 1
[18]永乐大典方志辑佚 [M]. 马蓉等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p3116、p532 -533

作者简介: 李闻杰,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园林专业。( 四川成都,邮编: 611130)




]]>
李闻杰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49:00 GMT
<![CDATA[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http://www.rmruk.com/109002/39930.aspx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即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从前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以及20世纪上半期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现代中国国家之最基本特征,是其既,亦即辽阔疆域及多族群人口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的结合,从而在现代世界诸民族国家中独具特色。本文从宏观的比较历史角度,审视了中国的国家转型的历史实际,对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之规范认识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界定和分期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国家转型   地缘战略   财政构造   政治认同

 

一、问题所在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年,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整个研究范式而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80年代及此前数十年,人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共产党革命为什么取胜?究竟是长期的结构性趋势还是偶然的人为因素导向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仿效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极权制度,还是受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走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人们对所有具体的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研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以这些根本问题为出发点。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西方对峙四十多年的冷战,似乎最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告终。在此背景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受东西方对抗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及受对立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在新的地缘对抗和相应的问题意识产生之前,人们的研究兴趣也从过去所关心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逐渐转移开来,纷纷埋首于过去被边缘化的支离破碎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抛却过去借自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转而拥抱种种后现代的理论和新文化史方法。然而,最近一二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大幅提升,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悄然发生改变,从冷战后的美国独霸,逐渐变成以中、美两强为主导,加上欧、日、俄、印同台唱戏的全新格局。在中国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与新的地缘现实相关的新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导致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相应的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构。人们或隐或显地流露的一些根本性关心包括:到底今天和今后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她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帝国?她是否具有西方那些“正常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生命力,还是作为一个整合失败的帝国,最终会四分五裂,回归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正常状态?今日中国所呈现的经济政治制度特征,究竟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缺乏生命力的非正常安排,抑或一种形成中的全新发展路径,可以替代欧美历史和现实所体现的现代化模式?人们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并且较多地是从全球史(而非过去的国别史)的视角,重新研究从清代国家形成、晚清近代化转型、国民党国家、共产党革命,到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从目前情形看,一种颇有影响的倾向是视清朝国家为征服王朝或帝国,视清朝覆亡后的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为一种非常规路径,进而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合法性提出质疑。

   本文试图在近一二十年国内外学者有关清代和民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检讨与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相关的若干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从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认识入手。


   (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在有关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国家形成的种种解读中,一个常见的做法是把帝国与民族国家加以对立,视彼此互为反题。现有的帝国史和民族主义诸多著述,均强调了这两种政治体系之间的反差。在这些文献中,帝国总跟好战、扩张、奴役连在一起。不同于现代国家之由享有共同的族群背景或文化传统的人民所构成,且由其政府直接加以统治,帝国的最基本特征,据经典的解释,是其多族群、跨文化的人口构成,及其对殖民地、属地或朝贡国的间接统治。一个现代民族总是透过弘扬其族群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来建构内部的认同感,而帝国则倾向于拥抱世界主义,声称其思想和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现代国家总是以平等的立场界定其与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帝国则总是建立在一种等级秩序之上;相对于其核心地带,那些被征服的土地总处于边缘地位。①

   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国家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强调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理想状态下,国家的疆土与有着共同传统和认同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二,一个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对于其边界明确且固定的领土,拥有排他的各种权利,并且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跟所有其他国家地位平等。其三,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归其人民而非君主所有,理想的政府形态应当是欧洲十七八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构想的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的国家,或者是后来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日渐流行的体现主权在民的代议制民主国家(Morgan 1988Yack 2001Bourke and Skinner 2015Tuck 2015Lee 2016)。

   不用说,民族国家晚至20世纪才在世界上大行其道。随着欧亚大陆旧式帝国的衰亡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纷纷效仿 19世纪拉丁美洲之先例,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新兴国家次第成立。尽管其历史不算久远,但是人们还是将今日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视作理所当然,把现代世界史上的国家形成,等同于一个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直线过渡,认为帝国只不过是一种由征服所造就的前现代世界之遗存,必然走向衰亡并让位于体现人类理性抉择和自由意志的现代民族国家(Emerson 1960Mehta 1999Muthu 2003Pagden 2003)。

   晚近的研究揭示,关于民族国家的此种目的论预设,很少跟现代世界的国家建造的历史实际相吻合。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为例,尽管其中的一些主要国家,如英格兰(不列颠)、法兰西以及西班牙,在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通常被视作经典的、界定明确的早期民族国家,但是军事征服和殖民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却起到关键作用,其情形跟帝国的形成过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我们把视野转移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会发现英、法、德等列强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包括它们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和走向全球性帝国的过程,使得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究其实质而言,是帝国主义的;尽管所有这些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均视对方为民族国家,但它们都力求在全球扩张,打造海外殖民帝国。历史学家贝利(Christopher Bayly)因此精辟地写道,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均属于同一现象Bayly 2004230)。库马尔(Krishan Kumar)也说,如果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帝国的话,那么,帝国(尤其是现代帝国)也无非是民族国家的放大而已Kumar 2010133)。


   (二)中国的历史实际

   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以及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不仅不适用于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也不能用来解读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尽管不少研究者视此范式为理所当然。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历程,在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对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以及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构成挑战。

   先就清朝 (1644—1911)的形成而言,自从17世纪40年代取代明朝、控制内地各省之后,直至17世纪90年代后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并未从事领土的扩张。此后几十年中,清朝虽然通过一系列征战,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在18世纪50年代之后,又停止了扩张。此后直至19世纪后半期跟西方及日本发生全面接触和冲突之前,其疆域一直保持稳定,并无领土的重大得失。可以说,战争和扩张在清朝入关之后的漫长历史上,是例外而非通则。所有这些,都跟世界历史上诸如奥斯曼这样的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满与其竞争者之间的征战,疆域也一直处在不断扩张或收缩状态;这些帝国没有固定的边界,只有前沿地带,亦即“暂时的外在极限,帝国的军队只能在那里停止,无法进一步推进”;这些地带只是“帝国与帝国之外的人民之间一种具有弹性的军事和经济接触地带而已” (Opello 2004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要么通过条约或协议,要么透过习惯性的分界,跟周边邻国均有相对固定的边境,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边界地段驻扎军队或有兵力巡防(孙宏年,20062011Liu 201011)。边疆之外,清朝还对周边的一系列小国维持宗主权;后者定期对清廷朝贡,但它们并不在“中国”的疆界之内,清廷从未视之为其疆域的一部分。

   因此,这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清朝到底是否为一个帝国?它为何在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期间从事扩张?又为何在此之后终止扩张?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清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保守自己的疆域不变,直至欧洲列强的到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清代得以长期在国内维持和平与秩序?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亦即人民共和国,乃是转经民国,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之上。清朝如何奠定并统治自己的疆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生命力,十分关键。我们将以此为历史基点,判定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

   其次,不同于欧洲国家之在国际法架构下相互承认主权,亚洲和非洲的传统国家在达到西方列强加给它们的文明标准之前,一直被当做落后、原始的群体,不配享有主权,而被排斥在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体系之外。它们之被卷入欧洲中心的国家体系,只能意味着遭受西方列强的征服和殖民化,一如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实际经历的那样(Obregón 2012)。中国在19世纪也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被卷入了全球性的国家体系。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尤为困难和漫长。对晚清中国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中国当然不愿这样做,除非遭遇到了无法抵抗的外部压力。因此,在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之前,它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军事上击败自己的列强的要求,比如治外法权、固定关税、割让土地以及给予列强单边最惠国待遇。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保存大体完好。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朝之在1911年终结,并没有导致边疆脱离中国;相反,清帝在退位之际,将其版图完整地由新生的中华民国加以继承。因此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Li 2013)。

   再者,由于受民族主义的种种学说尤其是主权在民理念的影响,同时由于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激励,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均追求同样一个目标,即自己所要建立的政府,不仅要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全的主权,而且要采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中国的现代志士也不例外。晚清的革命党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均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很少能够运作;它在北京的民国政府时期(1912—1927)不得不对独裁退让,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则为一党统治所替代。共产党人在打败国民党之后,摒弃了国民党在1946年一度尝试的宪政体制,把新政权定性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这里需要探究,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会出现此一阶段性结局。


   (三)中国:为何既

   总之,中国从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版图很大,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强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大国可谓意义非凡。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当然,中国的大部分成就要归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支撑,比如市场机制的推行、国外资金和技术的使用、对于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交通网络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入了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体系。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外国投资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找到。让中国在世界一枝独秀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是中国的庞大体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使其制造业具备了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辽阔的国土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国经济能够高度独立且体系完备。另外,就地缘政治而言,大国也意味着更广阔的机动空间和庞大的动员能力,而人均国防费用的降低,也使得经济发展倍加受益。

   这种大而强的奇特结合,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有关国家规模的研究表明,大国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人均成本较低,但是在人口构成方面更有可能复杂多元,从而给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 2003)。种族多元的国家,不得不克服国内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障碍,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潜在动荡。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可谓得天独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汉族(约91%),从而使得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同时就内地省份而言,又是人口高度同质的国家,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同样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中于五个自治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清朝的边疆地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而使创造经济“奇迹”的内陆省份免于种族或是宗教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冲突。最为重要的是,由“大国”所带来的在资源调控和行政整合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一个强势政府的存在,而被抵消或受到控制。尽管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反复出现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带来短暂的失序和混乱,尽管在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和骚乱,但是中央政权依旧能够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治理,启动工业化进程且取得巨大成就。

   质言之,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中国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从两个方面偏离帝国-国家正常路径。其一,它并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崩溃、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相反,至20世纪中叶,在中国所出现的是一个就领土格局而言,跟清朝在极盛时期的疆域大体相当的国家(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外当然是1945年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现代中国因此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其二,它并没有建立一个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最终产生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其生命力之强,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七十年间维持其党治国家的体制基本不变。这在21世纪的世界诸大国中,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这里的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个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经过几十年改革后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多重难题以及这些难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一个大而强的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维持其现状?而内地省份的汉族民众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在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也使部分人存疑:中国是否会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那样解体并在清朝原有的边疆地区产生数个独立国家?抑或相反,中国是否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经济力量所展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一如 18世纪的清朝,在本区域重建自己的地缘支配地位?


   (四)缔造现代中国:三个关键环节

   中国的国家起源,可溯至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在清朝之前的数千年里,古代中国国家由公元前11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的若干小邦,最终演进至明朝(1368—1644)那样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其行政权大体上限于汉人所居住的十五个行省,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本文将揭示,今日中国作为一个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是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这段更为晚近的国家转型过程之累积的结果。国家转型包括重建下列三组关系:汉族和非汉族人口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8世纪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中国的疆域范围骤然扩大,从明代之十五省(即两京十三司),延伸至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藏人以及其他非汉人所居住的亚洲内陆各个边疆。国家的地缘战略也从明代视华北为核心地带,对长城以外的游牧部落采取守势,一变而为以满洲和大漠以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为核心、以内地省份为腹地、靠边疆提供防卫保障的新格局;由此所产生的行政体制和治理方式,也独具特色,且带来清代国家的长期稳定。此一步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理的、人口的乃至行政的基础。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这一过程始自19世纪下半叶,分为两个步骤:起初是在外力胁迫下,放弃对周边国家的权利,终结旧有的宗藩体制,在法律上承认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继而(也更为重要的)是在列强的环视和侵逼下维持现有的领土状况和国家权益。中国之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之制度的和法律的架构的建立,完成于晚清;而国家主权自身的健全和恢复,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和运作的法理基础。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抗拒外国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依然是建国的重要目标,但是国家重建的中心舞台已经转到内部,其关键在于消除或制服对抗中央的地方离心力量。较量的结果,总是地方瓦解和取代现有的中央政权;而制胜的关键,则在财政军事资源的集中和政治认同的打造。国家的制度架构因此也在中央地方的不断对抗、更替中,一步步走向统一和集权。正是这样一个以克服非集中化和追求政治统一为中心内容的过程及其历史遗产,造就了延续至今的现代中国国家的权力结构。

   这三个中国国家转型的环节在历史层面和逻辑层面都是紧密联系的。每一环对于缔造现代中国均不可或缺,并且如果不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加以审视,亦无法充分理解。中国在17世纪晚期以及18世纪初期的持续扩张,导致疆域的扩大和中国本身的重新界定;由此所形成的国家尽管表面上具有帝国的某些外在特征,却显现出军事或殖民帝国所不具有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19世纪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区别于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地方,不在其疆土之不断受损,而在中央权力式微的情况下,启动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使其体现传统秩序的疆域变成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因此,20世纪的国家重建,并非是在原先统一的朝代国家崩溃之后,由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政治力量,在各自所在的区域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由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地完成国家权力的再集中和领土的整合。这三个步骤中的每一步,在现代中国的成长过程中都是至关紧要的突破,同时彼此之间又显现了内在的连续性。其过程之复杂,绝非帝国-民族国家之二元对立和线性演进图式可概括。

  

二、地缘、财政、认同: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形成或转型过程之关键所在。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二是财政-军事构造。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这三个因素交相作用,决定了国家转型在每个阶段的进程和收效。下面以此为分析架构,对17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形成的三个环节,进一步加以申论。


   (一)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

   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始自清朝前期边疆的开拓和疆域的整合,战争在此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由此所产生的清代国家,与此前的明朝相比,在地缘战略和政府结构上确有根本的不同,但清朝并不能因此等同于世界史上所常见的军事帝国或征服王朝。为明了此点,有必要把清朝的扩张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从满人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之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份,是为扩张的第一阶段;此时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这跟欧亚大陆诸帝国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形成过程,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此之后,清朝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它无意将自己的疆域延伸到现有的版图(满洲、内蒙以及内地所有省份)之外。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将近半个世纪,清朝的版图基本未变,其立国的目标是维持在关内的统治,重建曾存在于明朝与亚洲内陆各游牧政权之间的朝贡制度。在此期间没有迹象表明,清朝统治者有意进一步扩张。直至17世纪90年代后期,清朝才开始了第二波征伐,至18世纪50年代结束,导致外蒙、新疆和西藏最终纳入版图。正是在此一阶段,清朝的扩张过程显示出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兴起完全不同的动力,由此所形成的国家,也异于通常意义上的帝国。

   欲理解满族统治者为何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发动对北部、西北和西南部的征讨,有必要认识一下清朝独特的地缘战略。此一战略的核心是满族与大漠以南蒙古部落的结盟。这种结盟曾对清人南下征服明朝起到关键作用,也对此后拱卫京师不可或缺。清廷之所以在17世纪90年代发动一系列的征讨,正是因为来自大漠以西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东侵外蒙古、南下内蒙古,直接对京师构成了威胁。因此,不同于满族在第一阶段的军事征战之具有进攻、扩张性,其在第二阶段的历次战役多属防御型的。此后为了把准噶尔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去以及最终为了斩草除根对其所发动的征讨,均为防御或预防性质。新疆、外蒙以及西藏之正式纳入版图,只不过是这些征讨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征讨本身原初的目标。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帝国建造的典型路径,即以边疆作跳板进一步向外扩张,因而从来没有固定的边界,清朝在18世纪50年代实现清除准噶尔的目标之后,其版图即大体固定下来,并且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一直保持不变(此后对缅甸、大小金川用兵,均为回击或平乱性质,并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也通过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的习惯性划分而得以界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皇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派军队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

   因此,19世纪以前的清朝跟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治体系皆不相同。它既非一主权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帝国。在三个重要方面,18世纪处于巅峰时期的清朝独具一格。

   其一是它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亚洲东部和内陆唯一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国,它没有对手可以在规模和实力上构成致命的挑战,因此也就不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和更新军力的压力。欧洲各国及相邻地区所出现的军事革命,在清朝于19世纪晚期卷入全球范围的国家体系之前,从未发生过。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交战,曾在欧洲早期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但在清朝奠都北京后,对其政权体制影响不彰。军事开支的不断上扬,曾经驱动欧洲各地的国家建造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促使各国不断加强国家机器的抽取能力),但对清代国家的行政结构冲击不大,直至19世纪中叶地缘环境发生彻底改变之前均是如此。

   其二是清朝独特的治理方式。有两个因素使得清朝的统治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使得族群和宗教纠纷减至最低程度;同时,国家对儒家说教和治理传统的一贯尊崇,也大大缓解了汉人对清朝异族统治的抵触情绪,并赢得汉人精英的忠诚。因此,清朝没有必要打造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最大限度地抽取财源。相反,由于没有来自周边的军事压力,清朝的政府规模极小,主要是依靠乡绅和宗族组织维持地方村社的秩序及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军事开支的相对固定、政府运作的低成本、纳税人口的庞大,所有这些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是使清代得以长期执行低税政策,一直到19世纪晚期为止。换言之,清代之所以能够维持低税率,并非因为它无力抽取更多来自土地的剩余资源,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所有这些,皆与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的所谓财政-军事国家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面临不断上升的军事开支,财政需求也不断飙升,进而驱动国家扩大和重建行政机器,以增强税收能力。

   因此,清朝之不同于早期近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在于其独特的财政构造。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动态的,大都依靠间接税,具有扩张的潜力,这不仅因为支撑它的工商业一直在成长,也因为战争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开销在加剧国家财政上的需求。与之相反,19世纪中叶之前,清朝财政体系是静态的,以田赋为主要收入,其收支结构基本固定。清朝的财政结构之所以缺乏弹性,当然是因为其地缘上的高枕无忧,使得军事开销相对稳定并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也因为人口与耕地的比率依然处在一个适度的状态;即使税率很低,因为纳税人口庞大,国家依然拥有充足的财源。清朝的财政体系由此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均衡结构,即财政收入相对稳定,并稍高于相对固定的财政开支。可是,无论是清朝的地缘优势,还是其人口规模,均非恒定不变的,只要这两个前提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受到破坏,此一均衡状态即不存在。财政构造的这一特征,对清朝的兴衰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它有自身的优点,即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产生一定的盈余,长此以往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正是凭借此一盈余,清廷可以征战和扩张,而不必增加土地税率。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弱点,亦即均衡状态的脆弱性,最终将在19世纪因为上述前提条件不复存在而深刻影响着中国的转型道路。

   其三是清朝的边疆政策也不同于其他帝国。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地区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在其他帝国历史上,对殖民地肆意剥削,对被征服对象进行政治和宗教压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相比之下,清廷对边疆的贡赋要求微乎其微,仅具象征意义,甚至要为边疆的行政体系提供财政补贴。它对边疆的治理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方式,即鼓励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通婚,庇护西藏和蒙古统治精英所信奉的宗教,但并不在满人内部或帝国其他地方提倡之;对于边疆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它牢固掌握自己的任免或认可权,且对边疆的精英分而治之,限制其影响力。所有这些都使得清代国家始终能够维持边疆的稳定。清代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边疆地区即使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接受中央政权名义上或实质性的控制。此一事实跟其他所有帝国衰退或灭亡之后,其边疆、属地或殖民地纷纷独立,构成鲜明的对比。

   清代国家不仅不能跟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军事帝国画等号,也不能跟中国历史上的汉人王朝等而视之。满人的入关统治,不仅带来版图的扩大,更进一步导致中国的重新定位和定义。此前的明朝和其他华夏王朝,亦即原初形态的中国,本质上是单一的汉人族群国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对本族群及其文化的认同。就地缘战略而言,其核心地带始终未超出内蒙古草原以南的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清朝作为一个外来王朝,有着不同于汉人王朝的生存战略和核心利益。不同于后者之抱守中原腹地,视长城以北为化外,视所有非汉人族群为外番,清朝开疆扩土之后,将满、蒙、回、藏地带变成边疆,地缘上“内”与“外”的概念也为之一变。所谓“内”,已从明代十五省扩及包括内地十八省和所有边疆的整个中国;而“外”则由原来长城以外的所有游牧部落,转变为边疆以外的周边邻国(包括保持朝贡关系的温驯小国,但更指不时构成威胁的准噶尔部落和俄罗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也从清代以前的以汉人为主体、以对华夏文明的认同为基础、边界模糊的原初型族群国家,过渡为一个多族群的、边界日趋清晰和固定的疆域国家。因此,如果抱守传统史学中的汉人中心论,将边疆人口看作少数民族,视之可有可无,无疑弱化了清代历史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边疆的作用,认为清朝是一个“亚洲内陆帝国”,认为内地各省仅仅是此一帝国诸多版块中的普通组成部分,同样失之偏颇。清朝移都北京后,将自己界定为明朝的继承者,即一个版图扩大之后的“中国”(不仅包含内地省份,也包含边疆地区)的正统王朝。对于清廷而言,内地和边疆功能各异。内地不仅为大清提供了统治整个中国的合法性,也为中央提供了几乎全部的财源;而边疆仅仅用来提升国家的战略安全,捍卫其对内地省份的统治,而非赖以作为财源。清朝之所以可以称为“中国”的一个朝代,而非满族的或是亚洲内陆的帝国,正因为它一直以内地各省为国祚之根本。

   因此,我们最好把清代中国定义为一个前近代的或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这些均为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政治体所不具备,而跟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它不属于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传统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疆域固定的大国,它比非西方世界的其他任何政治实体,都更加具备向主权国家过渡的条件,同时也将会遭受来自西方更为严重的冲击。


   (二)迈向近代主权国家

   对早期近代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兴起和领土的巩固,皆发生于由诸多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这些国家在国际法下既互认为平等伙伴,又展开激烈竞争。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清朝作为一个疆域国家的形成,与其介入世界国家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步骤。第一步已在18世纪50年代完成,而第二步则要等到19世纪遭遇重大危机之后。从18世纪末开始,清朝在三个方面连续遭遇危机。一是在人口方面。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对土地资源构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18世纪90年代后期和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内乱。二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即欧洲两大强国(英、法)出于商业利益反复构衅。这两大危机叠加在一起,破坏了先前在清朝财政构造中长期存在的低度均衡状态。第三种危机则涉及汉人精英对于清廷之认同感。太平天国和清末十年的革命运动先后挑战了这种认同感,它们均诉诸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满汉矛盾,以动员民众反抗清廷。尽管面临这三重危机,清朝仍在19世纪后半期以自强为旗号经历了一场现代化运动;义和团之后,现代化运动在新政的名义下以更大规模在全国铺展。因此,当清朝于1911年走到终点时,中国已经经过重新打造,维持了其绝大部分领土,避免了边疆的分离;政权本身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外交体制上,均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这跟近代欧亚大陆诸帝国之四分五裂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之遭受西方征服和沦为其殖民地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晚清中国历史固然充满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整个非西方世界,它更是一部国家转型非常成功的历史。

   有三种因素可以解释晚清国家的这种适应能力。首先,其财政构造发生转型,即由原来供需两侧均缺乏弹性和扩张能力的低度均衡机制,转变为一种高度不均衡机制。在此机制中,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供应的增加,而且非农业财政收入(贸易税、借款以及其他财政手段)取代田赋,成为国家岁入的最重要来源。而在财政转型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中国的辽阔疆域、庞大人口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经济体量。因此,不管新产生的资源抽取机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它总能提供足够的财源,满足中央和地方政府急剧增长的开支需求。此项转型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代价乃是中央失去了对各省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财源的控制,以及汉族精英势力的崛起。后者通过控制本地区的财政、军事以及行政资源,在同治、光绪年间中兴大业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清朝为了应对来自中亚和东南沿海的地缘政治危机而调整了其国防战略。中亚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入侵新疆,这对清廷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威胁;而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又开始在东南沿海面临来自日本的新威胁。清廷的传统战略是优先确保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全,这种战略与清朝新获得的财政-军事实力结合在一起,使其能够成功地收复新疆。海防在清朝总体战略中的重要性也在迅速上升,但当政者对其紧迫性认识不足,资金投入有限,结果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不过,新型的财政构造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扩张性,使得清朝可以承受战后对日赔款,并支撑1900年之后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

   财政转型和地缘战略调整所折射的,是晚清国家的治理能力。晚清政府问题重重,官员腐败、守旧、排外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它毕竟建立在以个人能力为衡量标准的科举制度之上,因而封疆大吏当中不缺通晓时务、精明能干之士;整个政府体制依然能够在内忧外患中控制局势,对现代化所需资源起到协调和控制作用。国家的世俗主义取向、汉人官僚的经世致用传统、士大夫因朝廷尊崇儒学而对清朝所产生的忠诚,所有这些都使得那些掌管国家各部和各省的官员,有能力履行其基本职能。因此,尽管自19世纪50年代起中央的财政、军事和用人权力在向各省下移,但是清廷从未失去对封疆大吏人事上的控制,也始终有能力决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军事资源的再分配,可见晚清的财政军事和行政体制,实为一种“地方化的集权主义”(localized centrism)。正由于这一独特体制的作用,清朝依然能够平定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乱,收复边疆失地。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依然能够推展国防、制造业、交通运输、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从而出现长达三十年的中兴局面,并且在庚子义和团之后以新政的名义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现代化工程。也可以说,中央权力下移与地方封疆大吏的自强、新政举措,两者互为因果。权力地方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中央尚未失去对地方的最终控制权的话;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晚清国家赖以幸存、中国得以开启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有助晚清克服内忧外患的因素,是汉人和非汉人精英所共享的中国认同。18世纪50年代以后清代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内的各个族群(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精英阶层)对现有疆域产生归属感。朝廷对边疆地区宗教的庇护,对边疆精英阶层的优待,满人的汉化,汉人之移民满洲、内蒙古和新疆,以及清朝在最后几十年力求将边疆的行政和内地省份加以整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各族精英阶层中培养共同的国家观念。其中,汉人官僚精英之超越对朝廷忠诚的中国意识的觉醒尤为关键。晚清国家的权力非集中化之所以没有伴随国土的四分五裂,主要原因也在这里。晚清绝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和来自不同背景的改良派人物,尽管在对待朝廷的问题上立场不同,但皆有一个共识,即把中国(包括内地和边疆)打造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无论其政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虽然部分革命党人在其早期活动中诉诸反满言论以博取民众支持,但他们很快便放弃此一做法,提出满、蒙、汉、藏、回“五族共和”,并获得一些满族精英和边疆地区其他非汉族精英的响应。这些均有助于中华民国在1912年成立时继承前清的边疆。

   所有这些,皆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之所以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伊斯兰教以及代表这一宗教的哈里发作为精神支柱。帝国境内的不同族群,很难对于一直处在扩张或收缩过程中的帝国疆土产生认同感。因此,在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族群各自建立新的国家,国家的领土只能限于本族群所居住的地带。尽管在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曾有来自不同背景的精英分子提出挽救帝国的种种方案,诸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之类,但是对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来说,这些方案皆属于“我们从未能够实现也无法实现的理念”而已(Lewis 2002353-354)。最终被证明可行的,是凯末尔自己所提出的在土耳其地区建立一个土耳其人的疆域国家的想法。按照他的设想,建国运动应该仅仅限于土耳其人生息繁衍的地区,亦即安纳托利亚腹地,凯末尔谓之我们天然的和合法的限度Lewis 2002353-354)。然而,对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来说,中华民国绝不应该仅仅限于所谓中国本部,而应建立在清朝原有的疆域之上。这不仅可行,而且就新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还势在必行。毕竟,这个以“中国”为名的国家,已经稳定存在数个世纪,它只需加以再造,而非另起炉灶,加以发明。

   总之,晚清国家在19世纪后半期对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的改造和中国共识的形成,决定了中国走向近代主权国家过程中的成与败。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中国在与外国列强的碰撞中屡受重创。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割地赔款之耻,刺激了每位仁人志士。这一连串的失败,经过20世纪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刻意放大,遂成为晚清政权在帝国主义欺凌下丧权辱国的集体记忆。然而,除了失败的记录之外,晚清中国还创造了一连串令人讶异的成功。其中最可述者,无疑是它在卷入欧洲列强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外交和行政体制的变革,不断地朝向近代主权国家的目标迈进,并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和国防的近代化,始终能够维持其原有版图的基本格局和政府体系的独立运作,成为幸免于沦亡的少数几个非西方国家之一。而这一系列成功的关键,除了财政构造的非集中化及其所具有的高度扩张性,使晚清的各项近代化事业成为可能之外,背后更为根本的,乃是19世纪后期官僚和知识精英的政治意识日渐发生转变,从原先对朝廷的效忠,过渡到对形成中的主权国家即中国的效忠。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朦胧的民族意识,超越了族群、派系的樊篱,成为凝聚共识、形塑集体行动的最大公约数。此前汉、唐、宋、明原初型族群国家历史语境中所特有的“化内”与“化外”的概念,以及清代早期疆域国家所使用的“域内”与“域外”、“海内”与“海外”的二分法,到了晚清和民初,已经日渐被“中国”与“外国”、“国内”与“国外”的二分所取代。此一转变所折射的,正是近代主权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过程。


   (三)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之肇建

   国家转型的第三个突破,是针对晚清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的零碎化,及其最终演变为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走上政治统一和权力再集中的道路。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终于看到中国跟某些欧洲国家类似的发展。战争成为建国的驱动力;能否为战争而扩充财源和凝聚共识,成为决定建国成败最关键的因素。

   国家重建的最初突破,出现在清朝覆没之后20年间。这一时期因为政治分裂和军阀混战,而被人们视作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期。然而,恰恰是在这种分裂和无序状态中,产生了区域性的财政-军事政权(regional fiscal-military regimes)。各个军阀或军阀派系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扩张而无休止地相互争斗。其中的佼佼者也耗费巨大精力来巩固自身政权,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在所控制的辖区内建立集中化的官僚系统,致力于财政和金融系统的统一和标准化,建设公路、铁路以及其他基础实施,提升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鼓励工商业发展,提倡基层政府自治,允许省级或县级议会的存在,从而在地方精英当中建立共识。通过这些努力,那些最有雄心的军阀将其所控制的省份打造成了区域性强权,一如早期近代欧洲的国家构建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所有这些区域政权中,有两大力量最为成功也最具影响力,即满洲(东北)地区张作霖领导的奉系集团,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经过北伐,国民党势力最终消灭或制服了其他所有军阀,推动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不同于欧洲的先行者(以英、法为代表)所走的从上至下的建国路径,亦即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科层化,中国在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失败之后,所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或谓“集权化的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即由强大的地方力量首先实现内部的统一、集权,然后经过彼此间的竞争,再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一如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些后来者(以德、意为代表)。

   国民党统一全国凭借以下三个因素。地缘政治方面,它在广东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这对其早期的军事建设极为关键。财政上,它能抽取到比其他任何对手更多的财政资源:最初依靠统一广东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后,则通过发行公债和银行借款从上海财阀那里获取支援;继而控制了海关和全国工商税收。另外,国民党在宣传上致力于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也赢得各方社会政治力量的认可。而党化教育和以党领军、以党领政的实践,则使国民党试图通过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组织上的渗透,实现对军队和行政系统的全面控制。因此,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昂,战场上节节胜利。此后二十来年,国民党政权在建国上的成就,举其要者,有以下二端。

   其一,经过十多年的整合,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和军事架构,消弭了过去各区域割据势力之间的公开对抗和政治分裂;在财政和税制上也在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的强大民族国家的最终出现,盖无疑问。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快速地朝着此一方向推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才在1931年贸然占领满洲(东北)地区,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一个统一强盛的现代中国的成长,必然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的终结。中日之间的全面交锋在20世纪30年代已在所难免,蒋介石所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培育自身实力,推迟战事的发生。抗战爆发后,国军因实力相差悬殊,节节败退,乃意料中事。然而,战前十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整合,对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能够将各派系凝聚在一起,不仅在日本的大举进攻下幸存下来,而且组织了有效的抵抗,最终以胜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战争,仍起到关键作用。

   其二,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所领导的中国在二次大战远东战场上所起的关键作用,故而在二战结束前后,现代国家的建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国民政府次第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跟清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各项特权,取消了外国在华设立的公共租界,并且早在1929年即已实行关税自主。由于打败了日本,中国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恢复了对东北三省的治权。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以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确定了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地位。

   然而,同样一组因素(地缘、财政以及认同)也能解释国民党的建国失败。事实证明,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重建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奉系集团原本是国民党在北方最强劲的对手,正是因为日本占领满洲(东北)地区,导致其走向衰亡。1937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中断了国民党的国家统一和重建事业,并给中共在抗战后方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最终成为国民党最大的对手。财政上,在1927年定都南京之后,国民党不仅优先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经费以巩固地盘,而且作为一个全国政权,还需承担全国事业机构和军事机关的巨大开支,结果不堪重负。政治上,尽管蒋介石通过制服各路军阀及其党内对手建立了个人权威,尽管抗战时期各派力量面对全民族的生存危机也暂时接受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消除党内、党外对手的挑战。其领袖地位更多地是建立在与对手的妥协之上,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个人魅力。由于蒋介石从未消除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建立自己在军政界的最高权威,因此一旦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再度发生,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在战场上表露无遗,各支部队无法真正做到协调行动,在与中共部队的大规模作战中一再败北,最终弃守大陆。概言之,国民党政权的最根本弱项,是其党政军体制的“不完全集中化”(incomplete centralization)。尽管在1927年之前,作为一支地方势力,国民党的财政军事组织比任何其他竞争对手都更加统一、集中,从而有能力击败或收编对手,但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府未能成功地整编各支地方势力,也未能打造一个集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更谈不上把国家权力有效地渗透到城乡底层社会,建立一个可以满足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控制需求的基础结构。

   对比之下,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取胜,恰恰是因为它在地缘、财政和认同三方面同时取得突破,从而实现了全方位的集中化all-round centralization)。二战结束后,曾经构成建国之最大障碍的日本战败了,苏联的介入则构成了国共斗争中最重要的地缘因素。苏联红军所占领的中国东北,是中国农业剩余最多、近代交通、能源、制造业和军火业最集中的地区。中共军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尽管进入东北的过程因苏方顾忌中苏同盟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并不顺利,但在占领东北大部之后,其财政军事构造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中央主力从原来困顿于西北贫瘠人稀的边区、缺乏枪支弹药、只能靠游击战术生存的地方势力,变成了兵源充沛、供应充足、拥有大批量新式武器的强大军队,终于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在正规战场上一决雌雄。中共的财政体制,也从原先以农业剩余为主要财源、各支部队自筹自用、各根据地自成一体的分散状态,逐渐过渡到统一集中、各根据地相互协调、连为一体并且学会利用城市工商税源和现代财政手段的新体制。整个内战期间,中共的财政构造越来越呈现为新与旧两种体制的巧妙结合:利用高度集中的、跨解放区的新体制,它可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巨大财力和丰富物资,支撑大规模兵团作战;与此同时,在兵源和后勤供给上,它延续了延安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草根动员模式,借助党组织对乡村的渗透和土改运动,以几乎无偿的方式,动员千百万民众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人力支持。此构造因而是扩张型的、可持续的,并且能够维持总体上的平衡。中共的优势,因此即在其新获得的、集中控制的城市经济和财政资源,与其传统的、分散控制的人力动员及后勤保障模式的巧妙结合,新旧体制相得益彰,从而产生了巨大而源源不断的战斗力。

   最重要的是,中共在20世纪40年代不仅克服了早期历史上对莫斯科的过分依赖,而且通过克服党内高层的宗派主义和各根据地的山头主义,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权威地位。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加上内战初期的军事劣势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使得不同地区的中共军队能够做到和衷共济,服从中央统一领导,战场上相互协调。与此同时,中共重视意识形态宣传,透过党组织严密控制基层官兵,加上推行土地改革,给农民参军带来物质激励,使军队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因此,中共党政机关以及整个军队,从上到下都形成了对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高度认同以及求胜的强烈期待,从而使中共成为民国肇建以来最具竞争力的一支建国力量,有能力将自己从区域推向全国,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彻底扭转了晚清以来权力下移、头轻脚重的政治格局。

   总之,克服源自19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以革命的名义致力于国家的再造,是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政党则成为完成此一任务的利器。党不仅成为革命的中坚,而且革命本身是以党的名义,依靠党的组织渗透和控制来进行的。革命的成败,跟地缘的变局和财政军事资源的掌控息息相关,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内力量的凝聚。加入政党成为投身革命的必要门槛;党内党外成为识别革命势力的基本标杆。对党是否忠诚,超越一切,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最重要尺度。而这种忠诚并非抽象的,在打造党内认同的过程中,它被具体化为对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无条件尊崇,以及在组织上对党的各级权威尤其是最高领袖的服从。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击败国民党,不仅因为革命的后期,即国共内战期间,其地缘环境和财政军事资源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在凝聚党内共识、达成组织团结方面,把国民党远远抛在后面。

   纵观中国的国家转型的漫长历程,如果说前两个环节(即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及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解释了现代中国为何在规模上很的话,第三个环节则回答了它为什么在结构上很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像土耳其那样,经过帝国裂变后,使其疆域回归主体民族的腹地,而且也没有像战后土耳其共和国那样,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而是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达到高潮。所有这些,皆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目的论相悖,后者把民族国家做了双重界定,即不仅是一个由共享文化或族群传统的人民所构成的主权国家,而且是体现主权在民理念的民主政体,而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上,民主被等同于欧美式的代议制多党政治,为二次大战后的众多亚非国家以及苏联垮台后的东欧国家纷纷仿效。

   事实上,中国曾有两次践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一是在民国初北京政府时期,一是在1946年南京政府时期,两次试验均昙花一现。19134月开始的第一届国会,因为地方派系与中央的武力对抗而时断时续,无法正常运作;1946年的宪政试验,也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和国民政府动员戡乱条文的实施而名存实亡。在这两次转变过程中,代议制民主之所以失败或中断,而被一党独大、走向集权的国家体制所取代,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政府体制内部或共享的国家架构内部之制度化了的权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区域的自主力量日渐坐大,与中央争夺对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的控制;此一过程始于晚清,而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加剧。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建国方向,不是朝着议会制民主过渡,而是针对地方离心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抗衡和挑战,不断趋向权力集中。其具体表现,是在政治秩序尚未建立之前,不断追求加强个人控制;在追求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以整个党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为最高目标。

   如果再跟土耳其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出为什么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以高度集权的国家的肇建为其阶段性结局。奥斯曼和晚清国家虽然都经历了财政体制的非集中化,但后果却大不相同。在奥斯曼帝国,财政非集中化以包税的形式发生在政府体制之外,从中受益的是作为个人的地方显要,他们并不一定掌握各省的行政和军事权力,所以他们跟中央结盟事实上有助于延长帝国的寿命。相比之下,晚清中国的非集中化发生在政府体制之内,各省督抚自主收税、截留税款,用于地方事业,结果强化了自身权力。晚清的权力下移因此走向了制度化和官僚化,使得各省实力派构成对朝廷的真正威胁,最终带来民国初年各区域财政军事政权的崛起。土耳其开国领袖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由于没有内地各省割据势力的存在,可以轻易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凯末尔本人也凭借其领袖魅力,在执政期间建立了个人对土耳其国家的实质性控制。二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保持中立,国内政治稳定,不存在任何反对势力用武力颠覆政府的空间。战后土耳其跟西方结盟,使多党制民主在大权独揽的凯末尔去世后成为其政府的必然选择。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清除各区域的地方势力,为此不得不追求一个更加集权、更为强势的中央政权。共产党要打败和取代国民党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则必须在组织上比对手更加集中,思想更加统一。内战结束之际,毛泽东确定对苏“一边倒”的地缘战略,更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唯一选项。

  

三、几点思考

  

 (一)什么是中国

   以上截至20世纪40年代国家转型的三个环节,综合起来可视作累层叠加的国家形成过程。如果对此一过程做谱系分析,可以清晰地区别出现代中国国家的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国家内涵的最底层,是原初型中国,即清代之前中原华夏王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高度同质化的单一族群国家;就其地理范围而言,到明代已经覆盖长城以南的两京十三省,清代则为内地十八省,至晚清再加上东北三省。中共二大宣言将此区域表述为中国本部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中央档案馆,1989111115);西方文献中有关历史的中国的讨论,至今仍沿用“China proper”这一术语。对本族群所体验的历史、传统和所尊崇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此原初型族群国家构造中最核心的内容。

   第二,清朝前期历史的最大意义,是在原初型族群国家的基础之上,打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族群的、疆域的国家,使中国增添了一层全新的涵义。中国不再限于原先汉人聚集的中原和华南地区,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周边的满、蒙、藏、回各区域。中国的疆域不仅大为扩展,而且其边界也从原来的多变和模糊不清,变得日渐稳定和清晰。尽管中国仍处在西方正在形成中的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之外,但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清朝的固定疆域和政府对其版图的有效治理,却使中国成为最接近主权国家、最有条件迈向主权国家的政治体之一。

   第三,晚清历史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军事自强和内政外交变法,不仅成功地保存了其版图的基本格局,而且把中国从一个疆域国家,进一步改造为一个初具雏形的主权国家;其既有的疆域,尽管在与国外列强的遭遇中,受到零碎的侵损,但是经过国际间的确认,已经成为国际法上有效的领土。不过,中国之基本成为一个对其领土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经过国民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最终废除了晚清以来所签订的有损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曾经被日本侵占的土地。

   最后,在其历史谱系的最新层面,中国呈现为一个由其宪法所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晚清国家权力的非集中化和民国初期日益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依靠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自下而上推进国家统一和权力再集中,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之最关键的一环。国民党的建国运动,共产党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1949年后的国家权力结构,离开这个大背景,便无法理解其历史意义。

   今日的中国国家,同时具有以上四重含义。原初型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依然是今日中国国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此一族群的、文化的中国,至今依然是将全球各地华人连结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它的形成,贯穿了上古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至于华夏先民如何从新石器时代散落于黄河中上游的原始部落经过数千年的繁殖,将其势力延伸到华东、华南、西南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高度同质的族群,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著述中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依旧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谜团,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真正能够界定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是上述谱系中的第二至第四层面,三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构成,均不可或缺。首先,就疆域和人民而言,它是一个囊括内地各省和边疆各地区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今日中国区别于原初中国的根本之处;其次,就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现代国家;最后,就现今中国的内部治理体制而言,它是政治上高度统一和权力结构相对集中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面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涵义;并且在经济社会完成全面转型之前,在达到国家既定的统一目标之前,在与周边国家以及与全球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定型之前,中国的国家再造过程依然在进行之中。


   (二)什么是中国的近现代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加以重新界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史,是关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历史,而一个现代国家的四个最基本的要件,是它的疆域、人口、主权和政府(Grant 1999Raic 2002)。我们对现代中国国家形成历史的解读,因此必须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它是怎样成为一个包括内地和边疆的多族群国家的?更具体地说,它是怎样从地理范围局限于中原和华南的原初型中国扩充至它现有的边疆地区,并且维持对内地和边疆的有效治理的?第二,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具体而言,在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它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第三,现存的政府体制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及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国家转型的三个环节,分别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次第展开。1949年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不妨界定为中国从一个原初型的族群国家,经过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拓展,进一步走向统一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如果要对这段历史加以分期的话,它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多族群疆域国家的形成时期。从17世纪40年代清朝入关取代明朝,成为中原统治王朝,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中原华夏王朝的地缘战略格局,到18世纪50年代清朝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将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并为日后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可以把清顺治帝于1644年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作为这个时期的起点。它不仅象征着清朝接续明朝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更预示着满人的独特地缘战略将给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体制带来根本的改变。

   二是多族群疆域国家的稳定时期。乾隆帝于1755年平定准噶尔之后立碑纪功,象征着多族群疆域国家(皇清之中夏)的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它突破了原初型中国之汉人中心的化内、化外樊篱,从根本上区别于以往汉唐宋明之中夏。此后,清朝借助两套不同的治理体制(内地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边疆的理藩体制)对全境进行了有效治理,维持了疆域国家的基本稳定。但是,其特定的地缘格局和资源禀赋所孕育的低度均衡的财政体制,使清代国家对18世纪晚期已经浮现出来的人口压力和19世纪40年代突发的地缘危机,缺乏制度上的准备和有效的应对。

   三是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在遭遇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次第重创之后,调整地缘战略,以非集中化的方式重构财政和军事体制,从而维护了18世纪50年代以来业已定型的疆域基本格局。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清政权在外交和行政体制上,开启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全面过渡;而1861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则可视作此一过程的象征性起点。但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建立和对19世纪后期所失国土的恢复,要到1945年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才最终完成。

   四是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肇建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针对晚清以来军事、财政和行政体系的非集中化以及民国初年加剧的地方割据,各个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倾全力打造一个全国性的、权力集中的政府体制;不妨把孙中山于19233月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视作此一过程的象征性起点。但是,这一任务最终是在1940年后期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力量,凭借其所独有的地缘、财政军事和政治优势,击败国民党势力完成的。


   (三)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因为它从自身的前近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上所获得的三项遗产,即清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华夏族群国家、清代前期的边疆建设,以及19世纪后半期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非集中化。经过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现代中国国家,之所以在规模、结构上大而强,正是这三项遗产交相作用的结果。其超大的规模,首先源自华夏先民自身数千年来开疆拓土和对周边部落的同化,由此得以形成一个原初形态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出现唐、宋、明这样的王朝。它们在前近代的世界历史上,不仅是拥有最大疆域的单一族群国家,而且拥有最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清朝正是依靠它所沿袭自明代的原初中国,才得以重新打造一个规模更大的新中国:来自内地各省的巨量财源,使之能够发动屡次征讨,建立新的边疆;同时,清朝作为一个外来的王朝所独有的地缘战略格局,也使之有必要进行扩张,以确保它对内地的控制。正是清代以前原初中国的遗产和清朝的疆域扩张这两者的结合,解释了现代中国国家为什么得以建立在一个如此辽阔的领土之上。

   现代中国国家在结构上如此紧固,首先还是获益于原初型中国所馈赠的遗产,即在同质人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个高度集权和统一的政府体制,后者对来自国家内部的离心力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并排除了权力分配上产生多元机制的可能性;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君主、教会、贵族以及自治城市等等之间所形成的权力多元格局,则司空见惯。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前面一再强调的晚清和民国早期国家权力的非集中化。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之再造,便意味着铲除军阀,使国家机器的权力再趋集中,其结果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治国家的兴起,两支力量均致力于打造一个组织紧密的政党,推动国家走向统一集权。

   清代以前原初型中国之作为一个单一族群国家,清代前期中国被打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与19世纪后期中国之过渡到一个主权国家,以及20世纪中国之走向再集权,所有这些过程之间,所显示的不仅是历时的、逐层的变化,还有疆域、族群、国家形态上的连续性。此一过程截然不同于国家形成的经典论述中所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及其所隐含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目的论,即把传统帝国或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与随之而来的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照搬西式民主,视为非西方世界之国家建造的理想路径和常规形态。当然,在近代中国,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国家转型过程到1949年已经终结。相反,虽然现代中国国家在此之后展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构性稳定,同时在促进国家工业化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的再造过程仍未完成。展望21世纪,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举其要者,当有以下三端。一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整合,通过重构原先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书写,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遗产和特性的基础上,在汉族和非汉族人群之间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二是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建国时代和国家工业化时期以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为手段、以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过渡到这些目标完成之后,进而以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为立法和决策的优先考量。这两项任务,对于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三是重新界定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以造福于所有参与国;同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打造其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消减革命时代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所塑就的国民中间过分严重的受害者心态。只有在今后数十年内成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景仰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以及整部中国“近现代史”,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参考文献】

   葛剑雄, 201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

   葛兆光, 2011,《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

   孙宏年,2011,《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第12—22页。

   孙宏年,2006,《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载《清史研究》第4期,第17—27页。

   孙中山,1981,《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谭其骧(编),1982,《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谭其骧(编),1991,《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钱穆, 201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

   田亮,1999,《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载《史学史研究》第 3期,第 58—66页。

   中央档案馆(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2003 The Size of N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1997 “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pp. 1027-1056.

   Alter Peter 1994 Nationalism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 London Verso.

   Bayly C. A. 2004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BeaulacStephane 2000 “The Westphalian Legal Orthodoxy - Myth or Real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 pp. 148-177.

   Bourke Richard and Quentin Skinnereds.), 2015 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bank Jane and Frederick Cooper 2010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Chun-shu 2007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rontier Immigration and Empire in Han China 130 B.C.-A.D. 15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ang Kwang-chih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yle Michael W.1986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adt Samuel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Emerson Rupert 1960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sherick Joseph W. 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eds.), 2006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Gellner Ernest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Oxford Blackwell.

   Gellner Ernest 1997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rant Thomas D. 1999 The Recognition of States Law and Practice in Debate and Evolu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Harry 1993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pp. 660-686.

   Hechter Michael 2000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n E. J.201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and Re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n E. J.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Howe Stephen 2002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Ray 1997 China A Macro Histo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gatieff Michael 1993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Kappeler Andreas 2001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Kissinger Henry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Krasner Stephen 2001 “Rethinking the Sovereign State Model”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Ken Booth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42.

   Kumar Krishan 2010 “Nation-states as Empires Empires as Nation-states Two Principles One Practice” Theory and Society 392), pp. 119-143.

   Lattimore Owen 1988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Daniel 2016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Bernard 2002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Huaiyin 2013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iu Xiaoyuan 2010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Mann Michael2005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hta U. Singh 1999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Edmunds 1988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Muthu Sankar 2003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bregón Liliana 2012 “The Civilized and the Uncivilized” In BardoFassbender and Anne Peters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17-942.

   Opello Walter C. Jr. 2004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2nd ed. Boulder Lynne Rienner.

   Osiander Andreas 2001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2), pp. 251-287.

   Pagden Anthony 2003 Peoples and Empire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agden Anthony1995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 1500-c. 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hilpott Daniel 2000 “The Religious Root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522), pp. 206-245.

   Pitts Jennifer 2005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ic David 2002 Statehood and the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Roeder Philip G. 2007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ammell G. V.1989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c. 1400-1715 London Routledge.

   Shulman Stephen 2002 “Challenging the Civic/Ethnic and West/East Dichotomie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5), pp. 554-585.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Tuck Richard 2015 The Sleeping Sovereign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mmer Andreas 2002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 Shadow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nerbotham William 1795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Ridgway and Button.

   Yack Bernard 2001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ism” Political Theory 294), pp. 517-536.

   【注释】

  有关世界历史上诸帝国的研究,见Eisenstadt 1963 Doyle 1986 Hobsbawn 1987 Scammell 1989 Pagden 1995 Howe 2002 Burband and Cooper 2010。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见Greenfeld 1992 Brubaker 1996 Hechter 2000 Gellner 1997 2006 Opello 2004 Anderson 2006 Roeder 2007Hobsbawm 2012

  民族国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经常是模糊的。一类是所谓的族群国家ethnic nations)或文化国家,诸如德国,其集体认同乃基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以及种族渊源;另一类则是法国那样的所谓公民国家政治国家,这些国家虽由不同的族群所构成,但他们有一起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的共同意愿;国家的统一是基于民众的政治平等意识以及在法律面前共同的权利和义务(Smith1991Ignatieff1993Alter1994Shulman2002)。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有些人认为先出现民族,然后兴起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以争取本民族的主权,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满足此种要求;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比民族先产生,而且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通过武力将不同地区有着共同语言和传统的民众统一在一起,通过发展全国范围的交通、银行以及其他事业来促进经济统一,或是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比如将各地方言统一成国家的标准语言,向全体国民推广公共教育系统以及通用课程。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上述诸多发展,而印刷媒体在其中发挥了特别作用,因为它有助于一个形成中的国家的所有成员增强其“想象的共同体”之成员意识(Anderson2006)。因此,总体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近代才有的现象,且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尽管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可追溯至古代或中世纪。

   ③1648年签订的旨在结束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西班牙和荷兰的八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主权国家国际体制形成的标志。该体制重视下列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第一,成员国对其自身领土享有完全主权,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侵犯,国家之间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第二,主权国家享有根本性的自决权,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三,国家之间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四,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性通过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来确立(Philpott 2000Kissinger 201411-41;另见Beaulac 2000Krasner 2001Osiander 2001)。

  把从帝国到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建造唯一普遍适用的路径,这一宏大叙事之所以成问题,还因为它无法解释当今亚、非、中东和东欧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国家大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以人为划界的方式匆忙造成的,境内各族群的人民之间缺乏共享的民族意识,从而给这些地区带来长期的种族或宗教冲突、内战、种族屠杀或恐怖袭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旧日帝国的怀旧心理(Wimmer 2002Kappeler 2001392Mann 2005Pitts 2005Esherick Kayali and Young 20062-4)。

  中外若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均致力于研究中国如何从远古时代的部落国家成长为统一的中原王朝(例见Lattimore 1988 1940];K. Chang 1987;谭其骧,1982 1991Huang 1997C. Chang 2007;葛剑雄,2013;葛兆光,2011)。

   ⑥“China proper” 这一术语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文献中广泛使用,所指的是清代主要由汉人聚居的、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的内地十八省(Harding 1993),但这一术语的渊源可以溯至18世纪。例如,维勒鲍森(Winerbotham 179535)曾把清朝描述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即“China proper”“Chinese Tartary” “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这一术语的中译(中国本部)借自20世纪早期的日文翻译,曾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借用,如孙中山(1981,上卷:304359)。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如顾颉刚(见田亮, 1999) 和钱穆(2012103)等均拒绝这一术语,斥之为外国列强(尤其日本)为侵略中国辩护的工具。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Li Huai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李怀印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43:00 GMT
<![CDATA[科学家变身自媒体人:话语、角色及影响]]>http://www.rmruk.com/109002/39929.aspx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许多科学家转型为自媒体人。他们除了向公众科普外,也积极介入公共议题,舆论场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型舆论领袖。科学家自称知识分子,并创办媒体平台介入社会公共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媒体时代的新气象。科学家型公共知识分子及其自媒体的崛起,已成为当下中国舆论场的一道新景观,给中国的网络和社会舆论带来了新的变化。要在舆论场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科学家自媒体人需要保持独立和公正,在传播的专业性和大众性、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进行有效平衡。

  

   一、引言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广大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服务社会、报效人民,不断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①这是20164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评价和寄语。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新知,是重要的社会创新者。在著名学者萨义德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②可见,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公共影响力。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置身于舆论场为公众提供意见,介入公共议题,是至关重要的舆论领袖。不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往往以人文社科类学者为主,如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排行榜中,除邹承鲁(专业背景为生物化学)外,其余49人均为人文类知识分子。笔者发现,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特别是微信的发展,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另一种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群体正在崛起,并逐渐占据网络舆论场的中心地位。

  

   2016211日,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这一消息立刻引爆舆论。215日,国内微博爆料了一段五年前电视求职类节目《非你莫属》的短片,称早在2011年就有一位被称为诺贝尔哥的民间科学家提到过引力波。许多意见领袖尤其是人文类知识分子纷纷转发微博,支持诺贝尔哥,抨击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打压科学探索与创新的节目评委。舆论一时倒向诺贝尔哥。不过,随着科学家们的介入,舆情很快出现了反转。以科学家为主体的自媒体人、科技网站、科技公众号等纷纷发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诺贝尔哥及其支持者。果壳网及其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等都发表了天体物理学家孙正凡的文章《我们应该尊重梦想,但“诺贝尔哥”只是瞎想》。在“知识分子”公众号上,该文章阅读量很快突破十万。随后科学界撰写的一系列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也广为传播,这些“为科学正名”的文章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反转了舆论走向。

  

   在笔者看来,2016年初围绕引力波事件舆论反转可以看作是科学家群体在舆论场中崛起的一个标志。在这一事件中,科学家群体最终在舆论场的争霸中占了上风。其中名为知识分子的微信公众号发挥了重要的媒体平台作用,它们推送的《全民热议引力波,须防引力变斥力》等多篇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知识分子公众号由生物科学家饶毅、神经科学家鲁白和社会统计学家谢宇共同创办,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其微信平台上已吸粉30余万,俨然成为舆论场中的一道新风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显示了舆论场的这种新趋势:相比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政务机构、企业、个人意见领袖,2015行业自媒体在微信平台首次超越了其他自媒体类型,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自媒体如果壳网、丁香医生等开始受到大众青睐。

  

   在公众脑海以及在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研究中,通常知识分子由人文学者唱主角。科学家自称知识分子,并创办媒体平台介入社会公共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媒体时代的新气象20159月,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的创办,似乎就是科学家们介入公共舆论场的一种宣言。这种现象显然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二、科学家触媒变身自媒体人

  

   在笔者看来,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进入公共舆论场和公众视野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这一现象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出现的。实际上,早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创办之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群体活跃在舆论场中,他们或者在媒体中频频露面,或者通过自己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发言。其中最知名、也是最早活跃在网络上的科学家是方舟子,他创办了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先后质疑李开复学历造假、韩寒写作代笔、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等,与崔永元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论战也引人瞩目。

  

   如果说前微信时代科学家创办媒体平台还只是一种尝试的话,微信的出现则进一步方便了科学家变身自媒体人。他们纷纷创办自媒体平台,开始在舆论场中崛起。据笔者统计,目前有生物科学家饶毅、物理学家文小刚、数学家刘克峰、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天体物理学家孙正凡、神经科学家鲁白、心理学家魏坤琳等活跃于舆论场,他们或依托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或依托网络社群如知乎、科学松鼠会等,或依托科普网站如果壳网、丁香园等,发表观点,建言献策,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舆论风景线。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葛兰西曾用有机性来描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在他看来,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教育和启蒙大众,其自身的发展也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在笔者看来,科学家虽然远离政治,但自媒体却给了专业科学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可能性,使科学家也具有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属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具有与人文知识分子不一样的专业背景和思维方式,这种新型知识分子显然能够给舆论场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1.进行科学启蒙,使高深的科学通俗化

  

   中国科协开展的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4%2010年达到3.27%2015年才达到6.2%可见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普遍不高,科学普及的工作还任重道远。传统的科普模式往往过度依赖于媒体和记者(多数为非科学类专业出身),在科学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诸多不足。陆晔、周睿鸣的研究指出:与西方媒体相比,我国将科学翻译给公众远不够充分。她们抽取一个星期《人民日报》《东方早报》《卫报》和《纽约时报》四家报纸进行查阅后发现:《人民日报》科学报道的数量远远落后于两家西方报纸,而《东方早报》则是零。⑦在报道质量上,媒体和记者却往往注重科学发现中的娱乐性和争议性的内容,难免夸大其词或失之偏颇。专业的媒体和记者是这样,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更是难以遵循或尊重科学报道所需要的严谨性和专业性。⑧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话语的缺失和科学家的缺席会导致科学传播发生延迟性、误导性和可信度的降低。因此,科学家直接参与科学传播十分必要。比起传统媒体记者或公民记者,科学家从事科普或科学报道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科学家创办新媒体,从幕后走向前台,显然更有利于提升科普效果。事实上,许多科学家创办自媒体平台正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科学传播的直营模式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和理念,改进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如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致力于让科学精神进入中国文化的内核,重建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公众号赛先生前主编鲁白也认为:“我们要让更多人感受到科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⑩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也表示,“科学传播是团队的初心”。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他们还在科学的“通俗化”和“趣味化”上下了很多功夫。如“赛先生”旨在“真实地呈现科学的有趣”。果壳网一开始就设定为“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并以“唤起大众对科技的兴趣”为最终理想。通过丰富有趣的议题设置,果壳网吸引了一大批对科学感兴趣、有好奇心的青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共同体,并发展出了一种“玩科学”的独特风格。【11

  

   与通过公共媒体进行报道相比,科学家直接进行科普显然更加专业,还可以在前沿性和时效性方面领先一步。此外,科学家媒体在内容呈现上也带有自身的特征。一个重要的亮点就表现在数据挖掘和科学议题的可视化呈现上。相比人文知识分子和普通媒体人,科学家的制图能力、可视化表达的确强多了。如在举世瞩目的阿法狗和围棋冠军的决战中,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的《图解|胜负之外:AI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张可视化的炫图就解释清楚了人机围棋大战中人工智能是如何对抗顶尖棋手的。这种深入浅出的传播,使科学家与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大大缩小。

  

   2.介入公共话题,使网络舆论生态更多元

  

   中国的网络舆论因有科学家的介入而显得更加多元。有论者指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空间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对媒体中新闻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分析和辩论,二是分析学术论点,三是组织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12】科学家介入公共议题也是通过这三种方式。不过,作为新型舆论领袖,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使长期为人文知识分子所主导的舆论场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态势,有效地弥补了人文知识分子视野与文风的不足。在笔者看来,科学家群体所带来的科学议题、科学观点与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让网络舆论生态更加多元,更加理性。

  

   科学家型舆论领袖不仅关注科普议题,也关注与科学有关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拓展了科学议题的公共性2016418日,科技部、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通知,立即受到公众关注。不过,很快一些科学家发现,《基准》的某些内容需要商榷,甚至明显存在错误。知识分子公众号随即以《引来科学家一片质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基准〉怎么了?》(2016-04-24)头条推出了陈学雷、冯珑珑、康熙、刘继峰等科学家的质疑文章,并大声呼吁科技部和中宣部组织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议和修改,文章当天就获得了35990次阅读,394个点赞。知识分子主编鲁白就是一个以敢言著称的知名科学家,其对科研和教育体制多有批判,言论影响广泛。

  

   笔者以知识分子赛先生微信公众号为例,通过新媒体指数(www.gsdata.cn)和新榜(www.newrank.cn)网站统计发现:2016年第一季度中,知识分子共推送了239篇文章,除科普议题及一些历史、经济和艺术话题外,涉及社会公共性议题的文章多达43篇,占比18%,其中包括教育问题(6篇)、能源问题(5篇)、环境问题(3篇)、科研体制创新问题(17篇)、健康问题(5篇)、性别平等问题(3篇)、地域歧视问题(2篇)、食品安全问题(1篇)、计划生育问题(1篇)。赛先生”2016年第一季度共推文166篇,涉及社会性公共问题议题文章也有18篇,占比10.84%

  

   在社会热点议题上科学家也积极介入。如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在网络上拥有几十万的粉丝,从博客闲谈物理到微博再到专栏文章,时常纵论热点事件。他不仅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也创办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淼叔和微博李淼在微博,他介入的议题涵盖了在线机票订购、房价以及娱乐节目等各方面的社会热点。知识分子公众号也常常紧跟热点,针砭时弊。如针对极草(冬虫夏草)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开批评一事,知识分子发表了程莉的原创文章《起底冬虫夏草:一个中国式大骗局的始终》(2016-04-12)。文章从专业视角对冬虫夏草的营养价值及来源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自始至终,被捧上天的冬虫夏草是否含有有效成分饱受专业人士诟病,综其一生,不过是一个中国式骗局罢了。文章一天内就获得了241081次阅读,392个点赞。在各种利益纠纷、各种舆论甚嚣尘上的舆论场中,文章澄清了事实,发出了独立而专业的声音,其传播方式和社会效果不亚于一篇舆论监督报道。

  

   就传播效果而言,科学家介入热点议题的确会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一项研究指出:科学家可通过政治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等模式,全方位影响社会热点事件,包括调控社会热点事件的发生率、引导社会热点事件形成及演化进程、规范社会热点事件的效应扩散等内容。即便是科学普及,如果引导得当,也可以促进社会热点事件正面效应的有序扩散,并有效抑制社会热点事件负面效应的不当扩散。【13】显然,科学家介入公共话题能像媒体记者一样守望社会环境,这一功能也使科学家成为一种新型的舆论领袖

  

   3.话语表达中的科学思维和国际视野

  

   科学家知识分子给舆论场带来的不仅有新的议题,也有新的表达方式。与人文类知识分子较为感性的表达方式相比,科学家的论辩方式更具逻辑思维。在诺贝尔哥引力波事件中,科学家的文章都是从基本的科学理论出发,凭借逻辑清楚、说理透彻才赢得了舆论的反转。不管是科普、争议或批判还是其他门类的知识推介,科学家的文章写作通常延续了科研中的严谨性,对一般性问题能够上升到学术层面,摆出基本观点再具体阐述,或有公式或有模型或有实验,或引证全球具有权威的研究与发现,文章有着论文式的严谨结构。为了体现言必有据,这些文章除了注重用事实说话,也注重用数据说话,文末一般都会附上相关的参考文献,其中许多还是英文文献,因此完全可以当作科研论文来读。如“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文章《都别争了,选爱我的还是我爱的有科学解释了》(2016-02-14,阅读量98842)、《人才帽子满天飞,乱了人心误了青春》(2016-03-28,阅读量79761)等文章,其写作风格就既重可读性又重严谨性。公众号赛先生上的文章《数学家叫你如何安排婚礼座次》《非诚勿扰的数学分析》《人机对决: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等也体现了知识性、趣味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此外,科学家自媒体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从传播主体来看,这些创办自媒体并撰文的科学家们全部留学海外,拥有博士学历,留学时间大多十年以上。他们长期在国外研究所做博士后或在知名大学任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科研成果丰硕,能第一时间了解国际同行的动向,将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理念、教育理念,甚至文化理念传播进中国。与人文学者相比,这些科学家外语更好,与国际同行有着更多的交流和联系,因而国际视野更为开阔。201510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能够获诺贝尔奖,与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的大力举荐是分不开的。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知识分子”连续推出了《屠呦呦实现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屠呦呦今天在中国科协:我有一个希望》等系列文章,普及了科学知识,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案例一方面体现了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作为舆论领袖的强大的设置议程能力。

  

   三、科学家自媒体人崛起的原因分析

  

   在笔者看来,科学家作为自媒体人和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能够在今天的舆论场中引人瞩目,绝不是偶然的。这当中既有社会层面的原因,也有媒介、市场、受众以及历史传统层面的原因。

  

   1.社会问题与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促使科学家介入舆论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改革和控制体系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以道德滑坡、消费主义兴起、行为短期化和社会流动加速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14】此外食品安全问题、疾病健康问题等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科学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充满争议。如围绕“PX项目的存废问题,围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等往往爆发舆论大战,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家站出来发言既是形势使然,也有其必要性。“赛先生”公众号自称创办的初衷之一是让“科学家对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最权威的解读”,科学新闻不宜成为翻译机器,而应该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针对舆论场中以科学名义出现的各种谣言,科学家们尤其发挥了明辨是非,引领舆论的作用。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就旨在不断击破各种科学谣言,还原事情真相与细节。在谈到谣言粉碎机创办的初衷时,果壳网CEO徐来(网名姬十三)说:科技领域是谣言的重灾区。而科普的一个最大的诉求就是反谣言,面对现在网络上层出不穷的谣言,科技工作者应该挺身而出。”“谣言粉碎机背后有一个20多人组成的科学小团队,他们的学科背景涵盖物理、生物、电子、植物、数学等领域。自201010月果壳网上线以来,谣言粉碎机已经攻破了“在加油站使用手机会引起火灾或爆炸”“剃头发、剃毛会使毛发变粗”“面条可燃不安全”“可乐会杀精”等40多个谣言。【15

  

   在笔者看来,科学家们的这种社会关怀也与中国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这是促使他们进入舆论场的重要因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国争光、学以致用的传统使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一种家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钱学森院士在新中国成立时毅然回国,华罗庚喊出了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的响亮口号。【16】这种家国情怀在当今的中国科学家身上也有延续和体现。正如科学家鲁白在知识分子创刊词中写道的:“‘铁肩担道义才是积极的知识分子立场。他还引用周国平的话,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型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并无二致。

  

   2.自媒体发展使科学家有了发言平台

  

   自媒体带来了传播个人主义的兴起,它最大限度地突显了个体的力量,使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合二为一,人人可以创办媒体。【17】在这种传播环境下,普通人因此分享了原来由垄断信息传播权的编辑与记者牢牢掌控的第四权力,这种赋权使科学家可以自己创办媒体平台,从而变身为自媒体人。从最早的BBS、论坛社区,到博客、空间,再到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自媒体已经逐渐成熟,这也带来了科普类媒体平台的兴起。20071月,科学网博客频道成立。20084月,由一群科学爱好者创立的科学松鼠会备受瞩目。20107月,中国科协网开通科学博客栏目,与此同时,新浪、网易、博客网等网站也相继开通科技博客。【182012年,随着微信推出公众平台(公众账号),科学家群体开始在微信自媒体上进行科学传播。

  

   微信公众号的传播特性是一对多,实现了信息发布的一键抵达”,这种全新的聚合模式使之在知识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据微信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8月,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经突破1000万,每天还在以1.5万的速度增加,自媒体的增长呈井喷之势。正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使得媒体的门槛变低,科学家可以通过运营微信公众号而直接变身为自媒体人,在公共舆论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平台中,科学家可以主动设置议程,可以不经转译地发出声音。尤其在一些争议性事件中,科学家可以直接向公众喊话,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效缩短了公众和科学的距离。前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知识分子赛先生推送文章总数分别为239篇和166篇,总阅读量分别为392万和374万,总点赞数分别为17669次和9846次。赛先生在科技类微信公众号排行榜中平均位列前20位左右,而知识分子多次进入微信500强排行榜。可以说,这两个公众号的影响力已然超越了一部分传统媒体。

  

   3.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催生了科学家触媒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5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6.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20】这是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在庞杂的信息环境中,受众迫切需要一些专业性的信息,尤其在涉及环境、健康与医疗议题的问题上,受众需要权威观点。正如2006年英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中所指出的那样:大众社会的所有纳税成员对于科学研究现状、进展以及趋势都有知情权,他们需要了解真相。21

  

   公众也越来越有兴趣接受相关的科学知识。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公民对科技新闻的感兴趣程度较高,对科学新发现、新发明和新技术、医学新进展感兴趣的比例分别为77.6%74.7%69.8%。民众普遍渴望接受与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相关的科普知识,其中对食品安全、灾难逃生、科学养生等科普内容的需求最高。【22】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需求催生了科学家自媒体的出现。

  

   在信息获取渠道上,自媒体时代的公众越来越多地依靠移动互联网获得科普信息。据中国科协的第九次科普调查,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已达到53.4%,比2010年的26.6%提高了一倍多。在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中,高达91.2%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互联网已成为具备科学素质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第一渠道。【23】《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的数据也显示,科普搜索指数日均值由2011年第一季度的251万增长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700万,4年来同比增长178%,移动端搜索指数增长6.28倍。【24】其中健康与医疗成为最受关注的科普主题。可见,中国网民对科普知识的搜索需求是与日俱增的,这也使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科学自媒体成为信息市场中的新宠。

  

   此外,新媒体平台的商业化也使得科普类自媒体蓬勃发展。科技不仅引领了互联网经济,科技本身也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一环。随着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的细分,以科学知识为主打的自媒体在移动社交媒体中逐渐受到青睐。就微信公众号这一自媒体平台来看,科技类公众号表现抢眼。近年来,果壳网、科技媒体推送、丁香医生等微信公众号等都在500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日益显现出科普类自媒体的商业价值。这种商业价值反过来促成了更多科学类自媒体的兴旺,刺激着一批科学家下海,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

  

   四、科学家转型自媒体人的优势与局限

  

   作为一种随着移动互联网出现而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科学家作为舆论领袖有其自身的特色与优势。由于已经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科学家称谓本身就体现着某种权威性。而当他们创办媒体成为媒体人,或就某一公共议题发言时,这种权威性很容易使其成为舆论领袖。目前创办自媒体的这些科学家们学科背景广泛,有生物化学家、天文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等,他们在学术上均有所造诣,树立了自己在某一研究领域内的权威。这种权威的确给予了他们某种光环效应。这种光环效应显然是科学家媒体人能够迅速崛起并获得公众认可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光环效应”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当科学家在舆论场中进行“跨界作业”的时候,其观点也完全可能对公众形成误导。

  

   因此,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和自媒体人,既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笔者看来,科学家群体要想在舆论场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平衡。

  

   1.在传播话语的专业性和大众性之间进行平衡

  

   科学议题往往十分专业,科学家需要深入浅出地进行传播才能为受众所接受。科学传播讲究严谨,大众传播讲究生动。科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差异过大,使得公众在与科学家的交流过程中容易产生曲解。例如在科学风险传播中,科学家在传达自己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让公众完全理解。《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给出的建议是:科学家一定要在有意义的情景中传达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并且需要谨慎表述。采用公众更为熟悉的相关风险来类比自己研究所带来的新型风险会更加符合公众的认知规律。【25】此外,在笔者看来,科学家要做好传播,除了要言之有据,还要有较强的可视化能力,以及“讲好故事”的能力。互联网时代网络充斥着碎片化信息,如何把枯燥的科学道理通过文字深入浅出地变成一个好故事,这是对科学家型自媒体人的一个挑战。

  

   2.在专业议题与公共议题之间进行平衡

  

   在科学议题中,科学家固然有公信力,但他们能否在介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议题后仍然保持公信力还有待观察。如果只局限于科学议题,其社会影响必然有限,但如果溢出科学议题,其公信力又会面临挑战。这个两难问题,将使科学型知识分子的公共化面临约束。而要突破这种约束,则需要在议题设置上小心谨慎,或者循序渐进地进行拓展。

  

   3.在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公共性与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科学家舆论领袖受到人们尊重的前提条件。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的生产者,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26】知识分子坚守独立的立场十分重要,但也十分困难。一方面,政治对科技政策、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要防止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27】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压力也会对科学家自媒体人形成挤压效应,尤其在自媒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科学知识和科学媒体其实已经具有了商品属性。如由百人传媒投资和主办的赛先生20147月正式运营,百人传媒为它注入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赛先生目前估值将近1亿,A轮融资行将启动,融资金额5000万。可以想象,随着科学家型舆论领袖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各种商业利益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渗入以及左右科学家媒体和科学家知识分子,甚至使其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旦知识分子把其个人的利益带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他就难以把现实利益、个人情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立场区别开来。这种情形一旦出现,“知识分子”也就有名无实了。事实上,我们就曾经目睹过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沦陷。如许纪霖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观察到的那样: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28

  

   那么,作为自媒体时代崛起的科学家型知识分子,其未来发展和演变的前景如何?显然,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时间,也需要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注释

  新华社:《习近平同知识分子推心置腹》,新华网,20164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30/c_128946854.htm

   ②[]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页。。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

  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参见李培林、陈光金、张翼主编:《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9—238页。

  叶丽:《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理论视野》2013年第6期。

  2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20159月发布。

  陆晔、周睿鸣:《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贾鹤鹏、金兼斌:《公民记者与科学报道的张力与交融》,《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李福鹏、姜萍:《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缺席的原因探析——蕉癌事件为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6期。

  贾鹏:《对话〈赛先生〉:科学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新京报》2014730日。

   【11】蔡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科学传播——以果壳网为例》,《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2】徐国源、路鹏程、刘怡:《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176—201页。

   【13】张红方:《我国社会热点事件与科学普及的互动关系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87—112页。

   【14】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15】果壳Guokr.com:《谣言粉碎机》,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16】《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今日科苑》2012年第4期。

   【17】潘祥辉:《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当代传播》2011年第6期。

   【18】王以芳:《科学博客:探索在公众理解科学的最前沿》,《科普研究》2011年第31期。

   【19】刘永昶、景岩:《新媒体与文化的圈落化生存——解析微信的知识传播特征》,《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1月发布。

   【21】【25】高健、陈玲、张会亮:《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守则——浅析〈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科普研究》2015年第5期。

   【22】李蔚然、丁振国:《关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及其科普需求的调研报告》,《科普研究》2013年第42期。

   【24】中国科协科普部、百度指数、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20157月发布。

   【26】布尔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参见《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4—175页。

   【27】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21页。

   【28】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12月号。

 

]]>
潘祥辉 吴正楠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41:00 GMT
<![CDATA[习近平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http://www.rmruk.com/101003/39928.aspx

  3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双方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以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近年来,中以创新合作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双方要加强政治沟通,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作深度和广度;要巩固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中东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东符合包括中以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巴问题始终对中东局势有着长期深远影响,中方赞赏以方将继续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处理以巴问题。尽早实现以、巴两个国家比邻而居、和平共处,既是以巴双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福祉所在,也是国际社会众望所归。

  内塔尼亚胡表示,我此次访华成果丰硕。以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以色列十分钦佩中国的历史、发展成就和在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以此次建立以中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国科技创新优势,深化双方在清洁能源、农业、投资、金融、医疗服务等领域密切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并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以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等合作。以色列愿看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参加会见。

]]>
李伟红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32:00 GMT
<![CDATA[李克强总理在澳大利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推动中澳关系向前走]]>http://www.rmruk.com/101003/39927.aspx

3月22日,在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发表题为《推动中澳关系向前走》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推动中澳关系向前走

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当前的世界不确定性增多,方向感缺失。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全球化遭遇挫折,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地缘和局部冲突加剧,既有国际秩序和体系遭到质疑。在此背景下,中澳各自何去何从?如何合作应对?这是外界期待获得的答案,也是我此次访问澳大利亚双方要探讨的话题。

  我听说,澳大利亚选择了两种澳特有的动物——袋鼠和鸸鹋作为自己的国徽图案,因为它们一般只会向前走,不轻易后退,象征着一个永远迈步向前、充满活力的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段都会是让我们向未来前进的动力。我们赞赏澳大利亚这种勇往直前、不断奋进的民族精神。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我们经历过战火,也沐浴过和平,我们选择过开放,也固守过封闭。正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错误导致了我们近代的惨痛经历;也正是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道路让中国在合作共赢中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实践告诉我们,全球化、和平、发展、合作是多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自我孤立、闭关自守绝不是伊甸园,既办不好自己的事情,也无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贸易战带不来贸易公平,保护主义不是真正的保护。

  历史不能倒退,潮流不能逆转。要在前进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继续前进。因此,中国坚决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坚定地打开开放的大门,热忱地向外伸出合作的双臂。我们愿同各国一道维护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前进,也是我从中澳两国国歌中听到的关键词。我坚信,中澳会以各自的迈步奋进与合作前行,以彼此发展与合作的稳定性熨平世界的不稳定性。

  建交45年以来,中澳关系与合作不断超越国情与制度差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逐渐累积信任,妥处分歧,行稳致远。中澳务实合作显著的特征就是互补性强。正因如此,双方互利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有着广阔的前景。中澳自贸协定实施以来,红利不断释放,澳奶粉、红酒、保健品等对华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成为中国民众“海淘”的明星产品。双方可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拓展“自贸繁荣”,打造多元持续的经贸合作,开辟产能和三方市场、能矿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合作新领域,惠及两国民众福祉,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中澳也是双方民众彼此向往的出境旅游胜地。瑰丽的大堡礁,壮丽的艾尔斯岩石,娇憨的考拉都是中国游客的“心头好”,就像澳大利亚友人常常向我夸赞雄伟的万里长城、可爱的熊猫、美味的中国菜。今年是“中澳旅游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程度。相信两国人文、教育和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让中澳友好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亚太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中澳共同所在的家园,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秩序,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包括中澳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当前形势下,中方愿同澳方顺应地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大势,以实际行动共同发出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为地区乃至世界传递中澳信心,做出中澳贡献。

  未来,希望我们回忆起中澳关系的这一刻时会说,我们化时代挑战为历史机遇,以无私的共享和无畏的勇气,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缺乏方向感的时代,为中澳关系乃至世界贡献了向前走的动力。


]]>
柴琳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31:00 GMT
<![CDATA[李克强: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http://www.rmruk.com/101003/39926.aspx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

保持廉洁本色 勤勉尽责干事

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强调,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和转变政风,突出标本兼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马凯,国务委员郭声琨、王勇出席会议。国务委员杨晶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祝应邀出席会议。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各级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源头治理,突出限权管钱,狠抓督查问责,严格正风肃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不严格、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少数干部存在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必须以更有力举措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李克强提出五点要求:一是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用清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权,除涉及重大安全和公共利益等事项外,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消,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保障廉洁执法、公正执法,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让监管全过程“留痕”,提高监管效能。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在网上办的尽量上网办理,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营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双创”、增就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良好环境。


  二是切实管好用好公共资金。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原则上都要公开预决算。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及时拨付各类财政资金,解决在途时间长、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大力盘活沉淀资金,坚决查处小金库和截留挪用、贪污侵占等违法违规行为,为公共资金装上“安全锁”和“防盗门”。

  三是进一步加强国资国企和金融监管。在国企重组改制中既要大胆改革创新,促进国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又要防止国有资产被侵吞。健全境外国资经营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出资人审核把关程序。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监管合力,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严防金融风险和腐败。


  四是规范公共资源配置交易。完善并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做到公开透明,防止寻租腐败。

  五是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紧看住和管好用好扶贫、低保、棚改、医保资金等群众的“生存钱”、“救命钱”,使惠民资金和项目真正发挥效用。突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严厉查处基层各种微腐败、小官巨贪等问题,不断巩固基层反腐成果。


  李克强强调,廉洁是从政者的本色,勤政是公务员的本分。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国务院“约法三章”,勤勉尽责,勇于担当,全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

  监察部、发展改革委和贵州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
柴琳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13:00 GMT
<![CDATA[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全面做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工作]]>http://www.rmruk.com/101003/39925.aspx 

3月2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在四川省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作总结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全国和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四川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卫生与健康问题,加快推进健康四川建设。

  尹力强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按照省委部署,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全力做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医疗卫生和健康工作。一要坚持预防为主,突出健康生活普及和环境改善。要深入实施全民健康素养提升行动、健康城乡建设推进行动、绿色健康环境建设行动,让群众养成健康的好习惯,为群众创造卫生的好环境。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卫生与健康体制机制。要巩固和完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破除发展社会办医遇到的障碍,规范和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实现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让群众分享改革红利。三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要加快中医药健康发展,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抓好公共卫生、医疗卫生和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整体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诊疗服务流程,落实便民惠民措施,提高窗口服务效率,让群众方便就医更好就医。四要坚持服务脱贫攻坚,做好卫生扶贫工作。要建立贫困人群医疗救助机制,加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健全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加强贫困地区计划生育服务能力建设,做到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精准到病,全面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水平。五要坚持多元融合,大力发展健康产业。要大力实施健康产业创新发展行动,积极促进医疗与养老、旅游、食品、互联网、文化、体育等多产业跨界融合,加快孵化发展大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尹力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明晰责任分工,强化协同配合,健全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与健康事业投入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大力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持续强化督促检查和氛围营造,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取得好的成效。

  副省长杨兴平主持会议。

]]>
胡彦殊 石小宏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11:00 GMT
<![CDATA[尹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44次常务会议]]>http://www.rmruk.com/101003/39924.aspx
  会议原则通过《四川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构建“511”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5”即成都平原核心旅游区和川西北、川东北、攀西、川南旅游区等五大区域;“1”即大成都国际都市休闲旅游目的地、大峨眉国际度假旅游目的地、大九寨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等十大旅游目的地;后一个“1”为大熊猫国际生态旅游线、香格里拉文化与生态旅游线、蜀道三国文化旅游线等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规划》明确,将深度推动旅游业与文化、农业、工业、音乐、体育等产业双向渗透融合,变“旅游+”为“各行业+旅游”,创新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会议要求加强旅游业规划与交通、城镇建设等规划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营造全社会文明旅游大环境,保障旅游经济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

  会议原则通过《四川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优先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养老健康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巩固提升现代旅游、商贸流通、文化体育、房地产四大支柱型服务业;积极培育现代会展、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四大成长型服务业,力争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左右。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服务业人才培育引进,促进规划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会议原则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明确将进一步拓宽落户通道,制定实施配套政策,确保到2020年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8%左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次常务会议开始前,省旅发委主任傅勇林讲解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相关内容。

]]>
柴琳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08:00 GMT
<![CDATA[体  检  通  知]]>http://www.rmruk.com/903015/39923.aspx今年按照省医院安排,定于4月8、9日(周六、周日)、4月15日(周六)、23日(周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草堂病区)开展2017年全院职工体检。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体检人员范围:院离退休同志、在职职工(编制内)
二、时间安排:
1.4月8、9日为在职职工体检专场,由院工会具体负责;
2.4月15、23日为离退休职工体检专场(含离退休处),由院离退休处具体负责,院工会协助。
如因个人时间问题,均可在这四天自由选择安排。
4月8日安排单位:院领导、党政办公室、科研处、智库处、研究生学院、企管中心、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新闻传播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管理学研究所
4月9日安排单位:机关党委(工会)、人事处、财务处、后勤处、文献信息中心、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
    请参加体检的同志务必在当日上午7:00—9:30前携带身份证前往排队,9:30后体检中心将不再接待。如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体检者,请务必于于5月底前先与体检中心预约后持身份证前往体检(预约电话:87025858)。
三、体检地点:四川省人民医院草堂病区(大石西路62号)健康体检中心二部(服务台联系电话:87025858)
四、补充事宜:对体检有另外项目要求的同志,可到体检中心领取体检表时向体检中心提出,费用自理。
联系人员及电话:杨崇林(18980989850) 刘斌(13458685377)
院工会
2017年3月15日
]]>
柏志坚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10:05:00 GMT
<![CDATA[“请出”四川历史名人 重拾川人历史、文化和精神记忆]]>http://www.rmruk.com/101006/39922.aspx丨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学者解析丨

嘉陵江、岷江浩浩荡荡,穿行在蜀中大地。在滋润了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四川儿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一方文化。据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分析与观察,四川名人巨匠多,在分布上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嘉陵江出武将,岷江出文豪。”3月21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历史名人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名人。很多宝贵的人文资源沉睡在历史中,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借助“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让沉睡的历史资源重新“盘活”,重拾川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忆。

名人谱系

嘉陵江出武将岷江多文豪

嘉陵江流经之地,崇山峻岭,水流湍急,武将多。岷江一路奔腾而下,所经之地地势平缓,山清水秀,文豪多。这是李后强基于多年文化历史研究和观察做出的分析。

“历史名人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名人。”李后强说,四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名人巨匠灿若星辰。特别是历史上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闪烁着巴蜀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是四川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总体来说,文化名人在社会知名度很高,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诸如此类的名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挖掘,知名度相对小了点。

“譬如,落下闳。这种独一无二的资源,不挖掘真的是可惜了。”李后强说,作为我国西汉天文学家,历算学家,阆中桥楼乡人落下闳是《太初历》的制定者,也是最早的浑天仪制造者。他曾在其家乡阆中蟠龙山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民间观星台,改制了观测仪器浑仪。近代天文学史家朱文鑫曾评价他说,“自汉落下闳作浑天仪,始立仪象之权舆”,后来的天文历法家如贾违、张衡、祖冲之等人,都是在落下闳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落下闳堪称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之一。”除此之外,基于多年的观察,落下闳还首次确立了以孟春正月朔日为一元之始,这也是春节这一节日最早的起源。正因为此,落下闳还被昵称为“春节老人”。

2004年9月16日,经国家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已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从此,落下闳真正成为一颗璀璨星座永恒闪耀在星空中。“我们四川有两个牛人上了天。一个是巴金,另一个就是落下闳。”李后强说,像这样的名人必须要充分挖掘,让世人认识其价值。

方法原则

要真有其人其事其值其存

一个名人,造就一座城。这在国内外都有不少案例。“尤其是国外,对历史挖掘得比较深入。一个小镇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作家,就成了著名的观赏景点。”李后强说,甚至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经过打造和包装都自成一景,譬如丹麦的美人鱼。

“我们四川历史名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大家忽略了对其的挖掘。”李后强说,启动这项工程,可以让古为今用。让历史人物活起来,动起来,重拾四川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忆。

历史名人文化如何传承与创新?李后强深入分析了四川的优势。四川在国内率先启动这一工程,除了资源丰富,还基于四川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传习基础。一些保护或者挖掘得比较好的地方,譬如三苏祠,已经在区域甚至国内打响了名号。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接下来如何干?李后强分享了他的方法论,“我认为,重点是要做好四个‘化’,谋划、策划、规划和计划,做好规划图、设计图和施工图。”他表示,历史名人文化挖掘,要坚持一个导向,就是立足学术,着眼传承,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人物首先要正面、积极向上,能够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在国际国内有较大影响力。”李后强说,要坚持有遗迹有遗址有遗存。“我理解,就是要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真有其值、真有其存等。”

意义意涵

增强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

四川启动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工程,至少有两个效应。

在李后强看来,一个是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效应,通过文化带动的牵动效应。“历史名人文化不仅仅是文化上传承,还有强大的牵引作用,带动工业、旅游发展。”李后强说,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历史名人也是一个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大熊猫、麻婆豆腐之于四川。城市品牌提升了,人气提高了,必将带动城市发展腾飞。”

还有一个作用是激活效应。通过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对历史上无形资产再利用、深加工和扩张化,将沉寂的文化资源盘活起来。

此外,全省范围组织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有利于延续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增强四川文化软实力、影响力、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个工程,未来有望带动六个一批。即建立一批学术研究中心、创建

一批文化传习基地、策划一批文化品牌活动、创作一批文艺精品力作、打造一批主题旅游线路、研发一批优秀文创产品。”李后强说,我们一直在说,要增强文化自信,“这个活动本身,也是四川增强文化自信的一个具体举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
管理员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09:35:00 GMT
<![CDATA[后勤管理处党支部重点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http://www.rmruk.com/910013/39921.aspx

为进一步加强支部建设,继续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322日下午,后勤管理处党支部再次重点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十六章《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会议由支部书记黎阳主持。

全体党员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战略定力、提高思维能力、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功、发扬钉钉子精神、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部署过河任务,又指导解决的问题,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典范。

黎阳就2017年继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调了四点意见,一是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历史,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二是要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和本职工作,不断完善业务工作流程和制度体系建设。三是学习教育要与后勤服务保障业务工作和当前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通过开展学习教育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及时弥补短板,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四是要提高再学习能力,主动带头学习管理知识、业务知识、相关政策,提高建设高质量后勤服务工作的本领和能力。

]]>
马昌礼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09:32:00 GMT
<![CDATA[第27届全国书博会将办]]>http://www.rmruk.com/101004/39920.aspx21日从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暨预备会获悉,本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将于5月31日至6月3日在河北廊坊举行。

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设在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可用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安排传统展区、特色展区共13个。同时,本届书博会还将在唐山市南湖国际会展中心设立会场,在西柏坡、白洋淀设两个专题展览。“文化燕赵、书香中国”被确定为本届书博会主题。

为将这一届书博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充分展示优秀燕赵文化、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和出版物交流平台,书博会开幕前,将开展“迎书博、读好书”全民阅读活动、“书香中国万里行·河北站”专题活动、“书博大篷车·美丽河北行”大型活动以及“运河文化、书香燕赵”“读红色经典、品燕赵文化”等多项活动。展会期间还将开展15项重点活动和上百场次特色活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强调,办好本届书博会意义重大,既是出版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全面集中展示,也是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的一项重要工作。

]]>
记者吴娜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09:20:00 GMT
<![CDATA[国家“一带一路”官网正式上线运行]]>http://www.rmruk.com/101004/39918.aspxwww.yidaiyilu.gov.cn)3月21日正式上线运行,网站微博、微信同步开通。中国一带一路网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图为网民在浏览“一带一路”官网。]]>吴溟0Wed, 22 Mar 2017 00:00:00 GMTWed, 22 Mar 2017 09:19:00 GMT